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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971年3月9日
住院
中午，他俩下楼来到急诊病房，在转门后的长凳上坐了下来，转门出去就是狭窄的救护车通道。两人中年长的一位叫埃利斯，他神情紧张又专注，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年轻的一位叫莫里斯，他嘴里嚼着糖，把手中的糖纸揉成一团，塞在了白大褂的口袋里。
他们坐在那里，可以看到外面的阳光照射在两块标志牌上。大的牌子上写着“急诊病房”小的牌子上写着“救护车专用停车场”他们听见远处传来了救护车的警报声。
“是他吗？”埃利斯说。
莫里斯看看手表。“恐怕不是，大早了点。”
他俩坐在长凳上，听着警报声越来越近。埃利斯摘下眼镜，用领带擦了擦眼镜玻璃。急诊病房一个莫里斯还不知姓名的护士走了过来，她兴高采烈他说：“这是欢迎委员会吧？”埃利斯包斜了她一眼。莫里斯说：“我们直接送他进来，你们有他的病情记录图表吗？”
护士答道：“有，我想有的，医生。”说完，她就怏怏不乐地离开了。
埃利斯叹了口气，他戴上眼镜，朝离去的护士皱皱眉头。“我想这该死的医院都知道了。”
“可这是不许泄露的重要机密。”
警报声这时已经很近。他俩透过窗户看见一辆救护车倒进狭窄的通道，两名护理员打开车门，拉出担架。一个身体虚弱的老年妇女躺在担架上，气喘吁吁，喉咙口发出泅泅的声音。莫里斯望着她被抬进一间治疗室，心想这是一位严重的肺气肿患者。
“我希望他状况良好，”埃利斯说。
“谁？”
“本森”
“怎么会不好呢？”
“或许他们早就揍了他一顿。”埃利斯闷闷不乐地注视着窗外。他真的是情绪不好，莫里斯心想。他知道这意味着埃利斯的内心很不平静。他和埃利斯合作过不少手术，完全清楚他的情绪规律。手术前由于承受的心里压力性情变得十分暴躁——手术开始后便是彻底的几乎是懒洋洋的平静。“他究竟要什么时候到？”埃利斯说着，又看了看手表。
莫里斯改变话题说道：“是要求我们三点半到吗？”下午三点半，本森将在神经外科特别会诊会上被介绍给到会的医生。
“据我所知，”埃利斯说“罗斯负责介绍。我只希望本森状况良好。”
喇叭里一个软绵绵的声音说道：“埃利斯医生，约翰埃利斯医生，2234。埃利斯医生，2234。”
埃利斯起身去回电话。“喂，”他喊道。
莫里斯知道2234是动物实验室的分机号码。刚才的喊话也许表明猴子出了麻烦，埃利斯上个月每周为三只猴子做实验，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同事作好准备。
他望着埃利斯走过房间，在挂壁式电话旁回话。埃利斯走路时一颠一跛，是小时候一次受伤事故弄断了他右腿的腓骨神经。莫里斯始终没搞清楚那次受伤和埃利斯后来决定当神经外科医生有无联系。毫无疑问，埃利斯所持的态度是决心矫正缺陷，治愈病人。他一直对病人说这句话：“我们能把你治好。”他自己的缺陷似乎不只是腿跛，他未老头先秃，视力不佳，眼镜玻璃又厚又沉。这使他显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人们因此也就更加容忍他的暴躁性情。
莫里斯注视着窗外的阳光和停车场。下午的探访时间要到了，病人的亲属把汽车开进停车场，钻出汽车，抬头望望医院的高楼。显而易见，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忧虑的神情，医院是个人见人怕的地方。
莫里斯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今年的洛杉矶春意盎然，阳光明媚，可他的脸色仍然和他每天穿的白大褂一样苍白。他应该更经常地到户外活动活动，他告诫自己，他应该从现在开始到室外吃午饭。他当然也打打网球，可那通常是在晚上。
埃利斯边摇头边往回走。“是埃塞尔，她把缝合的伤口撕开了。”
“怎么会呢？”埃塞尔是一只岁数不大的猕猴，她前天接受了脑外科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埃塞尔特别听话，猕猴都很听话。
“我不知道，”埃利斯说“显然她把一只绑着的手臂松了出来，反正她现在吱吱地叫个不停，骨头从旁边突了出来。”
“她把电线拉出来没有？”
“我不知道。可我现在要过去帮她重新缝起来。这边你能处理吗？”
“我想没问题。”
“同警察打交道没事吧？”埃利斯说“我想他们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的。”
“是的，我想他们不会。”
“你尽快把本森送到七楼，”埃利斯说“然后打电话给罗斯。我会尽早过来的。”他看了下手表。“如果她老老实实的话，重新缝一下伤口大概需要四十分钟。”
“祝她好运，”莫里斯说。
埃利斯面露温色走开了。
他走后，急诊病房的那个护士又回来了。“他怎么啦？”她问道。
“有点急躁，”莫里斯说。
“肯定是的，”护士说。她停止说话朝窗外张望。目光迟迟不愿移开。
莫里斯用犀利的目光打量着她。他在医院里度过了不少年头，完全能够识别显示地位的微妙迹象。他开始当实习医生时，根本没有地位。大多数护士比他更了解药理，如果她们烦了，就毫不隐瞒这种情绪。“我看你不是想那样吧，医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了外科住院医生，护士们对他的态度比以前恭敬了。他当上高级住院医生时，已精通业务，工作游刃有余，有几个护士也就亲切地直呼其名。最后，他被调到神经精神病研究室，成了一名年资较低的研究人员，于是拘谨作为一种新的地位标志重新出现了。
但眼前的情景是另一回事：一个护士在他面前流连忘返，因为他具有特殊的重要影响，因为医院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护士望着窗外说道：“他来啦。”
莫里斯起身朝窗外张望。一辆蓝色的押送警车驶到急诊病房前，掉转车头，倒进救护车通道。“好吧，”他说“通知七楼，告诉他们我们这就上去。”
“好的，医生。”
护士离去。两名救护车护理员打开医院大门。他们对本森的事一无所知，其中一个对莫里斯说：“你等这位吗？”
“是的。”
“急诊病人？”
“不，是直接住院病人。”
两名护理员点点头，望着开车的警官走过来打开押送车的后门。坐在后面的两个警察跳下车，在阳光下眨眨眼睛。这时，本森走下押送车。
像往常一样，莫里斯被他的外表感动了，本森是个温顺的人，矮胖的身体，年纪在三十岁上下。他站在警车前，双手被手铐铐在前面，显得无可奈何。他见到莫里斯后说了声“你好”便尴尬地把目光移开了。
一个警察问：“是你负责？”
“是的，我是莫里斯医生。”
警察朝医院里边指指。“请带路，医生。”
莫里斯说：“你介意把他的手铐下掉吗？”
本森抬头看了莫里斯一眼，随即又低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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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1971年3月9日
住院
中午，他俩下楼来到急诊病房，在转门后的长凳上坐了下来，转门出去就是狭窄的救护车通道。两人中年长的一位叫埃利斯，他神情紧张又专注，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年轻的一位叫莫里斯，他嘴里嚼着糖，把手中的糖纸揉成一团，塞在了白大褂的口袋里。
他们坐在那里，可以看到外面的阳光照射在两块标志牌上。大的牌子上写着“急诊病房”小的牌子上写着“救护车专用停车场”他们听见远处传来了救护车的警报声。
“是他吗？”埃利斯说。
莫里斯看看手表。“恐怕不是，大早了点。”
他俩坐在长凳上，听着警报声越来越近。埃利斯摘下眼镜，用领带擦了擦眼镜玻璃。急诊病房一个莫里斯还不知姓名的护士走了过来，她兴高采烈他说：“这是欢迎委员会吧？”埃利斯包斜了她一眼。莫里斯说：“我们直接送他进来，你们有他的病情记录图表吗？”
护士答道：“有，我想有的，医生。”说完，她就怏怏不乐地离开了。
埃利斯叹了口气，他戴上眼镜，朝离去的护士皱皱眉头。“我想这该死的医院都知道了。”
“可这是不许泄露的重要机密。”
警报声这时已经很近。他俩透过窗户看见一辆救护车倒进狭窄的通道，两名护理员打开车门，拉出担架。一个身体虚弱的老年妇女躺在担架上，气喘吁吁，喉咙口发出泅泅的声音。莫里斯望着她被抬进一间治疗室，心想这是一位严重的肺气肿患者。
“我希望他状况良好，”埃利斯说。
“谁？”
“本森”
“怎么会不好呢？”
“或许他们早就揍了他一顿。”埃利斯闷闷不乐地注视着窗外。他真的是情绪不好，莫里斯心想。他知道这意味着埃利斯的内心很不平静。他和埃利斯合作过不少手术，完全清楚他的情绪规律。手术前由于承受的心里压力性情变得十分暴躁——手术开始后便是彻底的几乎是懒洋洋的平静。“他究竟要什么时候到？”埃利斯说着，又看了看手表。
莫里斯改变话题说道：“是要求我们三点半到吗？”下午三点半，本森将在神经外科特别会诊会上被介绍给到会的医生。
“据我所知，”埃利斯说“罗斯负责介绍。我只希望本森状况良好。”
喇叭里一个软绵绵的声音说道：“埃利斯医生，约翰埃利斯医生，2234。埃利斯医生，2234。”
埃利斯起身去回电话。“喂，”他喊道。
莫里斯知道2234是动物实验室的分机号码。刚才的喊话也许表明猴子出了麻烦，埃利斯上个月每周为三只猴子做实验，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同事作好准备。
他望着埃利斯走过房间，在挂壁式电话旁回话。埃利斯走路时一颠一跛，是小时候一次受伤事故弄断了他右腿的腓骨神经。莫里斯始终没搞清楚那次受伤和埃利斯后来决定当神经外科医生有无联系。毫无疑问，埃利斯所持的态度是决心矫正缺陷，治愈病人。他一直对病人说这句话：“我们能把你治好。”他自己的缺陷似乎不只是腿跛，他未老头先秃，视力不佳，眼镜玻璃又厚又沉。这使他显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人们因此也就更加容忍他的暴躁性情。
莫里斯注视着窗外的阳光和停车场。下午的探访时间要到了，病人的亲属把汽车开进停车场，钻出汽车，抬头望望医院的高楼。显而易见，他们的脸上露出了忧虑的神情，医院是个人见人怕的地方。
莫里斯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今年的洛杉矶春意盎然，阳光明媚，可他的脸色仍然和他每天穿的白大褂一样苍白。他应该更经常地到户外活动活动，他告诫自己，他应该从现在开始到室外吃午饭。他当然也打打网球，可那通常是在晚上。
埃利斯边摇头边往回走。“是埃塞尔，她把缝合的伤口撕开了。”
“怎么会呢？”埃塞尔是一只岁数不大的猕猴，她前天接受了脑外科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埃塞尔特别听话，猕猴都很听话。
“我不知道，”埃利斯说“显然她把一只绑着的手臂松了出来，反正她现在吱吱地叫个不停，骨头从旁边突了出来。”
“她把电线拉出来没有？”
“我不知道。可我现在要过去帮她重新缝起来。这边你能处理吗？”
“我想没问题。”
“同警察打交道没事吧？”埃利斯说“我想他们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的。”
“是的，我想他们不会。”
“你尽快把本森送到七楼，”埃利斯说“然后打电话给罗斯。我会尽早过来的。”他看了下手表。“如果她老老实实的话，重新缝一下伤口大概需要四十分钟。”
“祝她好运，”莫里斯说。
埃利斯面露温色走开了。
他走后，急诊病房的那个护士又回来了。“他怎么啦？”她问道。
“有点急躁，”莫里斯说。
“肯定是的，”护士说。她停止说话朝窗外张望。目光迟迟不愿移开。
莫里斯用犀利的目光打量着她。他在医院里度过了不少年头，完全能够识别显示地位的微妙迹象。他开始当实习医生时，根本没有地位。大多数护士比他更了解药理，如果她们烦了，就毫不隐瞒这种情绪。“我看你不是想那样吧，医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成了外科住院医生，护士们对他的态度比以前恭敬了。他当上高级住院医生时，已精通业务，工作游刃有余，有几个护士也就亲切地直呼其名。最后，他被调到神经精神病研究室，成了一名年资较低的研究人员，于是拘谨作为一种新的地位标志重新出现了。
但眼前的情景是另一回事：一个护士在他面前流连忘返，因为他具有特殊的重要影响，因为医院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护士望着窗外说道：“他来啦。”
莫里斯起身朝窗外张望。一辆蓝色的押送警车驶到急诊病房前，掉转车头，倒进救护车通道。“好吧，”他说“通知七楼，告诉他们我们这就上去。”
“好的，医生。”
护士离去。两名救护车护理员打开医院大门。他们对本森的事一无所知，其中一个对莫里斯说：“你等这位吗？”
“是的。”
“急诊病人？”
“不，是直接住院病人。”
两名护理员点点头，望着开车的警官走过来打开押送车的后门。坐在后面的两个警察跳下车，在阳光下眨眨眼睛。这时，本森走下押送车。
像往常一样，莫里斯被他的外表感动了，本森是个温顺的人，矮胖的身体，年纪在三十岁上下。他站在警车前，双手被手铐铐在前面，显得无可奈何。他见到莫里斯后说了声“你好”便尴尬地把目光移开了。
一个警察问：“是你负责？”
“是的，我是莫里斯医生。”
警察朝医院里边指指。“请带路，医生。”
莫里斯说：“你介意把他的手铐下掉吗？”
本森抬头看了莫里斯一眼，随即又低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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