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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有私、朝中有党？”包大仁微微沉吟，心里隐隐把握到秦桧这番话的目的。
秦桧点头道：“不错！本朝定鼎以来，广开科考之门，大量起用出身寒门之士，君王放权于士人，形成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盛况。只是本朝太祖目睹五代权臣之乱，深恐如此一来，恐怕士大夫权重难治，是以定下了‘异论相扰’之策，有意在朝中扶植持不同政见者分任宰执，以收相互制衡之效。这在一时间固然有利于君王控制臣下，只是绵延成积习，却是俨然已成为本朝最大的隐患之所在。”
“宰执之间，因政见不同而相互攻讦，为巩固自身地位，不得不交连门生，广结朋党，而朝中官员，为求晋身之阶，也不得不分投不同宰执门下，以求荫庇。久而久之，朝中议事，不论是非，只论派系，任谁欲做成一事均是相互牵制，久议而难决。契丹、女真虽则物力人口，均不比本朝，决事却是专权而速，其力聚而弥强；本朝虽物富民丰，若论武备军需，比之契丹、女真，富庶何止十倍，但无奈绝大多数的精力资源，却都花费在了相互之间的内耗之上。与敌接战还未开打，后方争功者有之，嫉妒者有之，借机安插亲信子侄谋个出身者有之，如此为政，又岂能言胜？”
他看着包大仁，淡淡说道：“行军与治政，本是一体，实非两端。昔日亶渊一战，本朝真宗皇帝御驾亲征，有寇准从旁襄助，局面对本朝十分有利，本可借机一举攻入契丹，但却因王钦若与寇准政见不合，唯恐寇准借此立下不世之功，再非其所能匹敌，是以与真宗皇帝一席话，便葬送了寇准的一番苦功。自此之后，本朝对契丹再不曾起半分争雄之心，其根源便在于，若不能解决朝中之患，纵然再起百万大军，亦属枉然。”
包大仁眉头微锁，却也不得不缓缓点头。
秦桧所言，句句切中其弊。宋室立都定鼎以来，由太祖立下誓碑不杀大臣及言官，但却唯恐相权威及皇权，是以在朝中宰执官员中以“异论相扰”之策，使其相互制衡，同时又另开御史台，直接由天子掌控，其余人等包括宰执大臣在内，均不得过问御史言官之任免。专司弹劾包括宰执在内百官之过失，宰执若有不为国尽心尽职之处，御史言官可以风闻奏事，即时弹劾，纵然事后证明所奏不真，亦不加罪以御史言官。反而被弹劾的宰执大臣，无论御史所奏是否属实，只须御史奏章一抵御前，行文三省，那个被弹劾的宰执大臣便要自上请辞的奏疏，并跪伏御前以待处分，以此显示百官尽在天子耳目监察之内。
这样的一种制度设计本意是颇为完善的，宰执大臣由行政经验丰富的臣僚担任，庶可弥补天子官家身处深宫，疏离具体政务的缺憾。而“异论相扰”，分任不同政见的官员为宰执，不仅可以避免相权威凌皇权局面的产生，也可以使天子兼听则明，剖析利弊，并由此而由天子掌握最终裁决权。御史台的设置，则可以随时监督朝中百官的动向，若是官员一意党同伐异，不辩是非曲直，影响朝政运作，自有御史言官上书弹劾，纠正其过。而御史言官虽则地位超然，品秩却低，亦只能监督参议，不能直接参与朝政的实施，如此一来，则三者之间相互制衡，相互监控，哪怕任一个环节一时出了错误，也可以马上由其余两环监督弥补，不至于陷入举国大乱之中。
只是世上终究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如此施为，固然可以避免出现昏政乱政，但天子官家与宰执大臣加上御史言官之间，任一事都要相互辩论，求同存异，却是搞得要有任何举动均需朝堂上往复再三，议论良久，待得已有成议时，一则能通过的折衷方案早已是遍采诸说，尽数被磨去了棱角，往往已是面目全非，以现实相去不可道里计；二则经过朝堂之上一议再议，待得终究能有所作为的时候，早已是事过境迁，特别是在这个往来通讯极为不便的年代，这个问题更是突出。
而且有宋一代吸收唐末五代时的教训，唯恐前线武将拥兵自重，危及中央政权，是以不但一向偃武修文，多以文人领军，甚至推行朝中遥制前线军队的策略，将帅在领军出征之时，按例当由天子官家颁下阵图，前线军士行军接战之时，必须按照天子官家颁下的阵图行事，否则便是抗旨不遵，目无君上，随时被御史言官参上一本，便是抄家灭族之祸。
如此一来，前线将帅等于完全被束住了手脚，殊难根据现实情况随机应变，尚未交手便已然输掉了一半。
大宋朝的天子官家，除了太祖、太宗是弓马皇帝，出身行伍，对于行军布阵尚有一定认识之外，其余皇帝，无不长于宫墙之内，养于妇人之手，让其来运筹帷幄之中，针对千里之外的战局颁下阵图，以此退敌，实在不过是一场笑话了。
相反昔日契丹之辽、今日女真之金，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原先部落联盟的半开化状态，推行军民一体，亦兵亦民的制度，大权集于少数几个贵族之手，一俟有所动作，便是雷霆万钧，迅雷不及掩耳，临阵对敌，更是来去如风，去势莫定，千变万化，自是让固守阵图的宋军感到难以抵挡。
这种局面，虽然也曾一度想加以改变，但也直至汴梁城为金人所破，宋室南迁，中央政府失去对各地军旅的绝对控制之后，才可谓被完全打破。
然则近来随着南宋小朝廷根基日固，岳飞、刘琦等一干武将风头渐长，朝中也颇有人提议恢复昔日之制，以加强对武人的掌控，而且此议附和者甚众，若非宋金和议未成，女真铁骑挥师江南，只怕不日内已然成为了现实。
包大仁蓦地心头一动，有点明白了那位乍然间变得如斯英明神武的天子官家，为何会突然想要御驾亲征。
天子亲征，一方面恐怕固然是如自己原先猜测的一般，是不想兵权久集于将帅之手，岳飞威望原本已自极高，经风波亭一狱，险死还生，更是得尽军中上下同情，若再由其手大败女真金人，纵岳飞再无异心，亦难免殊恐势大难治。
但从另一方面讲，天子官家此次亲征，亦是打破原先本朝所有陈腐的行军常规的一次尝试，天子官家亲临战阵，等于将整个决策中心由朝堂移到了最前沿，一切决断均可由身在前线的天子官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再无其余力量可堪挚肘，如此方可随机应变，以求以少胜多，一举击败数量数倍于宋军的女真金人。
秦桧看着包大仁脸上阴晴不定，淡淡笑道：“是以攘外必先安内，若朝中弊端不除，与女真人之战纵可借天时地利之便，逞一时之快... -->>
“人心有私、朝中有党？”包大仁微微沉吟，心里隐隐把握到秦桧这番话的目的。
秦桧点头道：“不错！本朝定鼎以来，广开科考之门，大量起用出身寒门之士，君王放权于士人，形成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盛况。只是本朝太祖目睹五代权臣之乱，深恐如此一来，恐怕士大夫权重难治，是以定下了‘异论相扰’之策，有意在朝中扶植持不同政见者分任宰执，以收相互制衡之效。这在一时间固然有利于君王控制臣下，只是绵延成积习，却是俨然已成为本朝最大的隐患之所在。”
“宰执之间，因政见不同而相互攻讦，为巩固自身地位，不得不交连门生，广结朋党，而朝中官员，为求晋身之阶，也不得不分投不同宰执门下，以求荫庇。久而久之，朝中议事，不论是非，只论派系，任谁欲做成一事均是相互牵制，久议而难决。契丹、女真虽则物力人口，均不比本朝，决事却是专权而速，其力聚而弥强；本朝虽物富民丰，若论武备军需，比之契丹、女真，富庶何止十倍，但无奈绝大多数的精力资源，却都花费在了相互之间的内耗之上。与敌接战还未开打，后方争功者有之，嫉妒者有之，借机安插亲信子侄谋个出身者有之，如此为政，又岂能言胜？”
他看着包大仁，淡淡说道：“行军与治政，本是一体，实非两端。昔日亶渊一战，本朝真宗皇帝御驾亲征，有寇准从旁襄助，局面对本朝十分有利，本可借机一举攻入契丹，但却因王钦若与寇准政见不合，唯恐寇准借此立下不世之功，再非其所能匹敌，是以与真宗皇帝一席话，便葬送了寇准的一番苦功。自此之后，本朝对契丹再不曾起半分争雄之心，其根源便在于，若不能解决朝中之患，纵然再起百万大军，亦属枉然。”
包大仁眉头微锁，却也不得不缓缓点头。
秦桧所言，句句切中其弊。宋室立都定鼎以来，由太祖立下誓碑不杀大臣及言官，但却唯恐相权威及皇权，是以在朝中宰执官员中以“异论相扰”之策，使其相互制衡，同时又另开御史台，直接由天子掌控，其余人等包括宰执大臣在内，均不得过问御史言官之任免。专司弹劾包括宰执在内百官之过失，宰执若有不为国尽心尽职之处，御史言官可以风闻奏事，即时弹劾，纵然事后证明所奏不真，亦不加罪以御史言官。反而被弹劾的宰执大臣，无论御史所奏是否属实，只须御史奏章一抵御前，行文三省，那个被弹劾的宰执大臣便要自上请辞的奏疏，并跪伏御前以待处分，以此显示百官尽在天子耳目监察之内。
这样的一种制度设计本意是颇为完善的，宰执大臣由行政经验丰富的臣僚担任，庶可弥补天子官家身处深宫，疏离具体政务的缺憾。而“异论相扰”，分任不同政见的官员为宰执，不仅可以避免相权威凌皇权局面的产生，也可以使天子兼听则明，剖析利弊，并由此而由天子掌握最终裁决权。御史台的设置，则可以随时监督朝中百官的动向，若是官员一意党同伐异，不辩是非曲直，影响朝政运作，自有御史言官上书弹劾，纠正其过。而御史言官虽则地位超然，品秩却低，亦只能监督参议，不能直接参与朝政的实施，如此一来，则三者之间相互制衡，相互监控，哪怕任一个环节一时出了错误，也可以马上由其余两环监督弥补，不至于陷入举国大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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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近来随着南宋小朝廷根基日固，岳飞、刘琦等一干武将风头渐长，朝中也颇有人提议恢复昔日之制，以加强对武人的掌控，而且此议附和者甚众，若非宋金和议未成，女真铁骑挥师江南，只怕不日内已然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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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另一方面讲，天子官家此次亲征，亦是打破原先本朝所有陈腐的行军常规的一次尝试，天子官家亲临战阵，等于将整个决策中心由朝堂移到了最前沿，一切决断均可由身在前线的天子官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再无其余力量可堪挚肘，如此方可随机应变，以求以少胜多，一举击败数量数倍于宋军的女真金人。
秦桧看着包大仁脸上阴晴不定，淡淡笑道：“是以攘外必先安内，若朝中弊端不除，与女真人之战纵可借天时地利之便，逞一时之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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