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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难免产生李侍尧为进贡所迫不得不让属员"帮贡"的联想。
乾隆不能不静下心来专心思考如何找一个既保全国体，又不损及自己颜面的得体的说法。第二天，通过行在内阁发布的明发上谕是这样开头的：
李侍尧由将军用至总督，历任各省，前后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用为大学士。李侍尧具有天良，自应感激朕恩，奉公洁己，意图报效。乃昨据海宁呈禀李侍尧贪纵营私各款，因命侍郎和坤、陈道海、喀宁阿前往查办。
下面罗列经和坤等查实的李侍尧各罪款，其中收受素尔方阿等共一万六千两银子一款，用的是经过删节的李侍尧的供词："交与佐杂孙允恭赴苏带往是有的。"带银子一万六千两"赴苏"干什么?当然不便明说，老百姓可能莫名其妙，大臣们则心照不宣。再看下面李侍尧"卖珠子"一款，同样是经过仔细推敲下笔的："又据张永受供，发出珠子二颗，一卖给昆明县知县杨奋，勒要银三千两，一卖给同知方洛，勒要银二千两。质之李侍尧，称也是有的。"以督抚之尊，向属员变卖珠子，这行同市井的秽行固然可鄙，但它的奥秘在于，杨、方二人又将珠子返还给了李侍尧，而李侍尧则以真珠充贡，进献皇上。这是万万不能透露的，所以上谕点到卖珠子而止，以下情节全部砍掉。经过如此精心掩饰，明发上谕后便显得理直气壮：
李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乃负恩婪索，盈千累万，甚至向属员变卖珠子，赃私狼藉，如此不堪，实朕梦想所不到!不特朕用人颜面攸关，即各省督抚闻之，谅无不惭愧痛恨矣。
谕旨最后宣布将李侍尧革职拿问，素尔方阿、汪圻、庄肇奎、张珑、方洛、杨奋一并革职，交和坤等严审定拟具奏。同时由内阁公布的谕旨还有，将云南巡抚孙士毅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
孙士毅走通了和珅的路子，临行前乾隆又改变主意命他留京纂修《四库全书》，特受翰林院编修，理由是孙学问优长；调奉天将军安吉保任云贵总督，命严希深驰驿前往署理云南巡抚。
和珅快刀斩乱麻，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此时不报何时报？趁李侍尧落难要他的命。也不和陈道海商量，直接乾纲独断，大笔一挥，就把结案呈词给报了上去：
“李侍尧婪索赃私盈千累万，且明知素尔方阿系管场之员，向其勒索多赀，即与侵亏无异，将李侍尧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
至于素尔方阿等的定罪量刑，大体依据"与受同科"这莫名其妙条例的精神，谁供认的越多，谁受的惩处越严厉：素尔方阿供
出因畏惧总督将所管银厂盈余馈送李侍尧至八千两之多，其中五千两是主动供出的，被判死刑--"斩监候，秋后处决"，家产全部抄没；原任臬司汪圻、道员汪肇奎馈送银子少一点，判了"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永远充当苦差"的比无期徒刑还重的罪，家产同样全部抄没；原任知府张珑、原任同知方洛和知县杨奋各馈送四千两、三千两、二千两，判刑又稍轻一点--"发往乌鲁木齐，自备资斧，效力赎罪"，当然，家产也是全部抄没；德起一共馈送七千两，但"业经病故，应毋庸议"，看来惟有他最幸运，尽管抄家并不能免。
和珅也有他的如意算盘，他知道李侍尧也颇得乾隆宠信，一旦罪名一开始就定得太重，容易引起乾隆的不满。先定个斩监候，麻痹一下乾隆，而后再一步步地把李侍尧的罪行推高，直至斩立决。
经钦差大臣遵旨初审拟罪上奏之后，按常规由皇帝批谕"该部议奏"，即将钦差大臣初审的奏折批交刑部核议，由刑部拿出本部意见上奏。但李侍尧系大学士兼管总督，为朝廷大臣，国家体统的尊严所系，不宜由刑部论议；况且，刑部侍郎喀宁阿与和珅同往云南审案，已经表达了该部的意见。像李侍尧这样的大案重案，由皇帝批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核拟速奏"，应该说是最符合当时司法常规的。
但乾隆深知如果走这样的程序，李侍尧必死无疑。因为三法司的大臣们惟知就法 论法，他们肯定认为钦差大臣和坤拟的"斩监候"失之轻纵，只有"从重立决"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果不交三法司，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批交"大学士、九卿会同核拟具奏"。大学士九卿会议解决的是"事体重大或理有疑难"的问题，大学士、九卿会审是最高审级，由它决定李侍尧生死，于国家体制讲是正办，就国家常规司法程序而言也讲得通。更重要的是，大学士九卿会议虽说体制尊崇，其实不过走走形式而已。这一点，乾隆心里非常明白。
九卿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九个衙门的堂官。由于各部院堂官实行满汉复职制，所以每部有满汉尚书二人，加上七八位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如果都到齐了，总该在二十人上下。
让这么一个等级森严又各自业务"隔行如隔山"的国务会议去解决某一个如李侍尧如何定罪量刑的十分专业的问题，怎么能不走形式呢?所以大家并不十分重视，随便找个理由请假，或者到了会场干别的事扯闲篇儿，甚至借机闭目养神，结果一开就是几天。像这么个弊端，乾隆知之甚详，但由于其存在有其可利用的地方，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雍正就当面骂过这帮有头有脸的大臣说：“迩来九卿坐班，多有不齐，及至会议，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或假寐闲谈，迟延累日。”
乾隆帝完全有理由并有把握认为，把李侍尧交大学士九卿会审，维持钦差大臣和坤斩监候原拟，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待拖过一段时间后再法外开恩赦免李侍尧就顺利成章了。
谁承想，结果竞大出乾隆意料之外!
注：1、李侍尧，(?一1788)，清汉军镶黄旗人，字钦斋，二等伯李永芳四世孙。乾隆初，以荫生授印务章京，累迁至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二十一年擢工部侍郎，同年署两广总督。二十八年授湖广总督。二十九年再调两广总督平定丰顺朱阿娄农民起义。三十二年袭二等昭信伯。三十八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人觐赐黑狐端罩”。四十二年军机大臣兼职云贵总督。四十五年受海宁举报而夺官下狱，四十六年因苏四十三起义而复出，领总督事。四十七年恢复原品级，加太子太保。后来出征台湾有功，得以入列“紫光阁平台湾二十功臣”。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以疾卒，谥恭毅。
2、孙士毅：字智冶，一字补山，浙江仁和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二十七年，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大学士傅恒督师讨缅甸，叙劳，迁户部郎中。擢大理寺少卿。出为广西布政使。擢云南巡抚。总督李侍尧以赃败，士毅坐不先举劾，夺职，后命纂校四库全书，授翰林院编修。书成，擢太常寺少卿。复出为山东布政使。擢广西巡抚，移广东。寻署两广总督。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士毅有功加太子太保，赐双眼翎、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会安南之乱，士毅领军出战，大败，罢封爵，并撤红宝石顶、双眼花翎，解总督任，以福康安代之。未几，两江总督书麟坐高邮书吏伪印冒徵被谴，以士毅代之，五十六年，召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廓尔喀用兵，命摄四川总督，督饷。五十七年，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旋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六十年春，湖南苗为乱，入四川秀山境，士毅督兵驻守击贼。嘉庆元年，湖北教匪为乱，士毅移军来凤，战屡胜，封三等男。六月，卒於军中，赠公爵，谥文靖。以其孙均袭伯爵。
，让人难免产生李侍尧为进贡所迫不得不让属员"帮贡"的联想。
乾隆不能不静下心来专心思考如何找一个既保全国体，又不损及自己颜面的得体的说法。第二天，通过行在内阁发布的明发上谕是这样开头的：
李侍尧由将军用至总督，历任各省，前后二十余年，因其才具尚优，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用为大学士。李侍尧具有天良，自应感激朕恩，奉公洁己，意图报效。乃昨据海宁呈禀李侍尧贪纵营私各款，因命侍郎和坤、陈道海、喀宁阿前往查办。
下面罗列经和坤等查实的李侍尧各罪款，其中收受素尔方阿等共一万六千两银子一款，用的是经过删节的李侍尧的供词："交与佐杂孙允恭赴苏带往是有的。"带银子一万六千两"赴苏"干什么?当然不便明说，老百姓可能莫名其妙，大臣们则心照不宣。再看下面李侍尧"卖珠子"一款，同样是经过仔细推敲下笔的："又据张永受供，发出珠子二颗，一卖给昆明县知县杨奋，勒要银三千两，一卖给同知方洛，勒要银二千两。质之李侍尧，称也是有的。"以督抚之尊，向属员变卖珠子，这行同市井的秽行固然可鄙，但它的奥秘在于，杨、方二人又将珠子返还给了李侍尧，而李侍尧则以真珠充贡，进献皇上。这是万万不能透露的，所以上谕点到卖珠子而止，以下情节全部砍掉。经过如此精心掩饰，明发上谕后便显得理直气壮：
李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乃负恩婪索，盈千累万，甚至向属员变卖珠子，赃私狼藉，如此不堪，实朕梦想所不到!不特朕用人颜面攸关，即各省督抚闻之，谅无不惭愧痛恨矣。
谕旨最后宣布将李侍尧革职拿问，素尔方阿、汪圻、庄肇奎、张珑、方洛、杨奋一并革职，交和坤等严审定拟具奏。同时由内阁公布的谕旨还有，将云南巡抚孙士毅革职，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效力赎罪。
孙士毅走通了和珅的路子，临行前乾隆又改变主意命他留京纂修《四库全书》，特受翰林院编修，理由是孙学问优长；调奉天将军安吉保任云贵总督，命严希深驰驿前往署理云南巡抚。
和珅快刀斩乱麻，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此时不报何时报？趁李侍尧落难要他的命。也不和陈道海商量，直接乾纲独断，大笔一挥，就把结案呈词给报了上去：
“李侍尧婪索赃私盈千累万，且明知素尔方阿系管场之员，向其勒索多赀，即与侵亏无异，将李侍尧照侵盗钱粮一千两以上例，拟斩监候。”
至于素尔方阿等的定罪量刑，大体依据"与受同科"这莫名其妙条例的精神，谁供认的越多，谁受的惩处越严厉：素尔方阿供
出因畏惧总督将所管银厂盈余馈送李侍尧至八千两之多，其中五千两是主动供出的，被判死刑--"斩监候，秋后处决"，家产全部抄没；原任臬司汪圻、道员汪肇奎馈送银子少一点，判了"发往伊犁，自备资斧，永远充当苦差"的比无期徒刑还重的罪，家产同样全部抄没；原任知府张珑、原任同知方洛和知县杨奋各馈送四千两、三千两、二千两，判刑又稍轻一点--"发往乌鲁木齐，自备资斧，效力赎罪"，当然，家产也是全部抄没；德起一共馈送七千两，但"业经病故，应毋庸议"，看来惟有他最幸运，尽管抄家并不能免。
和珅也有他的如意算盘，他知道李侍尧也颇得乾隆宠信，一旦罪名一开始就定得太重，容易引起乾隆的不满。先定个斩监候，麻痹一下乾隆，而后再一步步地把李侍尧的罪行推高，直至斩立决。
经钦差大臣遵旨初审拟罪上奏之后，按常规由皇帝批谕"该部议奏"，即将钦差大臣初审的奏折批交刑部核议，由刑部拿出本部意见上奏。但李侍尧系大学士兼管总督，为朝廷大臣，国家体统的尊严所系，不宜由刑部论议；况且，刑部侍郎喀宁阿与和珅同往云南审案，已经表达了该部的意见。像李侍尧这样的大案重案，由皇帝批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核拟速奏"，应该说是最符合当时司法常规的。
但乾隆深知如果走这样的程序，李侍尧必死无疑。因为三法司的大臣们惟知就法 论法，他们肯定认为钦差大臣和坤拟的"斩监候"失之轻纵，只有"从重立决"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果不交三法司，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批交"大学士、九卿会同核拟具奏"。大学士九卿会议解决的是"事体重大或理有疑难"的问题，大学士、九卿会审是最高审级，由它决定李侍尧生死，于国家体制讲是正办，就国家常规司法程序而言也讲得通。更重要的是，大学士九卿会议虽说体制尊崇，其实不过走走形式而已。这一点，乾隆心里非常明白。
九卿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九个衙门的堂官。由于各部院堂官实行满汉复职制，所以每部有满汉尚书二人，加上七八位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如果都到齐了，总该在二十人上下。
让这么一个等级森严又各自业务"隔行如隔山"的国务会议去解决某一个如李侍尧如何定罪量刑的十分专业的问题，怎么能不走形式呢?所以大家并不十分重视，随便找个理由请假，或者到了会场干别的事扯闲篇儿，甚至借机闭目养神，结果一开就是几天。像这么个弊端，乾隆知之甚详，但由于其存在有其可利用的地方，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雍正就当面骂过这帮有头有脸的大臣说：“迩来九卿坐班，多有不齐，及至会议，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或假寐闲谈，迟延累日。”
乾隆帝完全有理由并有把握认为，把李侍尧交大学士九卿会审，维持钦差大臣和坤斩监候原拟，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待拖过一段时间后再法外开恩赦免李侍尧就顺利成章了。
谁承想，结果竞大出乾隆意料之外!
注：1、李侍尧，(?一1788)，清汉军镶黄旗人，字钦斋，二等伯李永芳四世孙。乾隆初，以荫生授印务章京，累迁至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二十一年擢工部侍郎，同年署两广总督。二十八年授湖广总督。二十九年再调两广总督平定丰顺朱阿娄农民起义。三十二年袭二等昭信伯。三十八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人觐赐黑狐端罩”。四十二年军机大臣兼职云贵总督。四十五年受海宁举报而夺官下狱，四十六年因苏四十三起义而复出，领总督事。四十七年恢复原品级，加太子太保。后来出征台湾有功，得以入列“紫光阁平台湾二十功臣”。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以疾卒，谥恭毅。
2、孙士毅：字智冶，一字补山，浙江仁和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二十七年，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大学士傅恒督师讨缅甸，叙劳，迁户部郎中。擢大理寺少卿。出为广西布政使。擢云南巡抚。总督李侍尧以赃败，士毅坐不先举劾，夺职，后命纂校四库全书，授翰林院编修。书成，擢太常寺少卿。复出为山东布政使。擢广西巡抚，移广东。寻署两广总督。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士毅有功加太子太保，赐双眼翎、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会安南之乱，士毅领军出战，大败，罢封爵，并撤红宝石顶、双眼花翎，解总督任，以福康安代之。未几，两江总督书麟坐高邮书吏伪印冒徵被谴，以士毅代之，五十六年，召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廓尔喀用兵，命摄四川总督，督饷。五十七年，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旋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六十年春，湖南苗为乱，入四川秀山境，士毅督兵驻守击贼。嘉庆元年，湖北教匪为乱，士毅移军来凤，战屡胜，封三等男。六月，卒於军中，赠公爵，谥文靖。以其孙均袭伯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