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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学校生活大多相似，不相似的是各自的叙述方式。我们也有调皮的高中生活，但我们没有作者如此“调皮”的、诙谐的、幽默的语言。语言是重要的，细节或许更重要。 在我的记忆里，九三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积雪还未消融，河流还未开冻，油菜花已经遍地金黄。在那个春天，困扰我的只有一个问题：一只蜜蜂的死亡到底需要多久？这个问题把我所有纤细如丝的脑神经纠缠成一团乱麻，以至我夜夜失眠。
陪伴我的，只有同学唐大明。他总是在半夜从自己的床上爬起，轻手轻脚地溜进我的被窝。唐大明揿亮手电筒，世界无比光明。两个侧躺着的少年在九三年的黑夜里睁着两只灯笼一样的眼睛，看蜜蜂坐在身体与身体的空隙。
校长说我已经无药可救。我把大把大把的睡眠撒落在敞亮透明的市重点高中的教室里，激怒了每一个对我寄予厚望的老师。五颜六色的粉笔无数次精确地轰炸了我毛茸茸的脑袋，我嘴角源源不断的口水还是浸透了所有的课本。我的屁股常常整天整天地贴不到椅子，一个又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冲锋枪似地扫射着我的耳朵，这也阻挡不了我准确无误地说出答案之后波涛般汹涌的呼噜。
每天的夕阳都是新的。夕阳诞生的时候，我和唐大明已经没入学校后边那片黄得耀眼的油菜地里。我捧着装了蜜蜂的罐头瓶，唐大明提着黑壳子的录音机。音乐响起的时候，唐大明的头上已经扎好了红绸带。我们总以为蜜蜂已经死了，它坐在瓶底，翅膀耷拉着，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我们的兴奋多于忧愁，等待一只蜜蜂的死亡来得多么不易。我们小心翼翼地翻转罐头瓶，唯恐一失手，它又活过来了。可是，它总是活过来了。它从瓶底滚落，身子贴紧泥土，一眨眼，就把翅膀扇得呼呼的，一个跃升，金黄色的身子隐入夕阳。唐大明像我一样失望，但转瞬即逝。他已经舞起来了。
很多人以为我和他们一样。除了唐大明，谁也不知道，我夜夜无眠，只是因为一只蜜蜂。很多人都是无眠的，很多人都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教室里黑板的右上角红字黄边地写着：离高考还有99天。一个夜晚过去，98天。再一个夜晚过去，97天。一个晚上能多搞一分，就能多搞99分。我也想要那99分。去年，校长让我剃掉胡子照了卡片照，贴到少年班的招生报名表上，年龄从十八岁降到十五岁，校长给我报的是华中理工大学。我考了，差重点线40分。如果今年能多搞99分，我就将超出重点线59分。我的天，清华，北大，还不跟玩似的。
捉到一只蜜蜂并不容易。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地释放一只看似死亡的蜜蜂，在悔恨声里再去捉另一只停在黄色花朵上的蜜蜂。童年的时候，捉到一只蜜蜂是多么容易。它们总是停在每堵墙的壁缝里，小棍伸进去，掏两下，金黄色的身体就滚落到装药片的玻璃瓶里了。在油菜地里捉蜜蜂，让我们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唐大明从家里带来了网兜，蜜蜂们终于一只接一只地束手就擒。
捉蜜蜂之前，唐大明总要跳上两首曲子。白不白蓝不蓝的牛仔裤紧绷着他的屁股，头上的红绸带火一样地飘飞。他的身体宛若水蛇，在油菜花的波浪里随心所欲。他的眼神如痴如狂，高高昂起的时候粘住了蓝天白云，低头俯视的时候蚂蚁也忘记了移动。我不会，我只好坐在地里，盯着他，和他身体四周无数飞舞的蜜蜂。
蜜蜂的纠缠丝毫影响不了我对每周一次模拟考试的全胜战绩。所有的题都和我亲近，我和它们在九三年之前的那个春天已经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在一次全校学生大会上，校长把一朵硕大无比的红绸编成的花戴在我的胸前，我和其他五个同学一起，头顶着“学习标兵”的光环，把排骨一样的胸脯高高挺起。我听见身后传来校长的声音。校长和身边的老师交头接耳。校长说，这个家伙天天睡觉还拿第一，天生就是读书的。我差点笑出声来，他不知道，一年前的我，已经做过了所有能找到的题。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我想起了我床上被子里的那只蜜蜂。
校长在去油菜地里的路上拦截了我们。罐头瓶在我的手里，蜜蜂在罐头瓶里。校长看着我，看着唐大明，看着一动不动的蜜蜂。我看着唐大明，唐大明看着我。蜜蜂也许已经死亡。我们无处逃遁。是的，那就是我们干的。所有人都在愤怒，只有我们在行动。几天前的一个风雨之夜，我打手电，唐大明揣了一盒粉笔，在学校宣传栏的所有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刻下最恶毒的诅咒，最淋漓的渲泄。所有的词语只指向一个人，一个暴君，一个贪污犯。所有的笔划都是利剑和匕首，足以毁灭一个人的肉体和灵魂。罪证赫赫，刻在第一块黑板上：一、封闭学校大门，不准外出就餐；二、饭票、菜票由分离改为一体，吃不饱，吃不好；三、推荐入党，不看表现，只看家长的权势和地位；四，评选省级三好，收受家长贿赂。
校长看着我们，是没有用的。唐大明用的是左手，笔迹根本对不出来。我们坚信，只要咬定了不承认，谁都拿我们没有办法。虽然越来越多的目光总是集中到我们的前胸后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去油菜地里，捉蜜蜂，和跳舞。
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见过蜜蜂的死亡。童年的时候，差一点就见到了。有人提议把从壁缝里掏出来的蜜蜂从玻璃瓶里倒出来，最后起飞的那... -->>
编者按 学校生活大多相似，不相似的是各自的叙述方式。我们也有调皮的高中生活，但我们没有作者如此“调皮”的、诙谐的、幽默的语言。语言是重要的，细节或许更重要。 在我的记忆里，九三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积雪还未消融，河流还未开冻，油菜花已经遍地金黄。在那个春天，困扰我的只有一个问题：一只蜜蜂的死亡到底需要多久？这个问题把我所有纤细如丝的脑神经纠缠成一团乱麻，以至我夜夜失眠。
陪伴我的，只有同学唐大明。他总是在半夜从自己的床上爬起，轻手轻脚地溜进我的被窝。唐大明揿亮手电筒，世界无比光明。两个侧躺着的少年在九三年的黑夜里睁着两只灯笼一样的眼睛，看蜜蜂坐在身体与身体的空隙。
校长说我已经无药可救。我把大把大把的睡眠撒落在敞亮透明的市重点高中的教室里，激怒了每一个对我寄予厚望的老师。五颜六色的粉笔无数次精确地轰炸了我毛茸茸的脑袋，我嘴角源源不断的口水还是浸透了所有的课本。我的屁股常常整天整天地贴不到椅子，一个又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冲锋枪似地扫射着我的耳朵，这也阻挡不了我准确无误地说出答案之后波涛般汹涌的呼噜。
每天的夕阳都是新的。夕阳诞生的时候，我和唐大明已经没入学校后边那片黄得耀眼的油菜地里。我捧着装了蜜蜂的罐头瓶，唐大明提着黑壳子的录音机。音乐响起的时候，唐大明的头上已经扎好了红绸带。我们总以为蜜蜂已经死了，它坐在瓶底，翅膀耷拉着，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我们的兴奋多于忧愁，等待一只蜜蜂的死亡来得多么不易。我们小心翼翼地翻转罐头瓶，唯恐一失手，它又活过来了。可是，它总是活过来了。它从瓶底滚落，身子贴紧泥土，一眨眼，就把翅膀扇得呼呼的，一个跃升，金黄色的身子隐入夕阳。唐大明像我一样失望，但转瞬即逝。他已经舞起来了。
很多人以为我和他们一样。除了唐大明，谁也不知道，我夜夜无眠，只是因为一只蜜蜂。很多人都是无眠的，很多人都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教室里黑板的右上角红字黄边地写着：离高考还有99天。一个夜晚过去，98天。再一个夜晚过去，97天。一个晚上能多搞一分，就能多搞99分。我也想要那99分。去年，校长让我剃掉胡子照了卡片照，贴到少年班的招生报名表上，年龄从十八岁降到十五岁，校长给我报的是华中理工大学。我考了，差重点线40分。如果今年能多搞99分，我就将超出重点线59分。我的天，清华，北大，还不跟玩似的。
捉到一只蜜蜂并不容易。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地释放一只看似死亡的蜜蜂，在悔恨声里再去捉另一只停在黄色花朵上的蜜蜂。童年的时候，捉到一只蜜蜂是多么容易。它们总是停在每堵墙的壁缝里，小棍伸进去，掏两下，金黄色的身体就滚落到装药片的玻璃瓶里了。在油菜地里捉蜜蜂，让我们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唐大明从家里带来了网兜，蜜蜂们终于一只接一只地束手就擒。
捉蜜蜂之前，唐大明总要跳上两首曲子。白不白蓝不蓝的牛仔裤紧绷着他的屁股，头上的红绸带火一样地飘飞。他的身体宛若水蛇，在油菜花的波浪里随心所欲。他的眼神如痴如狂，高高昂起的时候粘住了蓝天白云，低头俯视的时候蚂蚁也忘记了移动。我不会，我只好坐在地里，盯着他，和他身体四周无数飞舞的蜜蜂。
蜜蜂的纠缠丝毫影响不了我对每周一次模拟考试的全胜战绩。所有的题都和我亲近，我和它们在九三年之前的那个春天已经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在一次全校学生大会上，校长把一朵硕大无比的红绸编成的花戴在我的胸前，我和其他五个同学一起，头顶着“学习标兵”的光环，把排骨一样的胸脯高高挺起。我听见身后传来校长的声音。校长和身边的老师交头接耳。校长说，这个家伙天天睡觉还拿第一，天生就是读书的。我差点笑出声来，他不知道，一年前的我，已经做过了所有能找到的题。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我想起了我床上被子里的那只蜜蜂。
校长在去油菜地里的路上拦截了我们。罐头瓶在我的手里，蜜蜂在罐头瓶里。校长看着我，看着唐大明，看着一动不动的蜜蜂。我看着唐大明，唐大明看着我。蜜蜂也许已经死亡。我们无处逃遁。是的，那就是我们干的。所有人都在愤怒，只有我们在行动。几天前的一个风雨之夜，我打手电，唐大明揣了一盒粉笔，在学校宣传栏的所有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刻下最恶毒的诅咒，最淋漓的渲泄。所有的词语只指向一个人，一个暴君，一个贪污犯。所有的笔划都是利剑和匕首，足以毁灭一个人的肉体和灵魂。罪证赫赫，刻在第一块黑板上：一、封闭学校大门，不准外出就餐；二、饭票、菜票由分离改为一体，吃不饱，吃不好；三、推荐入党，不看表现，只看家长的权势和地位；四，评选省级三好，收受家长贿赂。
校长看着我们，是没有用的。唐大明用的是左手，笔迹根本对不出来。我们坚信，只要咬定了不承认，谁都拿我们没有办法。虽然越来越多的目光总是集中到我们的前胸后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去油菜地里，捉蜜蜂，和跳舞。
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见过蜜蜂的死亡。童年的时候，差一点就见到了。有人提议把从壁缝里掏出来的蜜蜂从玻璃瓶里倒出来，最后起飞的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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