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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和安心同居与上次我崴了脚无赖似的硬逼她住下来伺候我的那次完全不同，这次和安心正式地住在一起，几乎像是我們的一个共同的宣言，是我們双方都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自觉的选择，是一个舍此便得不到更有力表达的对对方的承认，是一个能让我們得到彼此的安慰、爱抚和依靠的方式。这样的生活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让我突然间变得像一个大人那样老成起来。每天早上，安心会早早地起床，为我們做饭，我起来帮小熊穿衣服，和他咿呀学语地說话。然后，我們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先不收拾桌子，把锅碗瓢盆和残渣余孽留到晚上再說。安心匆匆赶到三环家具城去上班，我和她同路，带着小熊到家具城附近的一个居民楼里，把孩子交给他的"奶奶"——一个儿女在外膝下荒凉特别慈善的老太太。那老太太为我們看孩子收费低廉，主要是图个孩子和她做伴儿得些晚年的快乐，就是我們不给钱让她白看她都愿意，但不给钱我們心里也过意不去。每天送完孩子，我就出去找工作。我必须工作！因为我要养活安心和她的孩子。当一个你爱的人需要你时你会觉得非常充实和带劲儿，那是一件能让你激动不已的事情。这和我过去对工作的看法和心情截然不同。过去我曾习惯于无所事事，也曾渴望过出类拔萃，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及现在的感觉来得高尚。开始时我并不知道找工作从心理上說就是一个自尊心被反复折磨摧残的过程。我的相貌英俊，有大学文凭，口才经过一些锻炼，也见过一点世面，求职面试时基本上能做到落落大方，举止有度，不会有脸红见生口齿木讷的情形发生。我原以为，以我这种条件，即便不是商家必争之才，也不会没人待见找不到事做，因此不免踌躇满志。跑了几家公司才知道，现在缺的只是计算机软件工程师、高级财务、金融工商管理等屈指可数的那几类专业人才。哪儿都缺。像我这种专业不热，空有一张文凭的大学生只能算一般性人才。一般性人才可就太多了，哪儿都淤了。如果没有熟人提携，我自以为得意的那点学历和优点，在人家眼里，其实狗屁都不是。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不断降格以求，甚至还到一家电脑公司去干了几天"蓝领"，就是整天搬运那些死沉死沉的电脑。对外說起来是这家电脑公司供应部的管理员，但每天干的都是纯体力活儿。后来我发现搬电脑和搬白菜搬大米搬木头之类的工作其实差不多，性质上没什么区别。我干了三天看出来他們需要的也就是一个劳动力，便当机立断把这家公司给炒了。时代变了，前些年总說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挣钱多，学电脑的不如酱猪头的发得快，现在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卖体力的怎么也不如卖脑力的更来钱！我不得不去找过去在国宁公司工作时认识的一些关系，找了两家马上停下来。这些公司都是拿国宁当大客户捧着的，都知道我跟钟家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恩怨纠葛，都知道我是傍了钟家小妹又跟另一个女人偷情瞎搞结果让钟家给一脚踢出来的傻×。我在这些人眼里的形象是个活该倒霉的可怜虫，不值得同情。而且对我这种是是非非不清不洁的人物大家避之惟恐不及，我倒贴钱白干人家都不一定要我。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我的人。包括刘明浩，也包括我爸。刘明浩我呼过他三次，不回；打他手机，接电话的是一女的，外地口音，我一听就是刘明浩廉价雇的那个小秘书，问了半天你是谁，我說了我是谁她马上就說刘总不在，出差去了。我知道刘明浩就在边上，能感觉到的。我本来想說：你叫他回来呼我。但想想还是算了，何必呢。我去找我爸，可我一看我爸那丧魂落魄的样儿我什么也不能說了。我爸在我辞职不久，也被国宁公司解聘，理由是江苏籍民工和河南籍民工在工地上打架。打架的事儿其实根本扯不上我爸一点责任，說管理不严也该找那帮建筑公司的人說去。但我爸没有申诉，谁不明戏这不过是欲加之罪，反正是要炒了你說什么都成。我爸虽然老了但这点眼神儿还是有的。他一点不恨钟宁和钟国庆，他恨的是我。安心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她的人，她在北京唯一的故旧，她的那位启蒙教练得了癌症，半年前终于不治，死在医院里了。她每月从家具厂拿两百元底薪，其余的就全靠销售提成。卖得好到月底能提个**百，最高一个月提了两千六，卖不好提个三五百就不错了。提两千六那个月安心还寄了一千五百块钱给潘队长。上次小熊得急病高烧不退，老潘恰巧到北京出差，把随身带的一千元差旅费全垫上才勉强让孩子先住上了医院，这也就是我在京师体校路口看到安心向老潘掉眼泪那个晚上的事儿。后来老潘又寄了五千元给我，还了安心向我借去的那笔医药费。那五千元中有三千元是缉毒大队给局里打报告为安心申请特批的补助，另两千元是老潘、老钱，还有队里其他一些同志凑的。安心一直就没还上。我和安心的同居生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与艰难，而这也是我們共同度过的最快乐最激情的一段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們从相爱中得到力量，感受幸福。无论多么不顺，从不抱怨对方。每天早上分手时，都彼此鼓励，我們的信念就是我們都为对方而活着，而努力，因而精神上倍加充实。白天，我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不快，都会想到我們有一个共同的家，都会盼望夜幕降临早早回到自己的小窝中。每天晚上，我們彼此依靠着，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着在沙发上睡去的孩子。为了节省电费我們关了灯，不开电视，就这样坐着轻声交谈。有时什么话都不說，只是默默地坐着，安心把头枕在我的腿上，我們互相触摸着对方的身体，心里就充满了幸福和安宁，充满了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高尚和纯洁，还有那么一点点悲壮。
这次和安心同居与上次我崴了脚无赖似的硬逼她住下来伺候我的那次完全不同，这次和安心正式地住在一起，几乎像是我們的一个共同的宣言，是我們双方都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自觉的选择，是一个舍此便得不到更有力表达的对对方的承认，是一个能让我們得到彼此的安慰、爱抚和依靠的方式。这样的生活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让我突然间变得像一个大人那样老成起来。每天早上，安心会早早地起床，为我們做饭，我起来帮小熊穿衣服，和他咿呀学语地說话。然后，我們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先不收拾桌子，把锅碗瓢盆和残渣余孽留到晚上再說。安心匆匆赶到三环家具城去上班，我和她同路，带着小熊到家具城附近的一个居民楼里，把孩子交给他的"奶奶"——一个儿女在外膝下荒凉特别慈善的老太太。那老太太为我們看孩子收费低廉，主要是图个孩子和她做伴儿得些晚年的快乐，就是我們不给钱让她白看她都愿意，但不给钱我們心里也过意不去。每天送完孩子，我就出去找工作。我必须工作！因为我要养活安心和她的孩子。当一个你爱的人需要你时你会觉得非常充实和带劲儿，那是一件能让你激动不已的事情。这和我过去对工作的看法和心情截然不同。过去我曾习惯于无所事事，也曾渴望过出类拔萃，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及现在的感觉来得高尚。开始时我并不知道找工作从心理上說就是一个自尊心被反复折磨摧残的过程。我的相貌英俊，有大学文凭，口才经过一些锻炼，也见过一点世面，求职面试时基本上能做到落落大方，举止有度，不会有脸红见生口齿木讷的情形发生。我原以为，以我这种条件，即便不是商家必争之才，也不会没人待见找不到事做，因此不免踌躇满志。跑了几家公司才知道，现在缺的只是计算机软件工程师、高级财务、金融工商管理等屈指可数的那几类专业人才。哪儿都缺。像我这种专业不热，空有一张文凭的大学生只能算一般性人才。一般性人才可就太多了，哪儿都淤了。如果没有熟人提携，我自以为得意的那点学历和优点，在人家眼里，其实狗屁都不是。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不断降格以求，甚至还到一家电脑公司去干了几天"蓝领"，就是整天搬运那些死沉死沉的电脑。对外說起来是这家电脑公司供应部的管理员，但每天干的都是纯体力活儿。后来我发现搬电脑和搬白菜搬大米搬木头之类的工作其实差不多，性质上没什么区别。我干了三天看出来他們需要的也就是一个劳动力，便当机立断把这家公司给炒了。时代变了，前些年总說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挣钱多，学电脑的不如酱猪头的发得快，现在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卖体力的怎么也不如卖脑力的更来钱！我不得不去找过去在国宁公司工作时认识的一些关系，找了两家马上停下来。这些公司都是拿国宁当大客户捧着的，都知道我跟钟家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恩怨纠葛，都知道我是傍了钟家小妹又跟另一个女人偷情瞎搞结果让钟家给一脚踢出来的傻×。我在这些人眼里的形象是个活该倒霉的可怜虫，不值得同情。而且对我这种是是非非不清不洁的人物大家避之惟恐不及，我倒贴钱白干人家都不一定要我。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我的人。包括刘明浩，也包括我爸。刘明浩我呼过他三次，不回；打他手机，接电话的是一女的，外地口音，我一听就是刘明浩廉价雇的那个小秘书，问了半天你是谁，我說了我是谁她马上就說刘总不在，出差去了。我知道刘明浩就在边上，能感觉到的。我本来想說：你叫他回来呼我。但想想还是算了，何必呢。我去找我爸，可我一看我爸那丧魂落魄的样儿我什么也不能說了。我爸在我辞职不久，也被国宁公司解聘，理由是江苏籍民工和河南籍民工在工地上打架。打架的事儿其实根本扯不上我爸一点责任，說管理不严也该找那帮建筑公司的人說去。但我爸没有申诉，谁不明戏这不过是欲加之罪，反正是要炒了你說什么都成。我爸虽然老了但这点眼神儿还是有的。他一点不恨钟宁和钟国庆，他恨的是我。安心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她的人，她在北京唯一的故旧，她的那位启蒙教练得了癌症，半年前终于不治，死在医院里了。她每月从家具厂拿两百元底薪，其余的就全靠销售提成。卖得好到月底能提个**百，最高一个月提了两千六，卖不好提个三五百就不错了。提两千六那个月安心还寄了一千五百块钱给潘队长。上次小熊得急病高烧不退，老潘恰巧到北京出差，把随身带的一千元差旅费全垫上才勉强让孩子先住上了医院，这也就是我在京师体校路口看到安心向老潘掉眼泪那个晚上的事儿。后来老潘又寄了五千元给我，还了安心向我借去的那笔医药费。那五千元中有三千元是缉毒大队给局里打报告为安心申请特批的补助，另两千元是老潘、老钱，还有队里其他一些同志凑的。安心一直就没还上。我和安心的同居生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与艰难，而这也是我們共同度过的最快乐最激情的一段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們从相爱中得到力量，感受幸福。无论多么不顺，从不抱怨对方。每天早上分手时，都彼此鼓励，我們的信念就是我們都为对方而活着，而努力，因而精神上倍加充实。白天，我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不快，都会想到我們有一个共同的家，都会盼望夜幕降临早早回到自己的小窝中。每天晚上，我們彼此依靠着，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着在沙发上睡去的孩子。为了节省电费我們关了灯，不开电视，就这样坐着轻声交谈。有时什么话都不說，只是默默地坐着，安心把头枕在我的腿上，我們互相触摸着对方的身体，心里就充满了幸福和安宁，充满了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高尚和纯洁，还有那么一点点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