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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来闹元宵，呛咚呛咚呛！
在农耕民族的习俗中，正月里总是最清闲一个月。每年春播一般在农历三月左右开始。在此之前的二月上旬，农民便要准备种子，修理农具、平整土地、翻堆肥料，所以正月里刚好是痛快玩乐的农闲时节。不过在大明朝崇祯十四年的正月，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却没有心情玩乐。去年旱灾收成不好，献贼又流窜骚扰一番，农民早已经弹尽粮绝、家徒四壁。可新任的四川巡抚廖大亨，最近又主持出 台了一个关于加强税收征管的新举措。
大明朝的财政，早年以本色（米、布等实物）为主，钞钱为辅。嘉靖以后钞法大坏，遭到上下一致的抵制，连朝廷也不愿在税赋中征收自己发行的宝钞。所以上下的合力，迫使朝廷改以白银等折色为主。万历新政，施行“一条鞭”之法，合并税种，征税全用白银。张居正死了还被抄家，他的条鞭之法却保留下来。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原先供地方不时之需的各省、府、州、县府库的小家底，都按皇帝诏令把藏银输解到了户部。至此，天下官银皆入京师。万历三大征之后，军费开支日益增多。崇祯之后，军费更是浩大。一点微薄的岁入，早已是杯水车薪。没有钱，可仗还得打。朝廷唯一的应对之法，便是不断加派赋税。
天启、崇祯年间加派的赋税主要有四类：三饷；宗室禄米和庄田；带征和预征；地方私行加派（注一）。
三饷是辽饷、剿饷、练饷的合称。从万历末年辽左用兵开始，每亩加银九厘。崇祯三年加征三厘，每亩共征一分二厘，统称辽饷。崇祯十年，根据杨嗣昌的建议，天下按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共增赋二百八十余万两，称为剿饷；崇祯十二年又以练兵为由，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共增饷银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
宗室禄米和庄田，不少也是通过加派赋税实现的。大明宗室的人数大约以三十年翻一番的几何级数增加。万历年间，新封藩王的庄田，动辄万顷，实际上所封之地根本不存在这么多的无主闲田，除了部分夺自民间以外，相当一部分需要通过加派赋税取得租银来顶替。比如就藩汉中的瑞王。他所谓的二万顷庄田，就是靠河南、陕西、山西、四川四省按分摊田亩数加派赋税来实现的。
征收赋税时，又有所谓带征和预征。带征是指历年拖欠未完的钱粮，于征收当年正额时带征若干；预征则是指除了缴纳当年的赋税外，提前征收来年的部分钱粮。
地方私行加派更是巧立名目，对百姓有敲骨吸髓之痛。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梁廷栋曾说“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缉访，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梁廷栋作为兵部尚书，本意是为加派辽饷辩护，但是他认为地方官员阴为加派的数额大于辽饷，却是符合实际的。
但使情况更为严重的，是税赋负担的不平等。王府、勋戚、缙绅有着一定的免税特权。他们利用诡寄、飞洒、影射等方式逃避粮税，那么全部的赋税负担就落在了平民和中小地主身上，导致他们不堪重负，大量破产逃亡。可地方官吏为了足额完成税负重任，又不得不挖空心思，采取各种办法收取赋税。新任的四川巡抚廖大亨也不列外，他上台伊始，便挖空心思，不断强化各府、州、县赋税征收的责任。
崇祯皇帝即位之初，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有严格具体的规定。比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甚至不能参加升迁前的考选。同时，完不成钱粮任务还要降级、扣发俸禄。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任务重，竟有官员被扣发俸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注二）。但是，随着崇祯十四年的到来，四川贼患灾情严重的地区，已经无法从数量有限的中小地主和平民手里征到足够的钱粮了，于是地方拖欠的税赋越来越多。四川巡抚廖大亨为了自己的前程，不得不违反惯例，在春节期间严令四川各地必须完成欠税的追缴。谁曾料想，他这一关于加强税收征管的新举措，很快酿成了四川各地严重的群体事件，史称“除五蠹”。若非有神人伸手拉了他一把，他必然会乌纱落地、逮入京师，然后斩首菜市口！
成都府下辖之彭县，在省城正北偏西一点，离成都府城中心点蜀王府不足百里。周围的新繁县、灌县、郫县、新都县、汉州（今广汉市），大都同属于都江堰灌区。这些州县，不仅富庶，也是王庄密布之处。
崇祯十四年正月的最后一天，在朱平槿离开碧峰峡前往天全的同一天，彭县县衙的后衙花园中，一位身着青布长袍的干瘦老者正含笑着坐在竹圈椅中，与几个年轻学子闲谈碎聊。
“老大人真是好手段！一番简单布置，便让那些胥（XU）吏衙役干劲朝天！”一位县学里的学子由衷地赞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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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来闹元宵，呛咚呛咚呛！
在农耕民族的习俗中，正月里总是最清闲一个月。每年春播一般在农历三月左右开始。在此之前的二月上旬，农民便要准备种子，修理农具、平整土地、翻堆肥料，所以正月里刚好是痛快玩乐的农闲时节。不过在大明朝崇祯十四年的正月，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却没有心情玩乐。去年旱灾收成不好，献贼又流窜骚扰一番，农民早已经弹尽粮绝、家徒四壁。可新任的四川巡抚廖大亨，最近又主持出 台了一个关于加强税收征管的新举措。
大明朝的财政，早年以本色（米、布等实物）为主，钞钱为辅。嘉靖以后钞法大坏，遭到上下一致的抵制，连朝廷也不愿在税赋中征收自己发行的宝钞。所以上下的合力，迫使朝廷改以白银等折色为主。万历新政，施行“一条鞭”之法，合并税种，征税全用白银。张居正死了还被抄家，他的条鞭之法却保留下来。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原先供地方不时之需的各省、府、州、县府库的小家底，都按皇帝诏令把藏银输解到了户部。至此，天下官银皆入京师。万历三大征之后，军费开支日益增多。崇祯之后，军费更是浩大。一点微薄的岁入，早已是杯水车薪。没有钱，可仗还得打。朝廷唯一的应对之法，便是不断加派赋税。
天启、崇祯年间加派的赋税主要有四类：三饷；宗室禄米和庄田；带征和预征；地方私行加派（注一）。
三饷是辽饷、剿饷、练饷的合称。从万历末年辽左用兵开始，每亩加银九厘。崇祯三年加征三厘，每亩共征一分二厘，统称辽饷。崇祯十年，根据杨嗣昌的建议，天下按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共增赋二百八十余万两，称为剿饷；崇祯十二年又以练兵为由，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共增饷银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
宗室禄米和庄田，不少也是通过加派赋税实现的。大明宗室的人数大约以三十年翻一番的几何级数增加。万历年间，新封藩王的庄田，动辄万顷，实际上所封之地根本不存在这么多的无主闲田，除了部分夺自民间以外，相当一部分需要通过加派赋税取得租银来顶替。比如就藩汉中的瑞王。他所谓的二万顷庄田，就是靠河南、陕西、山西、四川四省按分摊田亩数加派赋税来实现的。
征收赋税时，又有所谓带征和预征。带征是指历年拖欠未完的钱粮，于征收当年正额时带征若干；预征则是指除了缴纳当年的赋税外，提前征收来年的部分钱粮。
地方私行加派更是巧立名目，对百姓有敲骨吸髓之痛。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梁廷栋曾说“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缉访，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梁廷栋作为兵部尚书，本意是为加派辽饷辩护，但是他认为地方官员阴为加派的数额大于辽饷，却是符合实际的。
但使情况更为严重的，是税赋负担的不平等。王府、勋戚、缙绅有着一定的免税特权。他们利用诡寄、飞洒、影射等方式逃避粮税，那么全部的赋税负担就落在了平民和中小地主身上，导致他们不堪重负，大量破产逃亡。可地方官吏为了足额完成税负重任，又不得不挖空心思，采取各种办法收取赋税。新任的四川巡抚廖大亨也不列外，他上台伊始，便挖空心思，不断强化各府、州、县赋税征收的责任。
崇祯皇帝即位之初，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有严格具体的规定。比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甚至不能参加升迁前的考选。同时，完不成钱粮任务还要降级、扣发俸禄。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任务重，竟有官员被扣发俸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注二）。但是，随着崇祯十四年的到来，四川贼患灾情严重的地区，已经无法从数量有限的中小地主和平民手里征到足够的钱粮了，于是地方拖欠的税赋越来越多。四川巡抚廖大亨为了自己的前程，不得不违反惯例，在春节期间严令四川各地必须完成欠税的追缴。谁曾料想，他这一关于加强税收征管的新举措，很快酿成了四川各地严重的群体事件，史称“除五蠹”。若非有神人伸手拉了他一把，他必然会乌纱落地、逮入京师，然后斩首菜市口！
成都府下辖之彭县，在省城正北偏西一点，离成都府城中心点蜀王府不足百里。周围的新繁县、灌县、郫县、新都县、汉州（今广汉市），大都同属于都江堰灌区。这些州县，不仅富庶，也是王庄密布之处。
崇祯十四年正月的最后一天，在朱平槿离开碧峰峡前往天全的同一天，彭县县衙的后衙花园中，一位身着青布长袍的干瘦老者正含笑着坐在竹圈椅中，与几个年轻学子闲谈碎聊。
“老大人真是好手段！一番简单布置，便让那些胥（XU）吏衙役干劲朝天！”一位县学里的学子由衷地赞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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