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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七章
大明天启三年夏,沈有容攻破澎湖,活捉红毛夷百余人的捷报传抵京城,皇帝龙颜大悦,传令沈有容及水师将领赶赴京城献俘。朝野上下的士大夫都觉得皇帝好大喜功,纷纷上书劝阻。
“夷兵不过百余人,何至劳师动众,靡费钱粮?何况东南海寇只癣疖之疾,建州虏贼方是心头大患,皇上切不可顾此失彼,辩不明轻重缓急。”某位给事风闻奏事道。
“今世国库空虚,财政窘迫,区区百余海寇之功,也需夸耀,岂不令四夷耻笑,岂不虚耗钱粮,万望皇上体恤民脂民膏,罢止献俘乱命。”另一位御史不甘示弱的建言道。
皇帝在乾清宫翻阅奏疏,糟糕的心情可想而知,即便是叶向高、杨涟等相对开明的士大夫也是一样的说辞。皇帝将一本奏章扔出窗外,他不禁仰天长叹,“举世皆浊我独清。”
也怪不得皇帝深感孤独,实在是他的眼光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人。以传统儒生的世界观,红毛夷之患的确微不足道,比之草原上的弯刀铁骑,大海深洋里的几叶扁舟压根入不了士大夫的法眼。在公元一八四零年以前,中国统治者对于海洋的兴趣的确兴致索然,中国哲人对于海洋的思考亦寥寥无几。
而皇帝却想着以一己之力扭转天下人的思虑,又怎一个孤家寡人了得。一旁侍奉的魏忠贤明显会错了圣意,他捡起奏疏,趁着皇帝兴致败坏,把几个有成见的外臣讲给皇帝听,趁机添油加醋,将外臣们对于魏忠贤的厌恶反感情绪,说成是对皇帝的不满和腹诽——自古以来的阉宦都擅长此道。
皇帝起初还能保持较高的警惕性,但久而久之,也不免被魏忠贤蛊惑。皇帝怒道:“让许显纯把人都抓进大牢!”
魏忠贤诡计得逞,急忙趁热打铁,给皇帝支招,推荐自己的党羽填补空缺出来的位置。不料,他这么一提,倒是惹来皇帝的戒心,反倒是被训斥了个狗血喷头。
结果是皇帝非但没有惩处忠良臣子,反而在宫中召见了许多曾经被皇帝弹压的东林党、浙党、楚党官员,皇帝在会上好言相劝,对曾经动手打过的何宗彦、杨涟等人更是赏赐了诸多财物。
第二天,同样会错圣意一部分官员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他们误以为皇帝对他们表示笼络,是想要对魏忠贤下手了。皇帝自无此意,否则处置一个内臣,何须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倒是将魏忠贤吓了个不清,着实老实了一段时间。
外臣之中,不乏有绝顶聪明者,他们结合往日皇帝的施政纲领,逐渐摸索到皇帝的真实意图——同官员们缓和关系,稳定政局,同时腾出手来狠狠往宗亲身上宰一刀。
不过这个猜测着实大胆了些,毕竟自古以来向同宗贵戚下手的皇帝凤毛麟角,且无一不是狠角色,至于天启皇帝,不过是个年轻人罢了,他有太祖皇帝那帮壮士断腕的魄力吗?
尽管这只是部分士大夫的一家之言,可传到在京的诸王耳中,都不禁吓了一跳,尤其是诸王中的执牛耳者福王朱常洵,数日来,福王千岁惶惶如丧家之犬,四处打探宫中的消息,甚至亲自拟折子,向皇帝旁敲侧击。
但皇帝圣心难测,又岂会在福王这儿露出破绽?
沈有容进京献俘前一天,皇帝突然下旨申斥河南巡抚汪文言,批评汪文言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政,罔顾君恩云云。一时间朝野哗然。
汪文言何许人也?
不过是小小一个狱卒,承蒙皇帝偏爱,一朝飞上枝头,从一介布衣,摇身一变,成了河南布政司的封疆大吏。
何德何能?
多少人寒窗苦读?
又有多少人在基层摸爬滚打,苦熬资历?
有太多人嫉恨汪文言了,其中有素不相识的路人,也有曾经携手并肩的挚友,有在书桌上怒骂肉食者鄙的书生,也有幡然醒悟的投机分子。
为什么是汪文言?为什么偏偏他能讨得皇帝欢心?又为什么偏偏到河南上任?不少有心之人默默盘算,终于将真相锁定在封藩洛阳的福王头上。
乍一看,汪文言主政河南跟福王似乎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联想一下,不久前的鲁王事件,一切就又说得通了。
京师。
周延儒邀请一干好友来府上小酌,与会者无外乎是东林党二代骨干:钱谦益、魏大中、阮大铖、黄道周、刘宗周等人。
周延儒的官位和履历虽不出众,但由于考中*功名时排位稍高,在文坛上声望极佳,故而在众人里俨然有了首领的意味。他开口问道:“今天皇上下旨申斥了汪文言,诸位同僚对此可有赐教?”
阮大铖嚷道:“汪守泰在河南本本分分,压根没犯错。”
“木秀于林,就是最大的错。”后辈黄道周插嘴道。
周延儒摆摆手,说道:“皇上当初一意孤行,拔擢汪文言,可谓是一步登天。现在又无缘无故降下雷霆,当真是恩威难测。”
阮大铖喝道:“有何不解?就连街头巷尾的卖报稚童都明白的道理。玉绳(周延儒字)你莫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周延儒面露不悦之色,但也懒得跟阮大铖计较,他追问道:“你是说京报纸对此事亦有社论?”
阮大铖阴阳怪气的说道:“可不是嘛,人家温体仁现在是圣眷日隆,听说皇上召见温体仁的次数比见皇后娘娘还频繁。”
周延儒怒道:“不可妄议圣上!”
钱谦益等人也纷纷出言呵斥,阮大铖这才悻悻然闭上嘴巴。
东林党人虽然对朝政颇有不满,但矛头仅指向“各邪*党”,对于天启皇帝本人并无不满。倒不是说天启皇帝对他们有多好,只是跟万历皇帝、泰昌皇帝比较起来,天启皇帝勉强算是个可造之才,至少他很勤政,知道上进。
但诸如阮大铖之辈也不在少数,毕竟,皇帝宁肯赏识汪文言那种布衣,也不屑于多看他们这些满腹经纶之人,任谁都会有怨言。
“今日的京报纸我也看了,的确值得玩味。”黄道周岔开话题,这位不久前高中的进士侃侃而谈道:“与官府邸报不同,京报纸对皇上申斥汪文言一事绝口不提,只一个劲的谈土地兼并一事。”
闻言,众人都是面色一紧,倒也怪不得他们多心,实在是土地兼并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个关乎国本的大问题。以史为鉴,但凡盛极一时的王朝,无不是很好的处理了土地问题,与民休息。相应的,一个朝代由盛转衰也是从土地制度崩坏,普遍的土地兼并现象出现开始的。
明朝的土地兼并问题积累到万历朝已经到了足以压垮国家财政,动摇国家统治根基的地步,无地少地的赤贫之人纷纷揭竿而起,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亦是蠢蠢欲动。若非张居正主持改革给明王朝续命,早在万历朝早期,明朝可能就玩完了。
假如身为学生的万历皇帝能够继承老师的政治衣钵,坚持张居正的经济政治改革措施,中兴大明也未必是一场大梦。可惜,万历皇帝志大才疏,作为一个独*夫,他的眼里更多的是一家一姓之福祉,远远达不到一位大政治家的素养,更别提什么政治抱负了。
神宗万历皇帝非但错过了中兴大明的良机,还给子孙后代遗留了诸多隐患,譬如党争之祸,譬如矿税之弊,譬如萨尔浒之败,再比如窘迫的国家财政和一个被贫富差距撕裂的社会。
后来编撰《明史》... -->>
第一百六十七章
大明天启三年夏,沈有容攻破澎湖,活捉红毛夷百余人的捷报传抵京城,皇帝龙颜大悦,传令沈有容及水师将领赶赴京城献俘。朝野上下的士大夫都觉得皇帝好大喜功,纷纷上书劝阻。
“夷兵不过百余人,何至劳师动众,靡费钱粮?何况东南海寇只癣疖之疾,建州虏贼方是心头大患,皇上切不可顾此失彼,辩不明轻重缓急。”某位给事风闻奏事道。
“今世国库空虚,财政窘迫,区区百余海寇之功,也需夸耀,岂不令四夷耻笑,岂不虚耗钱粮,万望皇上体恤民脂民膏,罢止献俘乱命。”另一位御史不甘示弱的建言道。
皇帝在乾清宫翻阅奏疏,糟糕的心情可想而知,即便是叶向高、杨涟等相对开明的士大夫也是一样的说辞。皇帝将一本奏章扔出窗外,他不禁仰天长叹,“举世皆浊我独清。”
也怪不得皇帝深感孤独,实在是他的眼光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人。以传统儒生的世界观,红毛夷之患的确微不足道,比之草原上的弯刀铁骑,大海深洋里的几叶扁舟压根入不了士大夫的法眼。在公元一八四零年以前,中国统治者对于海洋的兴趣的确兴致索然,中国哲人对于海洋的思考亦寥寥无几。
而皇帝却想着以一己之力扭转天下人的思虑,又怎一个孤家寡人了得。一旁侍奉的魏忠贤明显会错了圣意,他捡起奏疏,趁着皇帝兴致败坏,把几个有成见的外臣讲给皇帝听,趁机添油加醋,将外臣们对于魏忠贤的厌恶反感情绪,说成是对皇帝的不满和腹诽——自古以来的阉宦都擅长此道。
皇帝起初还能保持较高的警惕性,但久而久之,也不免被魏忠贤蛊惑。皇帝怒道:“让许显纯把人都抓进大牢!”
魏忠贤诡计得逞,急忙趁热打铁,给皇帝支招,推荐自己的党羽填补空缺出来的位置。不料,他这么一提,倒是惹来皇帝的戒心,反倒是被训斥了个狗血喷头。
结果是皇帝非但没有惩处忠良臣子,反而在宫中召见了许多曾经被皇帝弹压的东林党、浙党、楚党官员,皇帝在会上好言相劝,对曾经动手打过的何宗彦、杨涟等人更是赏赐了诸多财物。
第二天,同样会错圣意一部分官员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他们误以为皇帝对他们表示笼络,是想要对魏忠贤下手了。皇帝自无此意,否则处置一个内臣,何须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倒是将魏忠贤吓了个不清,着实老实了一段时间。
外臣之中,不乏有绝顶聪明者,他们结合往日皇帝的施政纲领,逐渐摸索到皇帝的真实意图——同官员们缓和关系,稳定政局,同时腾出手来狠狠往宗亲身上宰一刀。
不过这个猜测着实大胆了些,毕竟自古以来向同宗贵戚下手的皇帝凤毛麟角,且无一不是狠角色,至于天启皇帝,不过是个年轻人罢了,他有太祖皇帝那帮壮士断腕的魄力吗?
尽管这只是部分士大夫的一家之言,可传到在京的诸王耳中,都不禁吓了一跳,尤其是诸王中的执牛耳者福王朱常洵,数日来,福王千岁惶惶如丧家之犬,四处打探宫中的消息,甚至亲自拟折子,向皇帝旁敲侧击。
但皇帝圣心难测,又岂会在福王这儿露出破绽?
沈有容进京献俘前一天,皇帝突然下旨申斥河南巡抚汪文言,批评汪文言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政,罔顾君恩云云。一时间朝野哗然。
汪文言何许人也?
不过是小小一个狱卒,承蒙皇帝偏爱,一朝飞上枝头,从一介布衣,摇身一变,成了河南布政司的封疆大吏。
何德何能?
多少人寒窗苦读?
又有多少人在基层摸爬滚打,苦熬资历?
有太多人嫉恨汪文言了,其中有素不相识的路人,也有曾经携手并肩的挚友,有在书桌上怒骂肉食者鄙的书生,也有幡然醒悟的投机分子。
为什么是汪文言?为什么偏偏他能讨得皇帝欢心?又为什么偏偏到河南上任?不少有心之人默默盘算,终于将真相锁定在封藩洛阳的福王头上。
乍一看,汪文言主政河南跟福王似乎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联想一下,不久前的鲁王事件,一切就又说得通了。
京师。
周延儒邀请一干好友来府上小酌,与会者无外乎是东林党二代骨干:钱谦益、魏大中、阮大铖、黄道周、刘宗周等人。
周延儒的官位和履历虽不出众,但由于考中*功名时排位稍高,在文坛上声望极佳,故而在众人里俨然有了首领的意味。他开口问道:“今天皇上下旨申斥了汪文言,诸位同僚对此可有赐教?”
阮大铖嚷道:“汪守泰在河南本本分分,压根没犯错。”
“木秀于林,就是最大的错。”后辈黄道周插嘴道。
周延儒摆摆手,说道:“皇上当初一意孤行,拔擢汪文言,可谓是一步登天。现在又无缘无故降下雷霆,当真是恩威难测。”
阮大铖喝道:“有何不解?就连街头巷尾的卖报稚童都明白的道理。玉绳(周延儒字)你莫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周延儒面露不悦之色,但也懒得跟阮大铖计较,他追问道:“你是说京报纸对此事亦有社论?”
阮大铖阴阳怪气的说道:“可不是嘛,人家温体仁现在是圣眷日隆,听说皇上召见温体仁的次数比见皇后娘娘还频繁。”
周延儒怒道:“不可妄议圣上!”
钱谦益等人也纷纷出言呵斥,阮大铖这才悻悻然闭上嘴巴。
东林党人虽然对朝政颇有不满,但矛头仅指向“各邪*党”,对于天启皇帝本人并无不满。倒不是说天启皇帝对他们有多好,只是跟万历皇帝、泰昌皇帝比较起来,天启皇帝勉强算是个可造之才,至少他很勤政,知道上进。
但诸如阮大铖之辈也不在少数,毕竟,皇帝宁肯赏识汪文言那种布衣,也不屑于多看他们这些满腹经纶之人,任谁都会有怨言。
“今日的京报纸我也看了,的确值得玩味。”黄道周岔开话题,这位不久前高中的进士侃侃而谈道:“与官府邸报不同,京报纸对皇上申斥汪文言一事绝口不提,只一个劲的谈土地兼并一事。”
闻言,众人都是面色一紧,倒也怪不得他们多心,实在是土地兼并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个关乎国本的大问题。以史为鉴,但凡盛极一时的王朝,无不是很好的处理了土地问题,与民休息。相应的,一个朝代由盛转衰也是从土地制度崩坏,普遍的土地兼并现象出现开始的。
明朝的土地兼并问题积累到万历朝已经到了足以压垮国家财政,动摇国家统治根基的地步,无地少地的赤贫之人纷纷揭竿而起,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亦是蠢蠢欲动。若非张居正主持改革给明王朝续命,早在万历朝早期,明朝可能就玩完了。
假如身为学生的万历皇帝能够继承老师的政治衣钵,坚持张居正的经济政治改革措施,中兴大明也未必是一场大梦。可惜,万历皇帝志大才疏,作为一个独*夫,他的眼里更多的是一家一姓之福祉,远远达不到一位大政治家的素养,更别提什么政治抱负了。
神宗万历皇帝非但错过了中兴大明的良机,还给子孙后代遗留了诸多隐患,譬如党争之祸,譬如矿税之弊,譬如萨尔浒之败,再比如窘迫的国家财政和一个被贫富差距撕裂的社会。
后来编撰《明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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