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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她正睡着觉,房东砰砰地敲着门喊:“徐长安电话!”她被突然惊醒,背心里猛地沁出来一身的冷汗,抓起衣服穿上就去楼下接电话。电话是家乡的邻居打来的,说她养父前几天被条野狗咬了一口,当时没有当回事,谁知道现在发作了,镇上卫生所说是狂犬病,没得救了。
她心急如焚,挂上电话就给小张打电话,但他们同事不肯帮忙叫一声,因为工作时间不允许接私人电话。她着了忙,抓了钱包就跑到火车站去,最早的火车票是晚上9点,她也顾不得了,先买了两张,然后又坐车去小张工作的那间酒店。
大太阳底下,连空气都是毒辣辣的,她从公汽站一口气跑过来这样远,再也跑不动了,一双皮凉鞋像是要化在地上一样,走一步都是粘粘的,她口鼻里都像是在往外冒着火——热,除了热还是热。刚到酒店的喷泉前,有辆车子从酒店里出来,突然缓缓减了速度,最后在她身侧停下来降了车窗,有人叫了声:“长安。”她头晕眼花,耳里嗡嗡直响,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后来又听到一声“长安”,这才转过头去。
是常老板,他问:“你脸色真难看,是不是中了暑?快到车上来坐。”车窗里沁出阵阵的冷气,夹着幽幽一缕古龙水味道。这样热的天气,他身上也只有古龙水一点淡薄的香气,很清爽好闻的气味。他已经帮她打开车门,她身子发软,再没有半分力气。坐在车上,她一五一十地将事情对他讲了,常老板二话没说,打了一个电话,她神色恍惚,也没听他讲了些什么。最后他对她说:“12点10分有班飞机,我送你去机场。”她没听清楚,他又说了一遍,她这才听懂了。车窗上贴着反光纸,车内冷气几乎寂静无声,真皮的椅座有一股淡淡的皮膻香气,
她有些发愣地看着胡桃木的仪表板。小张就在不远处那幢建筑里,可是她在这辆小小的汽车里,就像另一个世界。
脚下米白色的毯已经被她的鞋踩出乌迹,她知道这种车用地毯很贵,有次同事形容老板的宝马车,说:“里面小小一张毯,进口的,价钱可以铺寻常人家整间房的地板了。”米白色,这样奢侈的颜色,也只有阔绰才能践踏。
他把车开得飞快,长安蜷在后座,一句话没讲,最后登机时才知道他电话里订了两张票。他说:“你不要怕,我陪你去。”
她一直忍到见了养父才放声大哭。养父被关在卫生所一间小屋子里,外面都是防疫站的人,她隔着窗上的铁栅远远看了一眼。养父嗬嗬地叫着,拿头往墙上碰,拿牙齿咬着墙,她全身剧烈地发着抖,常老板伸出手来揽住她,她大声地哭出来。
她办完养父的丧事才给小张挂了个电话,小张问要不要他赶过来,她淡淡地说:“不用了。”
有钱这样好办事。养父的身后事十分热闹,常老板请教了当地人,一切按最高的规矩来,请了班子吹了三天三夜的唢呐,热热闹闹的十六人抬扛,送养父上山。最后,在镇上的餐馆里请了帮忙办丧的左邻右舍吃饭。她自从赶回来后,整个人就像木偶一样,只是任人摆布,披麻戴孝,哭灵守夜。一切的琐事,全是常老板替她打点,他一个外乡人,只是大把大把地把钱花出去,丧事竟然办得妥妥当当,十分有排场。
临走前隔壁的翁婆婆来陪她说话,翁婆婆打小喜欢她,说她乖巧听话。两个人坐在天井里,院子里本来有一株香椿,叫虫蛀得朽了,今年只发了几枝,孤零零的几片叶子似乎数得清。有只麻雀站在树上梳理着翅羽,捋过去又捋过来,长安目光还是呆的,只望着那只鸟。翁婆婆感叹了几声,说:“你从小命苦,现在也算熬出头了。这个人不错,心肠好,看得出来,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年纪大知道疼人啊。”
天上有云慢慢流过,她想起小时候打了猪草回来,进院子里就叫:“妈!”虽然养母听不见,但桌子上一定有养母给她凉着的一大缸凉茶。嚓嚓嚓,嚓嚓嚓,养父在灶前切猪菜,花白的头发一撅一撅……她定了定神,那嚓嚓声更响了,原来是后面猪圈里的猪饿了,在那里拱着门。
在飞机上她取出张泛黄的红纸给常老板看,慢慢地将身世讲给他听,纸上被蠹虫蛀了无数的小眼,朽得抖一抖就会烂似的。上面用很工整的钢笔字写着:“1979年7月25日”。这是生身父母留给她惟一的东西,最后由翁婆婆转交给她,说:“当年是我从镇上的老李手里,将你抱回来给你爸爸妈妈的,这就是当时你身上裹着的,现在你爸爸妈妈都过背了,叫你知道也不妨了。”
直到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自己真正的生日是7月25日。
常老板怜悯爱惜地看着她,像看着一个小小的无助的孩子。她觉得累极了,向他身上倚着睡去了。梦里还是她小时候,田地里开着大片的紫云英花,留着春上耕了做水田的肥,她一个人在田里站着,像是在找什么最最要紧的东西,可是四面都没有人。她心里只是一种莫名的慌张,远处隐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她喃喃叫了声:“妈妈。”
常老板名叫常志坚,有妻有子,她跟了他三年。
这天上午她正睡着觉,房东砰砰地敲着门喊:“徐长安电话!”她被突然惊醒,背心里猛地沁出来一身的冷汗,抓起衣服穿上就去楼下接电话。电话是家乡的邻居打来的,说她养父前几天被条野狗咬了一口,当时没有当回事,谁知道现在发作了,镇上卫生所说是狂犬病,没得救了。
她心急如焚,挂上电话就给小张打电话,但他们同事不肯帮忙叫一声,因为工作时间不允许接私人电话。她着了忙,抓了钱包就跑到火车站去,最早的火车票是晚上9点,她也顾不得了,先买了两张,然后又坐车去小张工作的那间酒店。
大太阳底下,连空气都是毒辣辣的,她从公汽站一口气跑过来这样远,再也跑不动了,一双皮凉鞋像是要化在地上一样,走一步都是粘粘的,她口鼻里都像是在往外冒着火——热,除了热还是热。刚到酒店的喷泉前,有辆车子从酒店里出来,突然缓缓减了速度,最后在她身侧停下来降了车窗,有人叫了声:“长安。”她头晕眼花,耳里嗡嗡直响,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后来又听到一声“长安”,这才转过头去。
是常老板,他问:“你脸色真难看,是不是中了暑?快到车上来坐。”车窗里沁出阵阵的冷气,夹着幽幽一缕古龙水味道。这样热的天气,他身上也只有古龙水一点淡薄的香气,很清爽好闻的气味。他已经帮她打开车门,她身子发软,再没有半分力气。坐在车上,她一五一十地将事情对他讲了,常老板二话没说,打了一个电话,她神色恍惚,也没听他讲了些什么。最后他对她说:“12点10分有班飞机,我送你去机场。”她没听清楚,他又说了一遍,她这才听懂了。车窗上贴着反光纸,车内冷气几乎寂静无声,真皮的椅座有一股淡淡的皮膻香气,
她有些发愣地看着胡桃木的仪表板。小张就在不远处那幢建筑里,可是她在这辆小小的汽车里,就像另一个世界。
脚下米白色的毯已经被她的鞋踩出乌迹,她知道这种车用地毯很贵,有次同事形容老板的宝马车,说:“里面小小一张毯,进口的,价钱可以铺寻常人家整间房的地板了。”米白色,这样奢侈的颜色,也只有阔绰才能践踏。
他把车开得飞快,长安蜷在后座,一句话没讲,最后登机时才知道他电话里订了两张票。他说:“你不要怕,我陪你去。”
她一直忍到见了养父才放声大哭。养父被关在卫生所一间小屋子里,外面都是防疫站的人,她隔着窗上的铁栅远远看了一眼。养父嗬嗬地叫着,拿头往墙上碰,拿牙齿咬着墙,她全身剧烈地发着抖,常老板伸出手来揽住她,她大声地哭出来。
她办完养父的丧事才给小张挂了个电话,小张问要不要他赶过来,她淡淡地说:“不用了。”
有钱这样好办事。养父的身后事十分热闹,常老板请教了当地人,一切按最高的规矩来,请了班子吹了三天三夜的唢呐,热热闹闹的十六人抬扛,送养父上山。最后,在镇上的餐馆里请了帮忙办丧的左邻右舍吃饭。她自从赶回来后,整个人就像木偶一样,只是任人摆布,披麻戴孝,哭灵守夜。一切的琐事,全是常老板替她打点,他一个外乡人,只是大把大把地把钱花出去,丧事竟然办得妥妥当当,十分有排场。
临走前隔壁的翁婆婆来陪她说话,翁婆婆打小喜欢她,说她乖巧听话。两个人坐在天井里,院子里本来有一株香椿,叫虫蛀得朽了,今年只发了几枝,孤零零的几片叶子似乎数得清。有只麻雀站在树上梳理着翅羽,捋过去又捋过来,长安目光还是呆的,只望着那只鸟。翁婆婆感叹了几声,说:“你从小命苦,现在也算熬出头了。这个人不错,心肠好,看得出来,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年纪大知道疼人啊。”
天上有云慢慢流过,她想起小时候打了猪草回来,进院子里就叫:“妈!”虽然养母听不见,但桌子上一定有养母给她凉着的一大缸凉茶。嚓嚓嚓,嚓嚓嚓,养父在灶前切猪菜,花白的头发一撅一撅……她定了定神,那嚓嚓声更响了,原来是后面猪圈里的猪饿了,在那里拱着门。
在飞机上她取出张泛黄的红纸给常老板看,慢慢地将身世讲给他听,纸上被蠹虫蛀了无数的小眼,朽得抖一抖就会烂似的。上面用很工整的钢笔字写着:“1979年7月25日”。这是生身父母留给她惟一的东西,最后由翁婆婆转交给她,说:“当年是我从镇上的老李手里,将你抱回来给你爸爸妈妈的,这就是当时你身上裹着的,现在你爸爸妈妈都过背了,叫你知道也不妨了。”
直到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自己真正的生日是7月25日。
常老板怜悯爱惜地看着她,像看着一个小小的无助的孩子。她觉得累极了,向他身上倚着睡去了。梦里还是她小时候,田地里开着大片的紫云英花,留着春上耕了做水田的肥,她一个人在田里站着,像是在找什么最最要紧的东西,可是四面都没有人。她心里只是一种莫名的慌张,远处隐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她喃喃叫了声:“妈妈。”
常老板名叫常志坚,有妻有子,她跟了他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