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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我有权沉默。”
“你觉得埃里是白痴吗？”
“我有权沉默。”
“是否有人指使你，遇到不利的问题，就用‘我有权沉默’来搪塞？”
“我有权沉默。”
就这样，七拼八凑起来的逻辑链，在一阵笑声中被打得粉碎。
巴伦顺势把这种作证当成政治迫害的手段，反过来为自己的辩护加分，向陪审员们声情并茂地讲演。
而且，他不只是单方面让陪审员们听而已。在整个辩护过程中，他无视控方的多次抗议，屡次向陪审员们发问，在近似套近乎的闲聊中让对方表态。
这次，他将目标瞄向一位中年先生。据戴莎跟我透露，那是美奇银行碎石城负责人。
巴伦跟这位银行家就像在一个慈善晚会上聊天，语气相当轻松愉快：“如我刚刚所讲。您一定听过这段时间的劳工运动吧，比如法庭外那些呐喊？”
银行家点了点头，说：“是的，我了解。”
“您觉得，用控制、诬告等手段，压制这些声音，是表达公义的正确方式吗？”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好的，谢谢您，先生。”
巴伦致意过后，继续他的讲演。这时的法庭仿佛是他的个人舞台，而我们都是他的听众。
我很惊讶于巴伦的控场能力。或许如戴莎所说，他本来就是一位很有名望和气场的人，也很善于利用这种优势。而事实上，别人也似乎很愿意成为他精彩演说的俘虏。
还不仅于此。他所调用的，还有他的社会关系资源。
戴莎让我注意一下旁听席上左翼联盟的记者们，那些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挖出陪审员们的实际投票情况。
在涉及这个国家价值观的灵魂拷问上，没有人会明确表达异议。
假如那个银行家，赞成两大工会领导人有罪呢？
那么，明早铺天盖地的报纸，大概率会有这么一版：虚伪的银行家某某，在嘴上声明支持公义的同时，双手赞成以卑劣手段判决无辜之人有罪。
反过来，如果这位银行家投下反对票，那么就可以分化其阵营，争取更多的陪审员。
真是高招，我暗暗佩服。
这场庭审走过1个半小时后，形势已经相当明朗了。
控方证据不足，证人可笑，逻辑经不起质询。
到了此刻，现场已变成巴伦的个人政治演讲。
最后陈述中，巴伦的主题是“暴政的压迫，必然召唤推翻暴政的暴力”。
“你们指控他们犯罪，因为他们犯了争取生存权、平等权、选举权的罪，犯了不愿妥协12小时工作制、全年无休、随时被无理解雇、没有任何保险的罪。”
“你们鄙夷他们野蛮，因为他们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没有积蓄，没有闲暇，没有教育途径，没有知识积累，只能一代又一代活成贫民窟的野蛮人。”
“你们谴责他们暴力，因为他们太弱小，没有话语权，又笨嘴拙舌，不懂得怎么应对你们的伶牙俐齿，不晓得怎么反对托拉斯的欺凌，不知道怎么改变自己的处境。”
“你们把他们逼成野蛮人的样子，所以他们只能用野蛮人的暴力行为来反抗。你们看见卧室里燃起一簇火苗，只是脱下外套盖了上去，假装一切太平。你们发现火势越来越大，于是干脆拆了房间。你们不用温情的水来融化肆虐的火，却指控烈火摧毁了这栋屋子。”
“先生们，你们现在位于时代的十字路口。是任凭这间屋子倒塌，还是从一开始就未雨绸缪？以暴力对抗暴力，只是无休止的恶性暴力循环。请睁眼看看这个国家的现状吧，广大的劳工阶层，只是形式上的国家公民，却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实质平等权。你们所抛弃的人民，自然有邪教信仰、暴力理念、流血革命来接纳。”
“时代的进步，亦或退化，取决于你们的选择，先生们。”
巴伦的演讲，让随后的公诉人最后陈词显得犹如走过场。
最后的判决结果，也是意料之中。
埃里和克劳被宣判无罪。
那么，检察院会考虑上诉到终审法庭吗？
我问了戴莎，她觉得没有意义，这更像是一场政治秀。
……
我和戴莎走出法院大楼时，见到南门的小广场聚集了好几层人群。
许多人在此起彼伏地呼喊胜利口号，现场气氛就像过节一样。
赢得这场胜利的巴伦博士，正在接受记者们的采访。
“这是正义的胜利，是时代的进步。社会各阶层需要团结一致，共建通往光明未来的桥梁。”巴伦向在场的人群们发表演说，引起热烈的欢呼声。
“请问巴伦博士，对于劳工运动的未来和前景，您有什么想说的吗？”一个记者问。
“劳工运动不应各自为战。1491年的《劳动关系法案修正案》已解除了行业区域等限制。因此，广义上的任何劳工，应凝聚成一个阶层，在全国统一联盟框架内发声，而不是如旧时的城市行业协会那样分裂。”巴伦说：“劳工阶层需要用最大的声音争取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利，改善处境，依照国家义务纳税，真正成为参与国家建设的一份子，成为任意其他阶层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促成社会进步与良性循环。”
“但社会上也有其他声音，认为1491年的《劳动关系法案修正案》加剧社会的分裂，激化阶层矛盾，是造成近年来暴力事件的根源，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另外一个记者凑了上去。
“这是因果倒置的说法。1491年之前，上百年来的社会分裂和积累的阶层矛盾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社会动荡不安，才是推出劳动关系方案及修正案的原因。那是时代催生的法律，不是法律导致的矛盾。”巴伦回答：“法律本身没有问题。近十年来产生的不同工会组织及诉求增多，可能给予大众‘嘈杂无序’的错觉，但我相信这是一个自然选择和整合的过程。”
“那您认为，如何促进这个整合过程呢？”又有人问。
“需要立法以完善平等、公正、有序的谈判与妥协框架来解决矛盾，而不是压制弱势方的诉求，逼得诉求变成暴力。”巴伦说：“就像在1491年，我的挚友以及许多人士所推动的修正法案那般。在今天，如果还有人认为劳工运动只是哭闹要糖或暴力破坏的代名词，那就说明这些人还暗持特权阶级思维，没将劳工阶层当作平等公民来看待，他们应该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就如四百年前立国宪法所推翻的等级之树制度一样。”
许多人在涌向巴伦所在的位置，倒是恰好给我们让出了一条路。
“走吧。”戴莎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声。
她刚刚也和我一起听巴伦演说，现在听完巴伦对1491年立法的解说和后续期盼后，似乎没打算再继续听下去。
我跟上她的步伐，和她一同离开人头涌动的小广场。
她的表情平静如水，没有笑容，也没有其他言语。就这样默默走了一段路，让人猜不出她的内心所思。
这个情景，让我想起上周三晚上，她在小广场沉默着走路时的孤寂样子。她在想什么呢？
真猜不透她的心思。可是……她却仿佛总能看穿我的想法。
难道刚刚是有什么关键词，引起了她的回忆？
比如，1491年？嗯，那是她入学的时候。
还有什么？
那一年的立法？劳动关系法案修正案？难道与这个有关吗？
……
nbsp; “我有权沉默。”
“你觉得埃里是白痴吗？”
“我有权沉默。”
“是否有人指使你，遇到不利的问题，就用‘我有权沉默’来搪塞？”
“我有权沉默。”
就这样，七拼八凑起来的逻辑链，在一阵笑声中被打得粉碎。
巴伦顺势把这种作证当成政治迫害的手段，反过来为自己的辩护加分，向陪审员们声情并茂地讲演。
而且，他不只是单方面让陪审员们听而已。在整个辩护过程中，他无视控方的多次抗议，屡次向陪审员们发问，在近似套近乎的闲聊中让对方表态。
这次，他将目标瞄向一位中年先生。据戴莎跟我透露，那是美奇银行碎石城负责人。
巴伦跟这位银行家就像在一个慈善晚会上聊天，语气相当轻松愉快：“如我刚刚所讲。您一定听过这段时间的劳工运动吧，比如法庭外那些呐喊？”
银行家点了点头，说：“是的，我了解。”
“您觉得，用控制、诬告等手段，压制这些声音，是表达公义的正确方式吗？”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好的，谢谢您，先生。”
巴伦致意过后，继续他的讲演。这时的法庭仿佛是他的个人舞台，而我们都是他的听众。
我很惊讶于巴伦的控场能力。或许如戴莎所说，他本来就是一位很有名望和气场的人，也很善于利用这种优势。而事实上，别人也似乎很愿意成为他精彩演说的俘虏。
还不仅于此。他所调用的，还有他的社会关系资源。
戴莎让我注意一下旁听席上左翼联盟的记者们，那些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挖出陪审员们的实际投票情况。
在涉及这个国家价值观的灵魂拷问上，没有人会明确表达异议。
假如那个银行家，赞成两大工会领导人有罪呢？
那么，明早铺天盖地的报纸，大概率会有这么一版：虚伪的银行家某某，在嘴上声明支持公义的同时，双手赞成以卑劣手段判决无辜之人有罪。
反过来，如果这位银行家投下反对票，那么就可以分化其阵营，争取更多的陪审员。
真是高招，我暗暗佩服。
这场庭审走过1个半小时后，形势已经相当明朗了。
控方证据不足，证人可笑，逻辑经不起质询。
到了此刻，现场已变成巴伦的个人政治演讲。
最后陈述中，巴伦的主题是“暴政的压迫，必然召唤推翻暴政的暴力”。
“你们指控他们犯罪，因为他们犯了争取生存权、平等权、选举权的罪，犯了不愿妥协12小时工作制、全年无休、随时被无理解雇、没有任何保险的罪。”
“你们鄙夷他们野蛮，因为他们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没有积蓄，没有闲暇，没有教育途径，没有知识积累，只能一代又一代活成贫民窟的野蛮人。”
“你们谴责他们暴力，因为他们太弱小，没有话语权，又笨嘴拙舌，不懂得怎么应对你们的伶牙俐齿，不晓得怎么反对托拉斯的欺凌，不知道怎么改变自己的处境。”
“你们把他们逼成野蛮人的样子，所以他们只能用野蛮人的暴力行为来反抗。你们看见卧室里燃起一簇火苗，只是脱下外套盖了上去，假装一切太平。你们发现火势越来越大，于是干脆拆了房间。你们不用温情的水来融化肆虐的火，却指控烈火摧毁了这栋屋子。”
“先生们，你们现在位于时代的十字路口。是任凭这间屋子倒塌，还是从一开始就未雨绸缪？以暴力对抗暴力，只是无休止的恶性暴力循环。请睁眼看看这个国家的现状吧，广大的劳工阶层，只是形式上的国家公民，却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实质平等权。你们所抛弃的人民，自然有邪教信仰、暴力理念、流血革命来接纳。”
“时代的进步，亦或退化，取决于你们的选择，先生们。”
巴伦的演讲，让随后的公诉人最后陈词显得犹如走过场。
最后的判决结果，也是意料之中。
埃里和克劳被宣判无罪。
那么，检察院会考虑上诉到终审法庭吗？
我问了戴莎，她觉得没有意义，这更像是一场政治秀。
……
我和戴莎走出法院大楼时，见到南门的小广场聚集了好几层人群。
许多人在此起彼伏地呼喊胜利口号，现场气氛就像过节一样。
赢得这场胜利的巴伦博士，正在接受记者们的采访。
“这是正义的胜利，是时代的进步。社会各阶层需要团结一致，共建通往光明未来的桥梁。”巴伦向在场的人群们发表演说，引起热烈的欢呼声。
“请问巴伦博士，对于劳工运动的未来和前景，您有什么想说的吗？”一个记者问。
“劳工运动不应各自为战。1491年的《劳动关系法案修正案》已解除了行业区域等限制。因此，广义上的任何劳工，应凝聚成一个阶层，在全国统一联盟框架内发声，而不是如旧时的城市行业协会那样分裂。”巴伦说：“劳工阶层需要用最大的声音争取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利，改善处境，依照国家义务纳税，真正成为参与国家建设的一份子，成为任意其他阶层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促成社会进步与良性循环。”
“但社会上也有其他声音，认为1491年的《劳动关系法案修正案》加剧社会的分裂，激化阶层矛盾，是造成近年来暴力事件的根源，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另外一个记者凑了上去。
“这是因果倒置的说法。1491年之前，上百年来的社会分裂和积累的阶层矛盾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社会动荡不安，才是推出劳动关系方案及修正案的原因。那是时代催生的法律，不是法律导致的矛盾。”巴伦回答：“法律本身没有问题。近十年来产生的不同工会组织及诉求增多，可能给予大众‘嘈杂无序’的错觉，但我相信这是一个自然选择和整合的过程。”
“那您认为，如何促进这个整合过程呢？”又有人问。
“需要立法以完善平等、公正、有序的谈判与妥协框架来解决矛盾，而不是压制弱势方的诉求，逼得诉求变成暴力。”巴伦说：“就像在1491年，我的挚友以及许多人士所推动的修正法案那般。在今天，如果还有人认为劳工运动只是哭闹要糖或暴力破坏的代名词，那就说明这些人还暗持特权阶级思维，没将劳工阶层当作平等公民来看待，他们应该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就如四百年前立国宪法所推翻的等级之树制度一样。”
许多人在涌向巴伦所在的位置，倒是恰好给我们让出了一条路。
“走吧。”戴莎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声。
她刚刚也和我一起听巴伦演说，现在听完巴伦对1491年立法的解说和后续期盼后，似乎没打算再继续听下去。
我跟上她的步伐，和她一同离开人头涌动的小广场。
她的表情平静如水，没有笑容，也没有其他言语。就这样默默走了一段路，让人猜不出她的内心所思。
这个情景，让我想起上周三晚上，她在小广场沉默着走路时的孤寂样子。她在想什么呢？
真猜不透她的心思。可是……她却仿佛总能看穿我的想法。
难道刚刚是有什么关键词，引起了她的回忆？
比如，1491年？嗯，那是她入学的时候。
还有什么？
那一年的立法？劳动关系法案修正案？难道与这个有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