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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清漪园的工程，很快地开始了。一面由立山垫款，挑选吉日，悄悄动工清理渣土，一面由雷廷昌烫样画图，陆续进呈。
事情做得很秘密，但可以瞒外廷官员的耳目，却瞒不住无所不管的醇王。立山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让醇王知道了，当面问起，无话可答。所以一直在催李莲英，设法劝请慈禧太后，早早跟醇王说明白，免得害他为难。
这是用不着耍花枪的，李莲英只找慈禧太后高兴的时候，据实奏陈：快到年底了，内务府为了应付各处的垫支，得要上折子请款。不论是在海军衙门拨借，或着户部筹还，都得经过醇王查核，如果醇王不明白上头的意向，一定会驳，那时再来挽回，就显得不合适了。
慈禧太后自然听从。其实她也早有打算了，跟醇王说明此事，不费什么脑筋，麻烦的是户部尚书阎敬铭，此人如果不另作安排，即使醇王不敢反对修园，要从户部指拨经费，亦一定很困难。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到了一个办法，传谕军机，拟定升补大学士的名单。内阁的规制，大学士一直是四端两协。首辅是李鸿章，照例授为文华殿大学士，次辅照入阁的年资算是左宗棠，本应授为武英殿大学士，但当初因为他是举人出身，所以授为东阁大学士，相沿未改，再下来是武英殿大学士灵桂，体仁阁大学士额勒和布。两位协办大学士是吏部尚书恩承，户部尚书阎敬铭。
这年八、九月间，左宗棠、灵桂先后病故，空出两个相位，自然由协办大学士升补。协办可以兼领尚书，而当到大学士，有“管部”的职司，照例解除尚书之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将阎敬铭请出了户部衙门。
不过，慈禧太后此时对阎敬铭的恶感不深，所以让他补了左宗棠的东阁大学士的遗缺，仍旧管理户部。至于户部尚书的悬缺，慈禧太后决定找一个能听话的人来当。
户部衙门还有个人，就是满缺尚书崇绮，顽滞不化，颇令醇王头痛。慈禧太后因为嘉顺皇后的缘故，也对他极其冷淡，所以醇王主张把他调走，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表示同意。不过，崇绮也不吃亏，补恩承的缺，调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正好与徐桐一起去讲“道学”
这一下便连带有许多调动，首先是一满一汉的两位协办大学士，要在尚书中选拔。照例规，这多由吏部尚书升补，但徐桐的资格还浅，而资格最深的礼部尚书毕道远，一向无声无臭，慈禧太后记不起他有何长处，便看李鸿章的面子，将这个缺给了李鸿章一榜的状元，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张之万。
满缺的协办大学士，如果照资格而论，礼部尚书延煦，兵部尚书乌拉喜崇阿都是咸丰六年丙辰科的翰林，而乌拉喜崇阿升一品又早于延煦，更有资格升协办。那知两人都落了空，满缺协办，朱笔亲书由咸丰九年进士出身的福锟升补，而且由工部调户部。另一位工部尚书翁同龢，也同样地移调到户部，这因为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翁同龢和平通达，而且“师傅”一向与内务府大臣，南书房翰林那样，是可以商量皇室“家务”的，修园子要动用部帑，不妨指使皇帝向“师傅”说明苦衷，事情就容易办得通。
工部两尚书就此时而言，自然也是要缺，慈禧太后决定麟书与潘祖荫接替。麟书是宗室，但有汉人的血统，因为他是乾嘉名臣铁保的外孙，铁保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董鄂氏，而这一族相传是大宋赵家的后裔。
麟书是咸丰三年的进士，既非翰林，又没当过尚书，而两个月前忽然为慈禧太后派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一时诧为异数，如今又补上工部尚书，真是官运亨通，与福锟的煊赫得意，可以媲美。两个人都是夫以妻贵，福锟夫人与麟书夫人都很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才从裙带上拂出她们丈夫的官运。
上谕未颁，军机大臣许庚身先派“达拉密”钱应溥为他老师翁同龢去送信道贺。翁同龢的心境很复杂，真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户部尚书每个月份“饭食银子”就有一千多两，而且职掌国家度支，在体制上亦比专跟工匠打交道的工部尚书来得好看些。
惧的是如今又修武备，又兴土木，支出浩繁，深恐才力不胜。因此，有人相贺，说他由“贱”入“富”从明朝以来就有人以“富贵威武贫贱”六字，分缀六部：户富、吏贵、刑威、兵武、礼贫、工贱。所以说翁同龢由工部调户部是由“践”入“富”而他却表示，宁居贫贱，礼部尚书清高之任，工部尚书麻烦不多，似乎都比当户部尚书来得舒服。
在盈门的贺客中，翁同龢特别重视的是阎敬铭，见他一到，随即吩咐门上，再有贺客，一律挡驾。然后延入书斋，请客人换了便衣，围炉置酒，准备长谈。
主客二人一个补大学士，一个调户部，应该是弹冠相庆之时，而面色却都相当凝重。特别是阎敬铭，不住眨着大小眼，仿佛有无穷的感慨，不知从何说起似地。
先提到正题的是主人“朝命过于突兀。”翁同龢说“汲深绠短，菲材何堪当此重任？所好的是，仍旧有中堂在管，以后一切还是要中堂主持。”
“叔平，”阎敬铭问道：“你这是心里的话？”
“自然！我何敢在中堂面前作违心之论？”
“既然如此，我也跟你说几句真心话。叔平，你知道不知道，你调户部，是出于谁的保荐？”
“我不知道。”翁同龢问：“是醇王？”
“不是，是福箴庭。”阎敬铭说：“福箴庭觉得跟你在工部同事，和衷共济，相处得很好。你自己以为如何？”
这话让翁同龢很难回答。想了好一会说：
“中堂知道的，我与人无忤，与世无争。”
“着！他保荐你正就是因为这八个字。在工部，凡有大工，有勘估大臣，有监修大臣，你当堂官的，能够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就见得你清廉自持，俯仰无愧。然而到了户部就不同了，光是清廉无用，你必得忤、必得争。不忤、不争，一定有亏职守！”
这几句话，说得翁同龢汗流浃背。想想他的话实在不错，户部综司出纳，应进的款子不进，要争，不该出的款子要出，更要争。阎敬铭在户部三年十个月，与督抚争、与内务府争、与军机争，有时还要与慈禧太后争。得罪的人，曾不知凡几？如果不敢与人争，怕得罪人，这个户部尚书还是趁早不要干的好！
然而不干又何可得？就想辞官，除了告病，别无理由。而无端告病，变成不识抬举，不但辞不成官，说不定还有严谴。
转念到此，惶然茫然地问道：“中堂何以教我？”
“我先给你看一道上谕。今天刚承旨明发的，你恐怕还没有寓目。”
这道上谕是阎敬铭从军机处抄来的，翁同龢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朕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将京师旗绿各营兵丁饷银，照旧全数发给。’仰惟圣慈体恤兵艰，无微不至，第念各营积弊甚多，如兵丁病故不报，以及冒领重支，额外虚糜，种种弊端，不可枚举，亟应稽查整顿，以昭核实。所有京师旗营一切宿弊，着该都统、副都统认真厘剔，并随时查察。倘该参领等有徇欺隐饰情弊，即着指名严参，从重惩办，决不宽贷。”
“这！”翁同龢问道：“每年不又得多支一两百万银子吗？”
“这是醇王刻意笼络人心的一着棋。每年京饷，各省报解六百三十八万，各海关分摊一百六十二万，总计八百万，除了皇太后、皇上的‘交进银’以外，光是用来支付陵寝祭祀、王公百官俸给，跟京旗各营粮饷，本来倒也够了，可是此外的用途呢？海军经费是一大宗，两三年以后，皇上大婚经费又是一大宗，还要修园子！水就是那么一碗，你也舀，我也舀，而且都恨不得一碗水都归他！这样子下去，非把那一碗水泼翻了不可。”
“是啊！”翁同龢不断搓着手，吸着气，焦急了好半天，从牙缝中迸出一句话来：“修园子，户部决不能拨款！户部制天下经费，收支都有定额，根本就没有修园子这笔预算。”
“叔平！”阎敬铭肃然起敬地说“但愿你能坚持不屈。”
“我尽力而为。”翁同龢又问“海军经费如何？”
“从前拨定各省厘金、关税，分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各二百万两，不过各省都解不足的，北洋是自己收海防捐来弥补，一笔混帐，户部亦管不了。现在这两笔海防经费归海军衙门收支，将来一定有‘官司’好打，户部亦有的是麻烦！”
“怎么呢？”翁同龢急急问道“既然都归海军衙门收支，又与户部何干？那里来的麻烦？”
“我再给你看两封信。”
两封信都是抄件，亦都是李鸿章所发，一封是致海军衙门的公牍，说明北洋海军的规模及所需经费：“查北洋现有船只，惟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最称精美，价值亦巨。济远虽有穹甲及炮台甲，船身较小，尚不得为铁甲船，只可作钢快船之用。此外则有昔在英厂订造之超勇、扬威两快船，船身更小，而炮巨机巧，可备巡防。”这五艘船，可以在海洋中作战，但力量犹嫌单薄，要等正在英德两国订造的四艘战舰到达，合成九艘。另外添购浅水钢快船三艘、鱼雷小艇五六只，连同福建造船厂所造的旧船，方可自成一军。
至于北洋的海军经费，一共可以分成两部分，常年薪饷及舰船维持费一百二、三十万，修建旅顺船坞大约一百四十万，在两年内筹足，每年要七十万两。新购及将来预备订购的船价，还未计算在内，明后两年，每年拨给北洋的经费就得两百万左右。
“这是李少荃扣准了北洋水师经费，每年两百万的数目而开出来的帐。”阎敬铭说：“户部的麻烦，你看另外一封信就知道了。”
另外一封给醇王的私函，说得比较露骨了：“户部初定南北洋经费，号称四百万，后因历年解不及半，不得已将江、浙、皖、鄂各省厘金，奏改八折，仍不能照解。闽、粤厘金则久已奏归本省办防。近三年来，北洋岁收不过十余万，南洋所收更少，部中有案可稽。似户部指定南北洋经费四百万两拨归海军，亦系虚名，断断不能如数。应请殿下主持全局，与户部熟商，添筹的款。”
“各省报解南北海防经费，每年不过一百二三十万，照四百万的定额，还差两百七八十万，户部从那里替海军衙门去筹这笔的款？”
“这，”翁同龢问道：“朴园跟合肥又何肯善罢干休？”
“麻烦就在这里！你倒想，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又安可得？”
说着，阎敬铭一口接一口地喝酒。火盆旁边的茶几上，摆着好几碟江南风味的卤鸭、风鸡、薰鱼之类的酒菜，而赋性俭朴的阎敬铭，只取“半空儿”下酒，他的牙口很好，咬得嘎嗞嘎嗞地响。剥下来的花生壳，随手丢在火盆里，烧得一屋子烟雾腾腾，将翁同龢呛个不住，赶紧去开了窗子。
窗子斜开半扇，西风如刀如冰地刮在脸上，火辣辣地疼，然而脑筋却清醒得多了，定神想一想阎敬铭的话，有些摸不清他的来意。以他平日为人，及看重自己这两点来说，自是以过来人的资格来进一番忠告，但话总得有个结论，只说难处，不是徒乱人意吗？
这一来，他就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回到火盆旁时，举酒相敬“中堂，”他说“咸丰六年先公由吏部改户部，在任两年不足，清勤自矢，是小子亲眼所见的。到后来还不免遭肃六的荼毒。所以，这一次我拜命实在惶恐。不是我恭维中堂，几十年来的户部，没有比中堂再有声有色的。我承大贤之后，必得请教，如何可以差免陨越？”
阎敬铭点点头，睁大了那双大小眼问道：“叔平，你是讲做官，还是讲做事？”
书生积习，耻于言做官，翁同龢毫不迟疑地答道：“自然是讲做事。”
“讲做事，第一不能怕事，越怕事越多事。恭王的前车之鉴。”
这话使得翁同龢精神一振。最后那一句从未有人道过，而想想果然！稷宗不寿、慈安暴崩这两番刺激，给恭王的打击极大，加以家庭多故、体弱多病，因而从文祥一死，如折右臂，就变得很怕事了。南北门户日深，清流气焰日高，说起来都是由恭王怕事纵容而成的。到最后，盛昱一奏，搞得几乎身败名裂，追原论始，可说是自贻伊戚。
“中堂见事真透彻！请问这第二呢？”
“第二，无例不可兴！”
“户部兴一例，四海受害。圣祖论政，总是以安静无事四字，谆谆垂谕。”
“叔平，这话你说错了。时非承平，欲求安静无事，谈何容易？外寇日逼，岂能无事？我说的无例不可兴，并不是有例不可灭。能除恶例陋习，即是兴利。”
“是！中堂责备得是。”
“我不是责备。不过，叔平，你家世清华，又久在京里，干的都是清贵的差使，只怕人情险巇，仕途龌龊，还未深知。
我只不过提醒你，随时要留意而已！”
“多谢中堂！”翁同龢心悦诚服“反正还是中堂管部，我的胆也大了。”
“我自然是一本初衷，宁愿惹人厌，不愿讨人好。”阎敬铭叹口气，欲言又止地好几次，终于道出了他心底的感慨：“说实话，我亦实在没有想到，朴园会执政。否则，我怎么样也不肯到这九陌红尘中来打滚！”
翁同龢也是一样，绝未想到醇王会代恭王而起。不过对两王的短长，他跟阎敬铭想法不同，醇王也有他的长处。总而言之一句话，自从慈安暴崩，慈禧独掌大权，再有贤王，亦恐无所展布。一切的一切，都只有期待皇帝亲政以后了。
转到这个念头，翁同龢有着无可言喻的兴奋，皇帝到底是自己教出来的，自己的一套治平之学，快将间接、直接地见用于世了！
户部六堂官，书香一洗铜臭，有人说，自开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整洁的人才。汉缺一尚书两侍郎，翁同龢、孙家鼐是状元，孙诒经虽未中鼎甲，但一直是名翰林，更难得的是满缺的尚书福锟和左右侍郎嵩申、景善，亦是庶吉士出身。一部六堂，两状元、四翰林，就是最讲究出身的吏部与礼部，亦不见得有此盛事。
但是，国家的财政会不会比阎敬铭当尚书的时候更有起色，却有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说，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而翁同龢这个状元又远非崇绮这个状元可及。读书人有所不为，更重名节，加以有阎敬铭这一把理财好手在管部，所以户部的弊绝风清，库藏日裕，是指日可期的。
另一种看法，也承认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操守大致可信。但除嵩申兼领内务府大臣以外，其他五个人都与内廷有特殊关系，福锟的帘眷日盛，是尽人皆知的事，景善则是慈禧太后母家的亲戚。汉缺三堂官，翁同龢、孙家鼐在毓庆宫行走，孙诒经在南书房行走。师傅与南书房翰林，犹之乎富家巨室的西席与清客一样，向为深宫视作“自己人”由此看来，慈禧太后完全是派了一批亲信在掌管户部，将来予取予求，正无已时。
外间有这两种看法，翁同龢都知道，他本人是希望符合前一种看法，不幸的是，后一种看法似乎言中了。
内务府上了一个奏折，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嵩申、师曾、巴克坦布、崇光、广顺等人联名合奏，说年终“发款不敷，请指款借拨”所谓“发款”就是发给内务府造办处司官及各大木厂为了修三海，在工料上的垫款。这个奏稿，没有经过堂郎中立山，是不满立山的师曾等人所合拟，率直奏陈，司员“借口垫办，未免浮开及动多挟制”又说：英绶与文麟的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奏折，大为生气，内务府大臣都传旨申饬，而师曾则申饬两次。
风声传到内务府，在上谕未发之先。立山听人约略说知，觉得痛快异常，堂官联络起来治他，不道自取其辱，来了个“满堂红”尽皆遭申饬。当然，他也知道堂官不一定个个跟他作对，但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知道靠山如泰山一样，亦是件好事。
痛快归痛快，麻烦还是要料理。料理这场麻烦，也正是自己显手段的机会，他不必堂官找他去商量，先就跟敬事房刘总管悄悄讲好了，四千两银子为传旨申饬的内务府大臣们买回来一个体面。
也不知是那年传下来的规矩，大臣被传旨申饬，除了见于明发上谕以外，另由敬事房派出太监到家传旨。既称申饬，自须责备，起先不过措词尖刻，渐渐变成泼口大骂，以后愈演愈烈，竟成辱骂。太监的性情，乖谬阴贼的居多，论到骂人的本事与兴趣，没有人能比得上。既然口衔天宪，奉旨骂人，还不过足了瘾？善骂的太监，真能将被申饬的大臣骂得双泪交流，隐泣不已。
为了免于受辱，少不得央人说好话，送红包。因此太监奉派传旨申饬，就成了个好差使。刘总管收到立山的四千两银子，自己先落下一半，其余的一半平均分派。别人都伸手接了银子，唯独有个叫赵双山的不肯接，说他该得双份。
“凭什么你就该双份？”刘总管问。
“师曾不是申饬两回吗？”
“这是一码事！”刘总管说“你跑一回腿，得一份钱，天公地道。”
“怎么能算公道？既然总管这么说，我去两回就是了。”
就这一句话将刘总管惹火了，把手缩了回来，将银票放在桌上“嘚！你一回也甭去！”他冷笑着说：“我的赵大爷，你请吧！我不敢劳动大驾。”
赵双山情知不妙，见机得快，陪着笑：“我跟你老闹着玩儿的，你老怎么真动气了呢？我去，我去！”说着，便自己伸手去取银票。
“去你的！”刘总管“啪”地一声，一掌打在赵双出手背上，咆哮着骂道“你趁早滚开，少在我面前逞愣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真还少不得你赵双山不成？”
见刘总管动了真气，赵双山吓得赶紧跪下，旁人又说好说歹，替他求情。纵令如此，仍为刘总管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当然，差使还是交了给他。
这一下，师曾就惨了。当赵双山赍着黄封到门时，他只当立山已经打点妥当，不慌不忙地唤家人备好香案，俯跪在地，只以为赵双山将上谕念过一遍，便算申饬过了。
赵双山也不慌不忙地，先念上逾前半段：“该大臣等所司何事，而任听司员等浮开挟制，肆无忌惮至于如此，所奏殊不成话！总管内务府大臣均着传旨申饬。”
念这段的声音相当平和，所以师曾丝毫不以为意，只等赵双山将“钦此”二字念出口，便待谢恩，谁知不然，还有下文。
“复据奏称，”赵双山的声音提高了“英绶、文麟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等语，所奏殊属冒昧。文麟系师曾之子，该大臣不知道远嫌，尤属非是！着再行传旨申饬。师曾！”
“师曾在！”
“你们爷儿俩要脸不要脸”
由此开始，赵双山尽情痛骂，将受自刘总管的气，一股脑儿都发泄在师曾身上。而师曾挨了骂，还得磕头申谢，因为霉霆雨露，莫非皇恩。
内务府大臣全堂被申饬的上谕，到第二天才由内阁明发，不经军机而用“醇亲王面奉懿旨”的字样开端，提到内务府请“指款借拨”一节，准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借银四十万两，分作五年归还。
原来如此！翁同龢恍然大悟，同时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他一直在担心，内务府为修园子垫借的款子，如果奉旨由户部筹拨，便是绝大的难题，不遵则抗旨，遵旨则有惭清议，而且愧对阎敬铭。如今指明由海军衙门借拨，兴此一例，户部将可以不再为难。当然，修园的工款，大部分还是得由户部来筹，只不过所筹者，是筹足定额的海防经费而已！
这是一套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在翁同龢固然可以装糊涂、逃责任，但却不能为清流所容。新近由江苏学政卸任回京的兵部左侍郎黄体芳，觉得忍无可忍，决定上奏纠劾。
所纠所劾的是谁？当然不会是慈禧太后，也不宜参醇王。黄体芳跟他的儿子黄绍箕细细商量，决定拿李鸿章作个题目。
拟好奏折，尚未呈递，来了个不速之客，是黄绍箕的同年杨崇伊，他们光绪六年一起点的翰林，此时都在当编修，杨崇伊也是翁同龢的小同乡。江苏籍的翰林大都看不起李鸿章，而李鸿章也常骂“吴儿无良”唯独杨崇伊是例外，一向跟北洋衙门走得很近。
因此，黄绍箕见他来访，便存戒心，闲谈了好一会，杨崇伊忍不住探问：“听说老伯这几日将有封奏？”
“‘背人焚谏草’，父子也不例外。”黄绍箕答道“家父有所建言，向来不让我与闻的。”
这话就显得不够朋友了！杨崇伊心里在想：谁不知道“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谏草大都出于爱子之手？只是心中不满，口头却无法指责，只好暗中规劝：“今天腊月十四了，急景凋年，何必还淘闲气？害得一个年都过不痛快！”
黄绍箕微笑不答，打定主意不让他有往深处探究的机会，杨崇伊话不投机，也就只好败兴而归。
黄绍箕自然将杨崇伊的话，告诉了他父亲，黄体芳笑笑说道：“反正这个年总归有人不痛快，不是我，就是合肥。或者两个人都不痛快。”
当天递了折子，第二天一早“黄匣子”送到慈禧太后寝宫里，让她一起身就不痛快。
召见军机的时候，首先就谈黄体芳的奏折。由于折子发下去时，并无指示，军机大臣都不明她的意向所在，所以不敢胡乱回答，都沉默着要先听了她的话，再作道理。
“黄体芳跟曾纪泽，是不是有交情啊？”
这样问话，用意不难明白。黄体芳的奏折中建议：开去李鸿章会办海军的差使，责成曾纪泽专司其事。慈禧太后是想明白，黄体芳到底是帮曾纪泽说话，还是跟李鸿章过不去。
庆王奕劻无从置答，回身低声：“星叔，你回奏吧！”
署理兵部尚书许庚身，随即高声说道：“回皇太后的话，曾纪泽与黄体芳，并无渊源，不见得有什么交情。”
“照这样说，完全是看不得李鸿章！”慈禧太后说“我看也是！黄体芳的话好刻薄。李鸿章这几年也办了不少事，真正有目共睹。说他光是会用钱，‘百弊丛生，毫无成效’，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
“是！”庆王附和着说“黄体芳的话，说得太过分了！”
“黄体芳是侍郎，也算朝廷的大臣，又不是梁鼎芬这些新进的翰林可比。他上这个折子，我实在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怎么办？”
听这一说，她的意思完全清楚了，把黄体芳跟因为参李鸿章而丢官的梁鼎芬相提并论，可以想见她的恼怒。庆王便即答道：“应该交部严议！”
“对了！交部严议。”慈禧太后说道：“大办海军，让李鸿章会办，是大家多少日子商量才定规下来的。难道就都不及黄体芳一个人的见识？何况大臣进退，权柄操在朝廷，他凭什么说这个不该用，那个该用？你们拟一个批来我看。”
当时许庚身执笔，拟了一个交来，呈上御案，慈禧太后亲自用朱笔誊在折尾上，发交吏部。批的是：“侍郎黄体芳奏，大臣会办海军，恐多贻误，请电谕使臣，遄归练师一折。本年创立海军，事关重大，特派醇亲王奕譞，总理一切事宜。李鸿章卓著战功，阅历已深，谕令会同办理，又恐操练巡阅诸事，李鸿章一人未能兼顾，遴派曾纪泽帮办。所有一切机宜，均由海军衙门随时奏闻，请旨办理。朝廷于此事审思熟虑，业经全局通筹；况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岂臣下所能意为进退？海军开办伊始，该侍郎辄请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并谕曾纪泽遄归练师，妄议更张，迹近乱政。黄体芳着交部议处！”
其时吏部尚书崇绮因病请假，由礼部尚书乌拉喜崇阿署理，他是个谨饬平庸、没有主张的人，另一位尚书徐桐，听见“洋”字就会变色，平生最恨“洋务”对李鸿章自然没有好感，因而也就同情黄体芳。至于被黜复用，刚由署理吏部左侍郎补实为吏部右待郎的李鸿藻，是昔日的清流领袖，对黄体芳更要回护。所以避重就轻地引用了一条来处分。这条定例是：“官员妄行条奏者，降一级调用，公罪。”公罪是公事上有所不当，与个人品格有亏而获咎的私罪不同，公罪照例准许抵销，换句话说，只要得过“加级”的奖励，就不必降级。象黄体芳这种当到侍郎的大员，总有好几次加级的纪录，因此这样的处分，对他来说，实在丝毫无损。
徐桐与李鸿藻如此主张，其余的堂官觉得不甚妥当“妄议更张，迹近乱政”与“妄行条奏”的过失，并不相同。然而因为上谕中最后一句是“交部议处”不是“交部严加议处”又因为黄体芳本人是兵部堂官，建议改派曾纪泽专司筹练海军，亦可说是分内应尽的言责，似乎谈不到“乱政”这样一转念间，也就默然同意了。
复奏一上，慈禧太后大为不满。认为“所议过轻”朱笔亲批：“黄体芳着降二级调用。”而“吏部堂官传旨严行申饬”包括告假的崇绮在内，这个年便都过得不甚痛快了。
除夕那天，慈禧太后作了两个重要决定，也就是在明年要办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由选秀女开始，为皇帝立后，一件是预备撤帘归政。
于是，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五，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当面嘱咐，决定带皇帝去谒东陵。此行有三大典礼，第一是到慈安太后在普祥峪的定东陵上去行“敷土礼”慈安太后暴崩于光绪七年三月，当年九月大葬。慈禧太后因为病体初愈，不耐长途跋涉，未曾送到陵上。皇帝年纪太轻，亦不能送葬。”四年以来，慈禧太后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她应该对慈安太后抱歉的事，决定趁撤帘归政之前，弥补此一咎歉。
第二是皇帝登极以后，始终还没有瞻谒过穆宗的惠陵，这一次应该尽礼。第三就是在东陵隆恩殿为列祖列宗行大飨礼。
所谓“敷土礼”就是民间的扫墓，自以清明为宜，所以当天颁发上谕，定于二月二十七起銮，三月初二清明行敷土礼，礼成以后随即回銮，预定三月初七还宫。为了迁就三月初二清明这个日子，回銮的行程相当匆促，而必须在三月初七还宫，则因为这一年会试，定制三月初九第一场开始，考官必得在前一天入闱。三月初七回京，第二天派出考官，才能不误试期。
这一下，有三个衙门要大忙特忙了。第一个是直隶总督衙门，要办“陵差”主要的是整修沿途的跸道；第二个是礼部，要准备各项仪注；第三个就是内务府，伺候皇太后、皇帝及宫眷的车驾食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大感为难的既非内务府，亦非直隶总督衙门，而是礼部。慈禧太后谒陵，仪注自有成例，为难的是初谒普祥峪慈安太后的陵寝，并无成例可循，找遍旧案，只有同治四年，两宫太后致奠孝德显皇后的例子，似乎可用。
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是道光二十七年，文宗当皇子的时候，宜宗为他所册立的嫡福晋。但这位福晋福薄，并未当过皇后，道光二十九年，宣宗的继母孝和睿皇后驾崩，第二天，这位福晋薨逝。而当孝和睿皇后驾崩时，宣宗已经高龄七十有二，并且有病在身，岁暮之际，接连遭遇丧事，过于伤感，所以不到一个月，亦就龙驭上宾了。
于是文宗即位，萨克达氏被追封为孝德皇后，而她的丧仪进行到一半，由于身分自皇子的嫡福晋变为皇后，亦就更改为大丧仪，梓宫一直停放在东陵附近的隆福寺。同治四年，文宗大葬，孝德皇后合葬于定陵，两宫皇太后致奠，因为孝德皇后是元后，当然用的是妃嫔对皇后六肃三跪三叩的大礼。
这一次慈禧太后拜谒慈安太后的陵寝，应该亦可援用此一成例，满尚书延煦主张最力。他所持的理由是，生前两宫并尊，而死后的情形不同，一直到咸丰十一年文宗驾崩的时候，始终是皇后与懿贵妃这两种不同的身分。如果说慈禧太后此时可以平礼致祭，那么当时两宫以妃嫔之礼祭奠孝德皇后，就是错了。
于是定议，详细复奏。慈禧太后先看行大飨礼的仪注，写的是：
“康兴九年秋，圣祖奉太皇太后率皇后谒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庙，越日启銮、陈卤簿、不作乐。
既达陵所，太皇太后坐方城东旁，奠酒举哀，皇太后率皇后等，诣明楼前中立，六肃三跪三拜，随举哀奠酒，复三拜，还行宫。后世凡皇太后谒陵仿此。”
这个仪注，慈禧太后自无话说，接下来看到皇太后“诣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礼节”自然而然想到当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情形，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奏折，狠狠地摔在地上。
左右太监宫女见此光景，吓得个个屏声息气，双腿发抖。
当然，李莲英是例外，然而也不敢随便说话，努一努嘴，示意太监宫女都退了出去，然后捡起奏折，悄悄看了一下，还不知究竟，只猜想到一定是礼部所拟的仪注，大不合她的意思。
“你看！”慈禧太后指着奏折，咬牙说道：“礼部拟的什么仪注？”
“那儿不对，传旨军机说给他们改就是了。”李莲英说“礼部堂官都是书呆子，何必为他们动那么大的气？”
慈禧太后也是一时之气，自觉为此发怒，会遭人背地里批评，度量太狭，因而忍住一口气，接纳了李莲英的建议。
于是军机承旨，通知礼部重拟仪注，要跟当初两宫太后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礼节，稍有区别。这本来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拟之时，就酌量更改，亦不会有人批评。但这样一奏一驳，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会试将近，才俊之士，云集京师，其中颇不乏为老辈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将这件事看得很深。因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这也可以说是旧事重提。当年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渐，深恐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的故事重演，所以极力裁抑醇王。上至亲贵，下至翰林，几乎无不以为醇王绝对不可过问政事，防他因为干预朝政而逐渐养成羽翼，一旦皇帝亲政，成了无形中的“太上皇”便无人可以制他。这重借为穆宗立嗣作题目，其实等于“争国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吴可读尸谏，方始告一段落。
在当今皇帝入承大统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处于极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从此与国家政事绝缘，闲废终身，因而当时上奏两宫太后，有“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苦语。谁知忽忽十载，情势已变，如今醇王不但过问政事，而且成了“太上军机大臣”吏事、军务、财政一把抓，当年的杞忧，成了今天的隐忧。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醇王决不敢稍有踰越，但如一旦撤帘，优游于禁苑之中，大权交付于皇帝之手，那时谁也保不定醇王会不会起异心？即或他本人并无此意，却又有谁敢断定，他左右不会加以怂恿？赵匡胤这样谨厚而不好威权，不也“黄袍加身”欲罢不能吗？
因此，为了消除这重隐忧，今日之下，必须讲礼，礼制并称，唯有礼法，也就是祖宗的家法，才可以防制得了不测的异心。... -->>
重修清漪园的工程，很快地开始了。一面由立山垫款，挑选吉日，悄悄动工清理渣土，一面由雷廷昌烫样画图，陆续进呈。
事情做得很秘密，但可以瞒外廷官员的耳目，却瞒不住无所不管的醇王。立山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让醇王知道了，当面问起，无话可答。所以一直在催李莲英，设法劝请慈禧太后，早早跟醇王说明白，免得害他为难。
这是用不着耍花枪的，李莲英只找慈禧太后高兴的时候，据实奏陈：快到年底了，内务府为了应付各处的垫支，得要上折子请款。不论是在海军衙门拨借，或着户部筹还，都得经过醇王查核，如果醇王不明白上头的意向，一定会驳，那时再来挽回，就显得不合适了。
慈禧太后自然听从。其实她也早有打算了，跟醇王说明此事，不费什么脑筋，麻烦的是户部尚书阎敬铭，此人如果不另作安排，即使醇王不敢反对修园，要从户部指拨经费，亦一定很困难。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到了一个办法，传谕军机，拟定升补大学士的名单。内阁的规制，大学士一直是四端两协。首辅是李鸿章，照例授为文华殿大学士，次辅照入阁的年资算是左宗棠，本应授为武英殿大学士，但当初因为他是举人出身，所以授为东阁大学士，相沿未改，再下来是武英殿大学士灵桂，体仁阁大学士额勒和布。两位协办大学士是吏部尚书恩承，户部尚书阎敬铭。
这年八、九月间，左宗棠、灵桂先后病故，空出两个相位，自然由协办大学士升补。协办可以兼领尚书，而当到大学士，有“管部”的职司，照例解除尚书之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将阎敬铭请出了户部衙门。
不过，慈禧太后此时对阎敬铭的恶感不深，所以让他补了左宗棠的东阁大学士的遗缺，仍旧管理户部。至于户部尚书的悬缺，慈禧太后决定找一个能听话的人来当。
户部衙门还有个人，就是满缺尚书崇绮，顽滞不化，颇令醇王头痛。慈禧太后因为嘉顺皇后的缘故，也对他极其冷淡，所以醇王主张把他调走，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表示同意。不过，崇绮也不吃亏，补恩承的缺，调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正好与徐桐一起去讲“道学”
这一下便连带有许多调动，首先是一满一汉的两位协办大学士，要在尚书中选拔。照例规，这多由吏部尚书升补，但徐桐的资格还浅，而资格最深的礼部尚书毕道远，一向无声无臭，慈禧太后记不起他有何长处，便看李鸿章的面子，将这个缺给了李鸿章一榜的状元，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张之万。
满缺的协办大学士，如果照资格而论，礼部尚书延煦，兵部尚书乌拉喜崇阿都是咸丰六年丙辰科的翰林，而乌拉喜崇阿升一品又早于延煦，更有资格升协办。那知两人都落了空，满缺协办，朱笔亲书由咸丰九年进士出身的福锟升补，而且由工部调户部。另一位工部尚书翁同龢，也同样地移调到户部，这因为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翁同龢和平通达，而且“师傅”一向与内务府大臣，南书房翰林那样，是可以商量皇室“家务”的，修园子要动用部帑，不妨指使皇帝向“师傅”说明苦衷，事情就容易办得通。
工部两尚书就此时而言，自然也是要缺，慈禧太后决定麟书与潘祖荫接替。麟书是宗室，但有汉人的血统，因为他是乾嘉名臣铁保的外孙，铁保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董鄂氏，而这一族相传是大宋赵家的后裔。
麟书是咸丰三年的进士，既非翰林，又没当过尚书，而两个月前忽然为慈禧太后派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一时诧为异数，如今又补上工部尚书，真是官运亨通，与福锟的煊赫得意，可以媲美。两个人都是夫以妻贵，福锟夫人与麟书夫人都很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才从裙带上拂出她们丈夫的官运。
上谕未颁，军机大臣许庚身先派“达拉密”钱应溥为他老师翁同龢去送信道贺。翁同龢的心境很复杂，真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户部尚书每个月份“饭食银子”就有一千多两，而且职掌国家度支，在体制上亦比专跟工匠打交道的工部尚书来得好看些。
惧的是如今又修武备，又兴土木，支出浩繁，深恐才力不胜。因此，有人相贺，说他由“贱”入“富”从明朝以来就有人以“富贵威武贫贱”六字，分缀六部：户富、吏贵、刑威、兵武、礼贫、工贱。所以说翁同龢由工部调户部是由“践”入“富”而他却表示，宁居贫贱，礼部尚书清高之任，工部尚书麻烦不多，似乎都比当户部尚书来得舒服。
在盈门的贺客中，翁同龢特别重视的是阎敬铭，见他一到，随即吩咐门上，再有贺客，一律挡驾。然后延入书斋，请客人换了便衣，围炉置酒，准备长谈。
主客二人一个补大学士，一个调户部，应该是弹冠相庆之时，而面色却都相当凝重。特别是阎敬铭，不住眨着大小眼，仿佛有无穷的感慨，不知从何说起似地。
先提到正题的是主人“朝命过于突兀。”翁同龢说“汲深绠短，菲材何堪当此重任？所好的是，仍旧有中堂在管，以后一切还是要中堂主持。”
“叔平，”阎敬铭问道：“你这是心里的话？”
“自然！我何敢在中堂面前作违心之论？”
“既然如此，我也跟你说几句真心话。叔平，你知道不知道，你调户部，是出于谁的保荐？”
“我不知道。”翁同龢问：“是醇王？”
“不是，是福箴庭。”阎敬铭说：“福箴庭觉得跟你在工部同事，和衷共济，相处得很好。你自己以为如何？”
这话让翁同龢很难回答。想了好一会说：
“中堂知道的，我与人无忤，与世无争。”
“着！他保荐你正就是因为这八个字。在工部，凡有大工，有勘估大臣，有监修大臣，你当堂官的，能够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就见得你清廉自持，俯仰无愧。然而到了户部就不同了，光是清廉无用，你必得忤、必得争。不忤、不争，一定有亏职守！”
这几句话，说得翁同龢汗流浃背。想想他的话实在不错，户部综司出纳，应进的款子不进，要争，不该出的款子要出，更要争。阎敬铭在户部三年十个月，与督抚争、与内务府争、与军机争，有时还要与慈禧太后争。得罪的人，曾不知凡几？如果不敢与人争，怕得罪人，这个户部尚书还是趁早不要干的好！
然而不干又何可得？就想辞官，除了告病，别无理由。而无端告病，变成不识抬举，不但辞不成官，说不定还有严谴。
转念到此，惶然茫然地问道：“中堂何以教我？”
“我先给你看一道上谕。今天刚承旨明发的，你恐怕还没有寓目。”
这道上谕是阎敬铭从军机处抄来的，翁同龢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朕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将京师旗绿各营兵丁饷银，照旧全数发给。’仰惟圣慈体恤兵艰，无微不至，第念各营积弊甚多，如兵丁病故不报，以及冒领重支，额外虚糜，种种弊端，不可枚举，亟应稽查整顿，以昭核实。所有京师旗营一切宿弊，着该都统、副都统认真厘剔，并随时查察。倘该参领等有徇欺隐饰情弊，即着指名严参，从重惩办，决不宽贷。”
“这！”翁同龢问道：“每年不又得多支一两百万银子吗？”
“这是醇王刻意笼络人心的一着棋。每年京饷，各省报解六百三十八万，各海关分摊一百六十二万，总计八百万，除了皇太后、皇上的‘交进银’以外，光是用来支付陵寝祭祀、王公百官俸给，跟京旗各营粮饷，本来倒也够了，可是此外的用途呢？海军经费是一大宗，两三年以后，皇上大婚经费又是一大宗，还要修园子！水就是那么一碗，你也舀，我也舀，而且都恨不得一碗水都归他！这样子下去，非把那一碗水泼翻了不可。”
“是啊！”翁同龢不断搓着手，吸着气，焦急了好半天，从牙缝中迸出一句话来：“修园子，户部决不能拨款！户部制天下经费，收支都有定额，根本就没有修园子这笔预算。”
“叔平！”阎敬铭肃然起敬地说“但愿你能坚持不屈。”
“我尽力而为。”翁同龢又问“海军经费如何？”
“从前拨定各省厘金、关税，分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各二百万两，不过各省都解不足的，北洋是自己收海防捐来弥补，一笔混帐，户部亦管不了。现在这两笔海防经费归海军衙门收支，将来一定有‘官司’好打，户部亦有的是麻烦！”
“怎么呢？”翁同龢急急问道“既然都归海军衙门收支，又与户部何干？那里来的麻烦？”
“我再给你看两封信。”
两封信都是抄件，亦都是李鸿章所发，一封是致海军衙门的公牍，说明北洋海军的规模及所需经费：“查北洋现有船只，惟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最称精美，价值亦巨。济远虽有穹甲及炮台甲，船身较小，尚不得为铁甲船，只可作钢快船之用。此外则有昔在英厂订造之超勇、扬威两快船，船身更小，而炮巨机巧，可备巡防。”这五艘船，可以在海洋中作战，但力量犹嫌单薄，要等正在英德两国订造的四艘战舰到达，合成九艘。另外添购浅水钢快船三艘、鱼雷小艇五六只，连同福建造船厂所造的旧船，方可自成一军。
至于北洋的海军经费，一共可以分成两部分，常年薪饷及舰船维持费一百二、三十万，修建旅顺船坞大约一百四十万，在两年内筹足，每年要七十万两。新购及将来预备订购的船价，还未计算在内，明后两年，每年拨给北洋的经费就得两百万左右。
“这是李少荃扣准了北洋水师经费，每年两百万的数目而开出来的帐。”阎敬铭说：“户部的麻烦，你看另外一封信就知道了。”
另外一封给醇王的私函，说得比较露骨了：“户部初定南北洋经费，号称四百万，后因历年解不及半，不得已将江、浙、皖、鄂各省厘金，奏改八折，仍不能照解。闽、粤厘金则久已奏归本省办防。近三年来，北洋岁收不过十余万，南洋所收更少，部中有案可稽。似户部指定南北洋经费四百万两拨归海军，亦系虚名，断断不能如数。应请殿下主持全局，与户部熟商，添筹的款。”
“各省报解南北海防经费，每年不过一百二三十万，照四百万的定额，还差两百七八十万，户部从那里替海军衙门去筹这笔的款？”
“这，”翁同龢问道：“朴园跟合肥又何肯善罢干休？”
“麻烦就在这里！你倒想，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又安可得？”
说着，阎敬铭一口接一口地喝酒。火盆旁边的茶几上，摆着好几碟江南风味的卤鸭、风鸡、薰鱼之类的酒菜，而赋性俭朴的阎敬铭，只取“半空儿”下酒，他的牙口很好，咬得嘎嗞嘎嗞地响。剥下来的花生壳，随手丢在火盆里，烧得一屋子烟雾腾腾，将翁同龢呛个不住，赶紧去开了窗子。
窗子斜开半扇，西风如刀如冰地刮在脸上，火辣辣地疼，然而脑筋却清醒得多了，定神想一想阎敬铭的话，有些摸不清他的来意。以他平日为人，及看重自己这两点来说，自是以过来人的资格来进一番忠告，但话总得有个结论，只说难处，不是徒乱人意吗？
这一来，他就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回到火盆旁时，举酒相敬“中堂，”他说“咸丰六年先公由吏部改户部，在任两年不足，清勤自矢，是小子亲眼所见的。到后来还不免遭肃六的荼毒。所以，这一次我拜命实在惶恐。不是我恭维中堂，几十年来的户部，没有比中堂再有声有色的。我承大贤之后，必得请教，如何可以差免陨越？”
阎敬铭点点头，睁大了那双大小眼问道：“叔平，你是讲做官，还是讲做事？”
书生积习，耻于言做官，翁同龢毫不迟疑地答道：“自然是讲做事。”
“讲做事，第一不能怕事，越怕事越多事。恭王的前车之鉴。”
这话使得翁同龢精神一振。最后那一句从未有人道过，而想想果然！稷宗不寿、慈安暴崩这两番刺激，给恭王的打击极大，加以家庭多故、体弱多病，因而从文祥一死，如折右臂，就变得很怕事了。南北门户日深，清流气焰日高，说起来都是由恭王怕事纵容而成的。到最后，盛昱一奏，搞得几乎身败名裂，追原论始，可说是自贻伊戚。
“中堂见事真透彻！请问这第二呢？”
“第二，无例不可兴！”
“户部兴一例，四海受害。圣祖论政，总是以安静无事四字，谆谆垂谕。”
“叔平，这话你说错了。时非承平，欲求安静无事，谈何容易？外寇日逼，岂能无事？我说的无例不可兴，并不是有例不可灭。能除恶例陋习，即是兴利。”
“是！中堂责备得是。”
“我不是责备。不过，叔平，你家世清华，又久在京里，干的都是清贵的差使，只怕人情险巇，仕途龌龊，还未深知。
我只不过提醒你，随时要留意而已！”
“多谢中堂！”翁同龢心悦诚服“反正还是中堂管部，我的胆也大了。”
“我自然是一本初衷，宁愿惹人厌，不愿讨人好。”阎敬铭叹口气，欲言又止地好几次，终于道出了他心底的感慨：“说实话，我亦实在没有想到，朴园会执政。否则，我怎么样也不肯到这九陌红尘中来打滚！”
翁同龢也是一样，绝未想到醇王会代恭王而起。不过对两王的短长，他跟阎敬铭想法不同，醇王也有他的长处。总而言之一句话，自从慈安暴崩，慈禧独掌大权，再有贤王，亦恐无所展布。一切的一切，都只有期待皇帝亲政以后了。
转到这个念头，翁同龢有着无可言喻的兴奋，皇帝到底是自己教出来的，自己的一套治平之学，快将间接、直接地见用于世了！
户部六堂官，书香一洗铜臭，有人说，自开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整洁的人才。汉缺一尚书两侍郎，翁同龢、孙家鼐是状元，孙诒经虽未中鼎甲，但一直是名翰林，更难得的是满缺的尚书福锟和左右侍郎嵩申、景善，亦是庶吉士出身。一部六堂，两状元、四翰林，就是最讲究出身的吏部与礼部，亦不见得有此盛事。
但是，国家的财政会不会比阎敬铭当尚书的时候更有起色，却有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说，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而翁同龢这个状元又远非崇绮这个状元可及。读书人有所不为，更重名节，加以有阎敬铭这一把理财好手在管部，所以户部的弊绝风清，库藏日裕，是指日可期的。
另一种看法，也承认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操守大致可信。但除嵩申兼领内务府大臣以外，其他五个人都与内廷有特殊关系，福锟的帘眷日盛，是尽人皆知的事，景善则是慈禧太后母家的亲戚。汉缺三堂官，翁同龢、孙家鼐在毓庆宫行走，孙诒经在南书房行走。师傅与南书房翰林，犹之乎富家巨室的西席与清客一样，向为深宫视作“自己人”由此看来，慈禧太后完全是派了一批亲信在掌管户部，将来予取予求，正无已时。
外间有这两种看法，翁同龢都知道，他本人是希望符合前一种看法，不幸的是，后一种看法似乎言中了。
内务府上了一个奏折，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嵩申、师曾、巴克坦布、崇光、广顺等人联名合奏，说年终“发款不敷，请指款借拨”所谓“发款”就是发给内务府造办处司官及各大木厂为了修三海，在工料上的垫款。这个奏稿，没有经过堂郎中立山，是不满立山的师曾等人所合拟，率直奏陈，司员“借口垫办，未免浮开及动多挟制”又说：英绶与文麟的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奏折，大为生气，内务府大臣都传旨申饬，而师曾则申饬两次。
风声传到内务府，在上谕未发之先。立山听人约略说知，觉得痛快异常，堂官联络起来治他，不道自取其辱，来了个“满堂红”尽皆遭申饬。当然，他也知道堂官不一定个个跟他作对，但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知道靠山如泰山一样，亦是件好事。
痛快归痛快，麻烦还是要料理。料理这场麻烦，也正是自己显手段的机会，他不必堂官找他去商量，先就跟敬事房刘总管悄悄讲好了，四千两银子为传旨申饬的内务府大臣们买回来一个体面。
也不知是那年传下来的规矩，大臣被传旨申饬，除了见于明发上谕以外，另由敬事房派出太监到家传旨。既称申饬，自须责备，起先不过措词尖刻，渐渐变成泼口大骂，以后愈演愈烈，竟成辱骂。太监的性情，乖谬阴贼的居多，论到骂人的本事与兴趣，没有人能比得上。既然口衔天宪，奉旨骂人，还不过足了瘾？善骂的太监，真能将被申饬的大臣骂得双泪交流，隐泣不已。
为了免于受辱，少不得央人说好话，送红包。因此太监奉派传旨申饬，就成了个好差使。刘总管收到立山的四千两银子，自己先落下一半，其余的一半平均分派。别人都伸手接了银子，唯独有个叫赵双山的不肯接，说他该得双份。
“凭什么你就该双份？”刘总管问。
“师曾不是申饬两回吗？”
“这是一码事！”刘总管说“你跑一回腿，得一份钱，天公地道。”
“怎么能算公道？既然总管这么说，我去两回就是了。”
就这一句话将刘总管惹火了，把手缩了回来，将银票放在桌上“嘚！你一回也甭去！”他冷笑着说：“我的赵大爷，你请吧！我不敢劳动大驾。”
赵双山情知不妙，见机得快，陪着笑：“我跟你老闹着玩儿的，你老怎么真动气了呢？我去，我去！”说着，便自己伸手去取银票。
“去你的！”刘总管“啪”地一声，一掌打在赵双出手背上，咆哮着骂道“你趁早滚开，少在我面前逞愣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真还少不得你赵双山不成？”
见刘总管动了真气，赵双山吓得赶紧跪下，旁人又说好说歹，替他求情。纵令如此，仍为刘总管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当然，差使还是交了给他。
这一下，师曾就惨了。当赵双山赍着黄封到门时，他只当立山已经打点妥当，不慌不忙地唤家人备好香案，俯跪在地，只以为赵双山将上谕念过一遍，便算申饬过了。
赵双山也不慌不忙地，先念上逾前半段：“该大臣等所司何事，而任听司员等浮开挟制，肆无忌惮至于如此，所奏殊不成话！总管内务府大臣均着传旨申饬。”
念这段的声音相当平和，所以师曾丝毫不以为意，只等赵双山将“钦此”二字念出口，便待谢恩，谁知不然，还有下文。
“复据奏称，”赵双山的声音提高了“英绶、文麟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等语，所奏殊属冒昧。文麟系师曾之子，该大臣不知道远嫌，尤属非是！着再行传旨申饬。师曾！”
“师曾在！”
“你们爷儿俩要脸不要脸”
由此开始，赵双山尽情痛骂，将受自刘总管的气，一股脑儿都发泄在师曾身上。而师曾挨了骂，还得磕头申谢，因为霉霆雨露，莫非皇恩。
内务府大臣全堂被申饬的上谕，到第二天才由内阁明发，不经军机而用“醇亲王面奉懿旨”的字样开端，提到内务府请“指款借拨”一节，准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借银四十万两，分作五年归还。
原来如此！翁同龢恍然大悟，同时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他一直在担心，内务府为修园子垫借的款子，如果奉旨由户部筹拨，便是绝大的难题，不遵则抗旨，遵旨则有惭清议，而且愧对阎敬铭。如今指明由海军衙门借拨，兴此一例，户部将可以不再为难。当然，修园的工款，大部分还是得由户部来筹，只不过所筹者，是筹足定额的海防经费而已！
这是一套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在翁同龢固然可以装糊涂、逃责任，但却不能为清流所容。新近由江苏学政卸任回京的兵部左侍郎黄体芳，觉得忍无可忍，决定上奏纠劾。
所纠所劾的是谁？当然不会是慈禧太后，也不宜参醇王。黄体芳跟他的儿子黄绍箕细细商量，决定拿李鸿章作个题目。
拟好奏折，尚未呈递，来了个不速之客，是黄绍箕的同年杨崇伊，他们光绪六年一起点的翰林，此时都在当编修，杨崇伊也是翁同龢的小同乡。江苏籍的翰林大都看不起李鸿章，而李鸿章也常骂“吴儿无良”唯独杨崇伊是例外，一向跟北洋衙门走得很近。
因此，黄绍箕见他来访，便存戒心，闲谈了好一会，杨崇伊忍不住探问：“听说老伯这几日将有封奏？”
“‘背人焚谏草’，父子也不例外。”黄绍箕答道“家父有所建言，向来不让我与闻的。”
这话就显得不够朋友了！杨崇伊心里在想：谁不知道“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谏草大都出于爱子之手？只是心中不满，口头却无法指责，只好暗中规劝：“今天腊月十四了，急景凋年，何必还淘闲气？害得一个年都过不痛快！”
黄绍箕微笑不答，打定主意不让他有往深处探究的机会，杨崇伊话不投机，也就只好败兴而归。
黄绍箕自然将杨崇伊的话，告诉了他父亲，黄体芳笑笑说道：“反正这个年总归有人不痛快，不是我，就是合肥。或者两个人都不痛快。”
当天递了折子，第二天一早“黄匣子”送到慈禧太后寝宫里，让她一起身就不痛快。
召见军机的时候，首先就谈黄体芳的奏折。由于折子发下去时，并无指示，军机大臣都不明她的意向所在，所以不敢胡乱回答，都沉默着要先听了她的话，再作道理。
“黄体芳跟曾纪泽，是不是有交情啊？”
这样问话，用意不难明白。黄体芳的奏折中建议：开去李鸿章会办海军的差使，责成曾纪泽专司其事。慈禧太后是想明白，黄体芳到底是帮曾纪泽说话，还是跟李鸿章过不去。
庆王奕劻无从置答，回身低声：“星叔，你回奏吧！”
署理兵部尚书许庚身，随即高声说道：“回皇太后的话，曾纪泽与黄体芳，并无渊源，不见得有什么交情。”
“照这样说，完全是看不得李鸿章！”慈禧太后说“我看也是！黄体芳的话好刻薄。李鸿章这几年也办了不少事，真正有目共睹。说他光是会用钱，‘百弊丛生，毫无成效’，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
“是！”庆王附和着说“黄体芳的话，说得太过分了！”
“黄体芳是侍郎，也算朝廷的大臣，又不是梁鼎芬这些新进的翰林可比。他上这个折子，我实在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怎么办？”
听这一说，她的意思完全清楚了，把黄体芳跟因为参李鸿章而丢官的梁鼎芬相提并论，可以想见她的恼怒。庆王便即答道：“应该交部严议！”
“对了！交部严议。”慈禧太后说道：“大办海军，让李鸿章会办，是大家多少日子商量才定规下来的。难道就都不及黄体芳一个人的见识？何况大臣进退，权柄操在朝廷，他凭什么说这个不该用，那个该用？你们拟一个批来我看。”
当时许庚身执笔，拟了一个交来，呈上御案，慈禧太后亲自用朱笔誊在折尾上，发交吏部。批的是：“侍郎黄体芳奏，大臣会办海军，恐多贻误，请电谕使臣，遄归练师一折。本年创立海军，事关重大，特派醇亲王奕譞，总理一切事宜。李鸿章卓著战功，阅历已深，谕令会同办理，又恐操练巡阅诸事，李鸿章一人未能兼顾，遴派曾纪泽帮办。所有一切机宜，均由海军衙门随时奏闻，请旨办理。朝廷于此事审思熟虑，业经全局通筹；况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岂臣下所能意为进退？海军开办伊始，该侍郎辄请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并谕曾纪泽遄归练师，妄议更张，迹近乱政。黄体芳着交部议处！”
其时吏部尚书崇绮因病请假，由礼部尚书乌拉喜崇阿署理，他是个谨饬平庸、没有主张的人，另一位尚书徐桐，听见“洋”字就会变色，平生最恨“洋务”对李鸿章自然没有好感，因而也就同情黄体芳。至于被黜复用，刚由署理吏部左侍郎补实为吏部右待郎的李鸿藻，是昔日的清流领袖，对黄体芳更要回护。所以避重就轻地引用了一条来处分。这条定例是：“官员妄行条奏者，降一级调用，公罪。”公罪是公事上有所不当，与个人品格有亏而获咎的私罪不同，公罪照例准许抵销，换句话说，只要得过“加级”的奖励，就不必降级。象黄体芳这种当到侍郎的大员，总有好几次加级的纪录，因此这样的处分，对他来说，实在丝毫无损。
徐桐与李鸿藻如此主张，其余的堂官觉得不甚妥当“妄议更张，迹近乱政”与“妄行条奏”的过失，并不相同。然而因为上谕中最后一句是“交部议处”不是“交部严加议处”又因为黄体芳本人是兵部堂官，建议改派曾纪泽专司筹练海军，亦可说是分内应尽的言责，似乎谈不到“乱政”这样一转念间，也就默然同意了。
复奏一上，慈禧太后大为不满。认为“所议过轻”朱笔亲批：“黄体芳着降二级调用。”而“吏部堂官传旨严行申饬”包括告假的崇绮在内，这个年便都过得不甚痛快了。
除夕那天，慈禧太后作了两个重要决定，也就是在明年要办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由选秀女开始，为皇帝立后，一件是预备撤帘归政。
于是，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五，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当面嘱咐，决定带皇帝去谒东陵。此行有三大典礼，第一是到慈安太后在普祥峪的定东陵上去行“敷土礼”慈安太后暴崩于光绪七年三月，当年九月大葬。慈禧太后因为病体初愈，不耐长途跋涉，未曾送到陵上。皇帝年纪太轻，亦不能送葬。”四年以来，慈禧太后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她应该对慈安太后抱歉的事，决定趁撤帘归政之前，弥补此一咎歉。
第二是皇帝登极以后，始终还没有瞻谒过穆宗的惠陵，这一次应该尽礼。第三就是在东陵隆恩殿为列祖列宗行大飨礼。
所谓“敷土礼”就是民间的扫墓，自以清明为宜，所以当天颁发上谕，定于二月二十七起銮，三月初二清明行敷土礼，礼成以后随即回銮，预定三月初七还宫。为了迁就三月初二清明这个日子，回銮的行程相当匆促，而必须在三月初七还宫，则因为这一年会试，定制三月初九第一场开始，考官必得在前一天入闱。三月初七回京，第二天派出考官，才能不误试期。
这一下，有三个衙门要大忙特忙了。第一个是直隶总督衙门，要办“陵差”主要的是整修沿途的跸道；第二个是礼部，要准备各项仪注；第三个就是内务府，伺候皇太后、皇帝及宫眷的车驾食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大感为难的既非内务府，亦非直隶总督衙门，而是礼部。慈禧太后谒陵，仪注自有成例，为难的是初谒普祥峪慈安太后的陵寝，并无成例可循，找遍旧案，只有同治四年，两宫太后致奠孝德显皇后的例子，似乎可用。
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是道光二十七年，文宗当皇子的时候，宜宗为他所册立的嫡福晋。但这位福晋福薄，并未当过皇后，道光二十九年，宣宗的继母孝和睿皇后驾崩，第二天，这位福晋薨逝。而当孝和睿皇后驾崩时，宣宗已经高龄七十有二，并且有病在身，岁暮之际，接连遭遇丧事，过于伤感，所以不到一个月，亦就龙驭上宾了。
于是文宗即位，萨克达氏被追封为孝德皇后，而她的丧仪进行到一半，由于身分自皇子的嫡福晋变为皇后，亦就更改为大丧仪，梓宫一直停放在东陵附近的隆福寺。同治四年，文宗大葬，孝德皇后合葬于定陵，两宫皇太后致奠，因为孝德皇后是元后，当然用的是妃嫔对皇后六肃三跪三叩的大礼。
这一次慈禧太后拜谒慈安太后的陵寝，应该亦可援用此一成例，满尚书延煦主张最力。他所持的理由是，生前两宫并尊，而死后的情形不同，一直到咸丰十一年文宗驾崩的时候，始终是皇后与懿贵妃这两种不同的身分。如果说慈禧太后此时可以平礼致祭，那么当时两宫以妃嫔之礼祭奠孝德皇后，就是错了。
于是定议，详细复奏。慈禧太后先看行大飨礼的仪注，写的是：
“康兴九年秋，圣祖奉太皇太后率皇后谒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庙，越日启銮、陈卤簿、不作乐。
既达陵所，太皇太后坐方城东旁，奠酒举哀，皇太后率皇后等，诣明楼前中立，六肃三跪三拜，随举哀奠酒，复三拜，还行宫。后世凡皇太后谒陵仿此。”
这个仪注，慈禧太后自无话说，接下来看到皇太后“诣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礼节”自然而然想到当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情形，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奏折，狠狠地摔在地上。
左右太监宫女见此光景，吓得个个屏声息气，双腿发抖。
当然，李莲英是例外，然而也不敢随便说话，努一努嘴，示意太监宫女都退了出去，然后捡起奏折，悄悄看了一下，还不知究竟，只猜想到一定是礼部所拟的仪注，大不合她的意思。
“你看！”慈禧太后指着奏折，咬牙说道：“礼部拟的什么仪注？”
“那儿不对，传旨军机说给他们改就是了。”李莲英说“礼部堂官都是书呆子，何必为他们动那么大的气？”
慈禧太后也是一时之气，自觉为此发怒，会遭人背地里批评，度量太狭，因而忍住一口气，接纳了李莲英的建议。
于是军机承旨，通知礼部重拟仪注，要跟当初两宫太后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礼节，稍有区别。这本来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拟之时，就酌量更改，亦不会有人批评。但这样一奏一驳，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会试将近，才俊之士，云集京师，其中颇不乏为老辈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将这件事看得很深。因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这也可以说是旧事重提。当年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渐，深恐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的故事重演，所以极力裁抑醇王。上至亲贵，下至翰林，几乎无不以为醇王绝对不可过问政事，防他因为干预朝政而逐渐养成羽翼，一旦皇帝亲政，成了无形中的“太上皇”便无人可以制他。这重借为穆宗立嗣作题目，其实等于“争国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吴可读尸谏，方始告一段落。
在当今皇帝入承大统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处于极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从此与国家政事绝缘，闲废终身，因而当时上奏两宫太后，有“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苦语。谁知忽忽十载，情势已变，如今醇王不但过问政事，而且成了“太上军机大臣”吏事、军务、财政一把抓，当年的杞忧，成了今天的隐忧。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醇王决不敢稍有踰越，但如一旦撤帘，优游于禁苑之中，大权交付于皇帝之手，那时谁也保不定醇王会不会起异心？即或他本人并无此意，却又有谁敢断定，他左右不会加以怂恿？赵匡胤这样谨厚而不好威权，不也“黄袍加身”欲罢不能吗？
因此，为了消除这重隐忧，今日之下，必须讲礼，礼制并称，唯有礼法，也就是祖宗的家法，才可以防制得了不测的异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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