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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早晨，卓娅匆匆穿衣服要去上班的时候，想起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请求——下次值班时一定还穿那件金灰色的连衫裙。那天晚上他只看到白长衫底下这件衣服的领口，因此想“在白天的光亮里看一眼”有时，满足一些通情达理的要求是很愉快的。今天她穿这件连衫裙倒也合适，因为它凑合算得上是过节似的服装，而卓娅指望白天没什么事情可做，那就可以等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跟她开心。
想到这里，她急忙换上了他说的那件连衫裙，喷了点香水，梳了梳头发，但时间不多了，她就一边往门外走，一边穿大衣，奶奶差点儿没来得及把早点塞进她的口袋里。
这是一个有点雾气、阴冷的早晨，但已完全不像冬天的时节。在俄罗斯，逢这种天气外出要穿风雨衣。可是在这儿南方，人们对冷和热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了：大热天还穿毛料衣服；大衣，人们总是尽量早穿、尽量晚脱；而有皮大衣的人、就巴不得有寒冷的天气，哪怕有几天也好。
一出大门口，卓娅就看到自己要乘的那路电车，便跟在车后跑过一个街区，最后一个跳了上去，气喘吁吁、面颊绯红地待在有风的后面车台上。市内的电车都驶得很慢，又隆隆作响，拐弯时与铁轨的磨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对年轻人来说，气短也好，乃至急剧的心跳也好，都是愉快的，因为马上就会过去，而过去之后就会更充分地感到体魄的健康和心情的欢畅。
医学院放假期间，无非是到医院里去值班——每周值3班半——对她来说，这是十分轻松的，等于休息。当然，不值班就会更轻松，不过卓娅已经习惯于双重负担：她半工半读已是第二个年头了。在医院里没有多少实习的机会，卓娅工作不是为了实习，而是为了挣钱，因为奶奶的退休金光买面包还不够，卓娅的助学金一花就没了，父亲从未寄来什么，卓娅也不向他要。她不愿向这样的父亲伸手。
从上次值夜班以来，也就是寒假的最初两天，卓娅没睡过懒觉，她从小就没有这个习惯。首先，她坐下来给自己缝一件春天穿的乔其纱内衫，衣料还是工z月份领到报酬时买的（奶奶经常说：“夏天准备雪橇，冬天准备大车”；正是根据这个谚语的道理，商店里好的夏令用品只有冬天才能买得到）。卓娅是在奶奶的那台旧“辛格尔”牌缝纫机上做活的（这台机器是从斯库棱斯克搬来的），最初的缝纫技术和剪裁手法也是奶奶传授的，现在都已过时了，于是卓娅就靠眼看心记向邻居、熟人中上过裁剪缝纫培训班的人学，因为她自己怎么也挤不出时间去上这样的课。在这两天里，她没能把内衫缝完，但却跑了好几家化学干洗店，总算找到一家愿意洗她的一件旧的单大衣。她还坐车到市场上去买过土豆和蔬菜，在那里她讨价还价，似乎把每一分钱都掂一掂，最后，两手提着两只沉甸甸的拎包回来（在商店里买东西，通常是奶奶去排队，但重东西她拿不动）。卓娅还去过一次浴室。她想随便躺下来看看书，可是没有时间了。而昨天晚上，她跟大学同年级的同学丽塔一起，到文化宫去参加过舞会。
卓娅真希望能有比一般俱乐部更健康、更清新的地方，但是除了俱乐部，便没有可以结识年轻人的那种风气、场所和晚会。她同一个年级和同一个系里有很多俄罗斯姑娘，可小伙子差不多都是乌兹别克人。因此，学校里的晚会她懒得去。
她跟丽塔一起去的那座文化宫，地方宽敞、整洁、供暖好，有大理石的柱子和楼梯，有镶青铜框架的高大镜子——走路或跳舞的时候，老远就能看见你自己，还有昂贵的舒适太师椅（不过它们被套子罩了起来，不允许往上坐）。然而，从新年晚会以后，卓娅就没到那里去过，因为她在那里曾受到很大委屈。当时举行的是化装假面舞会，设有精彩服装奖。卓娅给自己缝了一套猴装，带有绝妙的尾巴。她的整个打扮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发型也好，薄薄的脂粉也好，色彩的对比也好，这一切都既滑稽而又漂亮，可说能稳拿头奖，尽管能够与她竞争的人很多。可是就在发奖之前，几个缺乏教养的小伙子用刀子将她的尾巴割了下来，相互传递和藏匿。卓娅哭了起来——倒不是由于这些小伙子的愚蠢行为，而是由于周围人的发笑，把恶作剧看做是很机智的举动。没有尾巴，这套服装便大为减色，加上卓娅情绪低落，结果什么奖也没得到。
即使是在昨天，她走进文化宫俱乐部时，还带着委屈情绪生俱乐部的气。可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物提醒地猴子尾巴事件。到的人是来联欢的，有大专院校的学生，有工厂的工人。卓娅和丽塔没有一次机会能在一起跳，她们一下子就被分开了，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她们一连3个小时尽情地旋转、摇晃、跺脚。身体需要这种活动，需要这种旋转和扭动，它觉得很舒服。而所有跟她跳舞的舞伴都很少说话，要是偶尔说了句笑话，那按卓娅的鉴赏标准来看，也显得有点愚蠢。后来，一个名叫科利亚的技术设计员出来送她回家。一路上他们谈论印度电影，谈论游泳；要是谈什么正经话题，那必定会觉得可笑的。快到大门口的时候，他们在比较晦暗的地方接吻，而卓娅那撩人春心的乳房是最够受的了。它们被他搂得多么紧啊！他还试图通过别的途径达到目的，卓娅已陶然心醉，但与此同时她想到星期日还要早起，此刻有点浪费时间，一股冷意不由地透入心胸，于是她把他打发走了，自己顺着年久的扶梯跑上楼去。
在卓娅的女友中间，尤其是医学院的女同学之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必须尽快向生活索取，而且愈早愈好，愈多愈好。在这种思潮的氛围中，要在一年级、二年级、直至三年级还保持什么老处女似的状态，除了滚瓜烂熟的理论知识以外一无所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卓娅也经历过，也跟不同的小伙子数次经历过相互接近的各个阶段——从逐渐放宽限制开始，到被突袭和被占有；经历过忘乎一切的飘然时刻，即使炸弹落到屋顶上也不能改变姿势；也经历过平静下来以后浑身乏力的时刻，把散扔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衣物捡起来——本来，他们的衣物怎么也不可能放在一起，而这时双方却看到它们放在同一个地方，而且一点也没感到奇怪，还当着对方的面很自然地把衣服穿上。
快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卓娅就绕过了老处女的行列，可这毕竟不是那么一回事n试一切之中缺少那种生活稳定乃至生活本身的基础，缺少某种具有本质意义的连续性。
卓娅今年只有23岁，可她见到的已经不少了，至今还记得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时那令人发疯的漫长路程；起初坐货车，后来乘驳船，再后来又坐货车。不知为什么她尤其记住了货车上的那个邻居，此人不停地用绳子去量每一个人所占用的铺板的宽度，最后证明卓娅一家多占了两厘米。她也记得战争年代这里的饥饿而又紧张的生活，那时人们所谈论的都是关于食品配给卡和黑市上的价格。记得她的叔叔费佳常常从床头柜里偷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面包。而如今，在医院里，她所看到的都是这些忍受着癌症痛苦、难以摆脱厄运的病人，听到的是他们那令人沮丧的倾诉，看到的是他们的眼泪。
同这一切相比，偎依、拥抱乃至更进一步，都只不过是生活苦海中有点甜味的几滴。靠这样的儿满是无法解渴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定要出嫁呢？是否意味着幸福在于嫁人？可同她结识、跳舞、散步的年轻人，无一例外，统统表现出这样一种意图：热乎一阵，一走了事。这些年轻人私下里说：“我本来可以结婚，可是一两个晚上就能找到一个，何必结婚呢？”
当周围的人都肯于让步的时候，你就没法摆出一副傲然不可接近的样子，就像往集市运送的货物很多时，没法卖高价一样。
即使登记也无济于事，同卓娅互相交接班的乌克兰族护主玛丽娅就有过这样的教训：玛丽娅相信登记，但过了一周丈夫还是把她抛弃，远走高飞，无影无踪。7年来，她独力抚养孩子，还要被认为是个有夫之妇。
因此，在举杯相祝的小小晚会上，如果生理方面正赶上危险期，卓娅每走一步都格外留神，就像士兵处在布雷区似的。
卓娅还有比玛丽娅更近的例子，她看到过自己的父母过的那种活受罪的生活，看到过他们怎样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和好；怎样一会儿各奔东西，一会儿又聚在一起——就这样彼此折磨了一辈子。重蹈母亲的覆辙，对卓娅来说，无异于喝硫酸。
这同样是任何登记手续都不起作用的一个例子。
在自己身体内部，在身体各个部分的对比方面，在自己的性格中，在对生活的整个理解上，卓娅都感到平衡与和谐。只有在这种和谐的气氛里，才谈得上她的生活的扩展。
如果有谁在两手摸她身体的间歇中对她说些愚蠢、庸俗的话，或者像昨天科利亚那样，几乎是照搬电影里的一套，那他马上就会破坏这种和谐，不可能赢得卓娅的好感。
就这样，卓娅站在后车台上随着电车一路颠晃，直站到终点，其间女售票员大声斥资过一个不买票的年轻人（而那人听着，还是没有买票）。电车开始绕圈子调头，圈子的另一边已经聚集了不少等车的人。被数落的那个年轻人没等电车停住就跳了下去。有一个男孩也跳下去了。卓娅也跟着跳下车，因为从这儿走过去路近些。
时间已是8点零1分了，卓娅沿着医疗中心那曲折的柏油小路飞奔。作为护土，她不应该奔跑，但作为大学生，则完全可以原谅。
等她跑到癌症楼，脱去大衣、穿上白大褂和到了楼上的时候，已是8点10分了。如果是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交班，那卓娅就不会有好脸子瞧；如果是玛丽娅交班，那也会对她板着个脸说些难听的话，仿佛她不是迟到了10分钟，而是耽误了半班的时间。然而幸运的是，在她之前值班的也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卡拉卡尔帕克族的图尔贡，此人一向待人宽厚，尤其是对她。他本想朝她屁股上拍一下作为惩罚，可她没有使他得逞，两个人都笑了，结果反倒是卓娅把图尔贡从楼梯上往下推了一把。
图尔贡虽说是个在校的大学生，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他已被任命为一所乡村医院的院长，他只有最后几个月可以自由自在，不必一本正经地约束自己。
图尔贡留给卓娅的是一本医嘱簿，另外还有护士长米塔交特的特别任务。星期日没有巡诊，治疗暂停，没有刚刚输过血的病人，不过也增加了一件操心的事：病人家属未经值班医生批准不准闯进病房。此外，米塔依然把自己来不及做的、份内的没完没了的统计工作，分一部分给星期日值白天班的护士做。
今天，这项工作是整理去年——1954年12月份的厚厚一叠病历卡。卓娅嘟圆了嘴唇，仿佛要吹口哨似的，手指弹了一下卡片的一角，估了估有多少张，还有没有剩余时间用来绣花儿，这时她感到身旁有个高大的人影。卓娅并未觉得奇怪，扭过头去便看见科斯托格洛托夫。他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也梳过了，只是下巴上的疤痕像往常一样表明他有一段强盗般的历史。
“早上好，卓英卡，”他完全按绅士的派头说道。
“早上好，”她摇了摇头，仿佛什么事情使她不大高兴抑或怀疑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任何原因。
他那深褐色的大眼睛望着她。
“我倒是看不出，您是不是按我的请求做了？”
“什么请求？”卓娅皱起眉头惊讶地问（她的这一着，向来都会收到好的效果）。
“您不记得啦？我还为这一请求占卜过呢。”
“您从我这里借走一本解剖学，这事我记得很牢。”
“我现在就把它还给您。谢谢。”
“都看明白了吗？”
“我觉得，该明白的都明白了。”
“我这样做是不是对您有害？”卓娅问，这次并非戏言。“我后悔了。”
“不，不，卓英卡！”他急于否定这一点，几乎碰到了她的手。“相反，这本书使我得到了鼓舞。您借给我的书简直太好了。不过”他望着她的脖颈“请您把白长衫的第一颗钮扣解开。”
“干什么？”卓娅现出十分惊讶的神情（这在她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没觉得热！”
“恰恰相反，您已经热得满脸通红了。”
“这倒是真的，”她温和地笑了，自己的确想敞开长衫衣领，因为刚才跑到很急，又跟图尔贡爆闹了一阵，还没喘过气来。于是她把长衫的领子解开了。
灰金色的连衫裙金光炯烟
科斯托格洛托夫睁大了眼睛望着，几乎不出声地说：
“真漂亮。谢谢。待会儿多露出些给我看看行吗？”
“那要看您占的什么卦。”
“我一定告诉您，只是稍微晚些，好吗？我们今天岂不一直要呆在一起？”
卓娅把两个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转，像个布娃娃似的。
“那您得来帮我的忙。我冒汗发热是因为我今天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果要我用针头去扎活人，我可帮不了忙。”
‘要是做些医务统计方面的工作呢？往表格上划划线行吗？”
“我尊重统计工作。只要不是保密的就行。”
“那么您吃过早饭以后来吧，”卓娅向他嫣然一笑，作为预先酬谢他的帮助。
已经在往各个病房送早饭了。
还是星期五早晨交班的时候，被夜间一席谈话激起好奇心的卓娅，就到挂号处去看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登记卡。
原来他叫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拗口的父名跟他那令人不快的姓倒很般配，不过本名多少冲淡了这种印象）。他生于1920年，已满34周岁了；尽管很难想像，但的确还没有结婚，也的确住在一个叫作什么乌什一捷列克的地方。他没有任何亲属（病人亲属的地址，在肿瘤医院也必须登记）。他的专业是地形测绘，而现在却是土地测量员。
这一切并不能使人看清他的来历，反而更加模糊。
今天，她在医嘱簿上看到，从星期五开始，每天给他肌肉注射两毫升人造雌酚。
这应该由晚上的值班护士来做，就是说，今天这不是她份内的事。但卓娅动了动嘟成猪鼻子似的圆嘴唇。
早饭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病理解剖学教科书带来，并准备帮她做事，可是这时卓娅正忙于向各个病房发放一天应服3次或4决的药。
后来，他们终于在她的小办公桌旁坐下。卓娅取出一大张纸用来绘制表格，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得用画杠杠的方式标上去。她向他解释如何如何（该怎么做她自己也几乎都忘了），还一边移动一把沉甸甸的大尺。一边在纸上画线。
一般来说，这样一些“帮手”——小伙子和单身汉（也包括结了婚的）究竟能帮多少忙，卓娅心中是有底的：每次这样的帮忙总是变成闲聊、说笑、献殷勤，结果表格上老是出现错误。不过卓娅不在乎这些错误，因为即使是最缺乏新意的献殷勤也总比至关重要的表格更有情趣。今天卓她并不反对把一场可以充实值班时间的游戏继续下去。
使她更为惊讶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立刻就不再对她横看竖瞧和用特殊声调讲话了，而且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甚至还反过来向她解释。他埋头整理卡片，念出需要统计的内容，卓虹则在大统计表的格子里画杠杠。“局部神经瘤，”他念着“肾上腺瘤鼻腔肉瘤脊髓瘤”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她。
需要统计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每一种类型的肿瘤有多少病例：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以10年为一类的不同年龄者各有多少。还需要按采用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剂量的不同而加以分类。而每一类又得分为5种可能的结果：治愈、好转、无变化、恶化和死亡。对于这5种结果，卓娅的帮手特别注意。一下子就能看出，完全治愈的几乎没有，不过死亡的也不算多。
“我看，这里总是让垂危病人出院，不叫他们死在医院里，”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奥列格，您自己想一想。”（她叫他“奥列格”作为对工作的奖励。他注意到这一点，即刻向她瞥了一眼。）“如果明显看到一个病人已无法挽救，只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可活了，那又何必让他占着床位呢？那些有可能治愈的病人正排着队等候床位住院。再说那些不治之症的病人”
“什么不治之症？”
“就是无法医治的那些病人他们的模样和谈话会对可以治愈的那些病人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瞧，奥列格这次坐在护主办公桌旁，似乎在社会地位和世界对他的看法方面都提高了一步。那个已无法挽救的“他”那个不应再占床位的“他”已与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无关，他不属于不治之症的病人之列。而现在人们同他——科斯托格洛托夫谈话，已经是另外一种口气了，仿佛他是不可能死的，仿佛他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这一飞跃是那么出乎意料，简直使他受之有愧，使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件事来，但他现在不可能沉洞于对那件事的回忆中。
“是的，这完全合乎逻辑。可是，让阿佐夫金出院便是另一回事。昨天，医生当着我的面在阿佐夫金的出院证明上写tu摸rocrs（心脏肿瘤），对他本人没做过任何解释，什么话也没说。因此，我有一种感觉，似乎自己也参与了这场骗局。”
此时他坐在那里，不是有疤痕的一侧对着卓娅，所以他的脸看上去一点也不带凶相。
在这种融洽的气氛里他们继续工作，合作得很好，午饭之前就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
诚然，米塔还留下另一项工作：把化验结果按在病人的体温单上，以便减少病历的篇页，也便于往上面粘贴。可是仅仅一个星期日就干这么多活，也太不公平了。所以卓娅说道：
“好啦，多谢您，多谢，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
“别再这样！请您还像刚才那样叫我奥列格！”
“您午饭以后得休息休息”
“我从来不休息！”
“可您要知道，您是病号呀。”
“倒也奇怪，卓英卡，您一走上楼来值班，我的病也就完全好了！”
“那好吧，’卓娅爽爽快快地让了步。“这一次我要在客厅里接待您。”
她随即向医生会议室那里把头一摆。
不过午饭后她又给病人发药，那间大的女病房里还有一些急于处理的事情。这里，她的周围充斥着疾患和病痛，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卓娅深感到自己从头到脚乃至每一个细胞都是那么干净和健全。她怀着异常喜悦的心情意识到自己的一对乳房既匀称又富有弹性；在病床旁边向病人俯下身去的时候，她感觉到它们那沉甸甸的分量；走得快的时候，它们又是怎样的颤动。
事情终于少些了。卓娅吩咐女护理员坐在桌旁，阻止探病者进入病房，有什么事情就叫她。她把绣花活儿带走，奥列格也就跟在她后面进了医生会议室。
这是尽头里的一个明亮的房间，有3个窗户。房间的陈设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表明会计和院长都明显插过手：里面的两张沙发并不是随便安放着，而是完全正规地摆在那里，高高的陡直的靠背足以使脖子发僵，靠背上的镜子只有长颈鹿才能在里面看到自己。桌子也是按令人难以忍受的机关格局摆着：一张主席专用的桌面上压着有机玻璃的大写字台，与另一张长条会议桌垂直相接，排成了t字形。长条会议桌似乎按撒马尔罕风格铺着天蓝色的长毛绒桌布，这一桌布的颜色使房间里洋溢着明朗的色调。此外，有几把舒适的小扶手椅，它们没放在会议桌旁，而是奇妙地放成一组，这也使房间显得很别致。
这里，除了11月7回到来之前出的一期肿瘤学家墙报，没有任何东西会提醒你这是一所医院。
卓娅和奥列格在房间最亮地方的两把舒适的扶手椅上坐下，那里的座架上摆着几盆龙舌兰，正面窗户的整块大玻璃外面，有一棵技机繁茂的橡树比二楼还高。
奥列格不只是坐着，他整个身体都感受到这把椅子的舒适，脊背在其中弯得多么适中，脖子和头部还可以多么自由地反仰。
“真阔气！”他说。“我大概有15年没坐过这么阔气的靠椅了。”
（既然他那么喜欢扶手椅，为什么他不给自己买那么一把呢？）
“好吧，您占的是什么卦？”卓娅问道，她头部的倾斜和眼睛的表情正好符合这样的提问。
现在，他们躲在这间没有其他人的房间里，在这样的扶手椅里坐下来，推一的目的就是交谈，而谈话的进行将是旁敲侧击还是单刀直人，取决于每一个用词海一句话的语气、每一个眼神。对于前一种谈话方式卓娅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来到了这里她却预感到第二种方式的出现。
奥列格没有使她发生错觉。他的头依然靠在椅背上，眼睛掠过她的上方，盯着窗户，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占的卦是一位有金色刘海的姑娘会不会愿意到我们那边的新垦地去。”
只在这时他才看了她一眼。
卓娅抵住了他的目光：
“可是，那边等待着这位姑娘的是什么呢？”
奥列格叹了口气：
“这我已对您讲过。令人高兴的事情不多。没有自来水熨斗得用木炭烧。点的是煤油灯。雨天到处泥泞不堪，地皮一干就尘土飞扬。好的衣裳永远也没有机会穿。”
他没有漏说令... -->>
星期日早晨，卓娅匆匆穿衣服要去上班的时候，想起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请求——下次值班时一定还穿那件金灰色的连衫裙。那天晚上他只看到白长衫底下这件衣服的领口，因此想“在白天的光亮里看一眼”有时，满足一些通情达理的要求是很愉快的。今天她穿这件连衫裙倒也合适，因为它凑合算得上是过节似的服装，而卓娅指望白天没什么事情可做，那就可以等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跟她开心。
想到这里，她急忙换上了他说的那件连衫裙，喷了点香水，梳了梳头发，但时间不多了，她就一边往门外走，一边穿大衣，奶奶差点儿没来得及把早点塞进她的口袋里。
这是一个有点雾气、阴冷的早晨，但已完全不像冬天的时节。在俄罗斯，逢这种天气外出要穿风雨衣。可是在这儿南方，人们对冷和热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了：大热天还穿毛料衣服；大衣，人们总是尽量早穿、尽量晚脱；而有皮大衣的人、就巴不得有寒冷的天气，哪怕有几天也好。
一出大门口，卓娅就看到自己要乘的那路电车，便跟在车后跑过一个街区，最后一个跳了上去，气喘吁吁、面颊绯红地待在有风的后面车台上。市内的电车都驶得很慢，又隆隆作响，拐弯时与铁轨的磨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对年轻人来说，气短也好，乃至急剧的心跳也好，都是愉快的，因为马上就会过去，而过去之后就会更充分地感到体魄的健康和心情的欢畅。
医学院放假期间，无非是到医院里去值班——每周值3班半——对她来说，这是十分轻松的，等于休息。当然，不值班就会更轻松，不过卓娅已经习惯于双重负担：她半工半读已是第二个年头了。在医院里没有多少实习的机会，卓娅工作不是为了实习，而是为了挣钱，因为奶奶的退休金光买面包还不够，卓娅的助学金一花就没了，父亲从未寄来什么，卓娅也不向他要。她不愿向这样的父亲伸手。
从上次值夜班以来，也就是寒假的最初两天，卓娅没睡过懒觉，她从小就没有这个习惯。首先，她坐下来给自己缝一件春天穿的乔其纱内衫，衣料还是工z月份领到报酬时买的（奶奶经常说：“夏天准备雪橇，冬天准备大车”；正是根据这个谚语的道理，商店里好的夏令用品只有冬天才能买得到）。卓娅是在奶奶的那台旧“辛格尔”牌缝纫机上做活的（这台机器是从斯库棱斯克搬来的），最初的缝纫技术和剪裁手法也是奶奶传授的，现在都已过时了，于是卓娅就靠眼看心记向邻居、熟人中上过裁剪缝纫培训班的人学，因为她自己怎么也挤不出时间去上这样的课。在这两天里，她没能把内衫缝完，但却跑了好几家化学干洗店，总算找到一家愿意洗她的一件旧的单大衣。她还坐车到市场上去买过土豆和蔬菜，在那里她讨价还价，似乎把每一分钱都掂一掂，最后，两手提着两只沉甸甸的拎包回来（在商店里买东西，通常是奶奶去排队，但重东西她拿不动）。卓娅还去过一次浴室。她想随便躺下来看看书，可是没有时间了。而昨天晚上，她跟大学同年级的同学丽塔一起，到文化宫去参加过舞会。
卓娅真希望能有比一般俱乐部更健康、更清新的地方，但是除了俱乐部，便没有可以结识年轻人的那种风气、场所和晚会。她同一个年级和同一个系里有很多俄罗斯姑娘，可小伙子差不多都是乌兹别克人。因此，学校里的晚会她懒得去。
她跟丽塔一起去的那座文化宫，地方宽敞、整洁、供暖好，有大理石的柱子和楼梯，有镶青铜框架的高大镜子——走路或跳舞的时候，老远就能看见你自己，还有昂贵的舒适太师椅（不过它们被套子罩了起来，不允许往上坐）。然而，从新年晚会以后，卓娅就没到那里去过，因为她在那里曾受到很大委屈。当时举行的是化装假面舞会，设有精彩服装奖。卓娅给自己缝了一套猴装，带有绝妙的尾巴。她的整个打扮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发型也好，薄薄的脂粉也好，色彩的对比也好，这一切都既滑稽而又漂亮，可说能稳拿头奖，尽管能够与她竞争的人很多。可是就在发奖之前，几个缺乏教养的小伙子用刀子将她的尾巴割了下来，相互传递和藏匿。卓娅哭了起来——倒不是由于这些小伙子的愚蠢行为，而是由于周围人的发笑，把恶作剧看做是很机智的举动。没有尾巴，这套服装便大为减色，加上卓娅情绪低落，结果什么奖也没得到。
即使是在昨天，她走进文化宫俱乐部时，还带着委屈情绪生俱乐部的气。可是没有任何人和任何物提醒地猴子尾巴事件。到的人是来联欢的，有大专院校的学生，有工厂的工人。卓娅和丽塔没有一次机会能在一起跳，她们一下子就被分开了，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她们一连3个小时尽情地旋转、摇晃、跺脚。身体需要这种活动，需要这种旋转和扭动，它觉得很舒服。而所有跟她跳舞的舞伴都很少说话，要是偶尔说了句笑话，那按卓娅的鉴赏标准来看，也显得有点愚蠢。后来，一个名叫科利亚的技术设计员出来送她回家。一路上他们谈论印度电影，谈论游泳；要是谈什么正经话题，那必定会觉得可笑的。快到大门口的时候，他们在比较晦暗的地方接吻，而卓娅那撩人春心的乳房是最够受的了。它们被他搂得多么紧啊！他还试图通过别的途径达到目的，卓娅已陶然心醉，但与此同时她想到星期日还要早起，此刻有点浪费时间，一股冷意不由地透入心胸，于是她把他打发走了，自己顺着年久的扶梯跑上楼去。
在卓娅的女友中间，尤其是医学院的女同学之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必须尽快向生活索取，而且愈早愈好，愈多愈好。在这种思潮的氛围中，要在一年级、二年级、直至三年级还保持什么老处女似的状态，除了滚瓜烂熟的理论知识以外一无所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卓娅也经历过，也跟不同的小伙子数次经历过相互接近的各个阶段——从逐渐放宽限制开始，到被突袭和被占有；经历过忘乎一切的飘然时刻，即使炸弹落到屋顶上也不能改变姿势；也经历过平静下来以后浑身乏力的时刻，把散扔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衣物捡起来——本来，他们的衣物怎么也不可能放在一起，而这时双方却看到它们放在同一个地方，而且一点也没感到奇怪，还当着对方的面很自然地把衣服穿上。
快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卓娅就绕过了老处女的行列，可这毕竟不是那么一回事n试一切之中缺少那种生活稳定乃至生活本身的基础，缺少某种具有本质意义的连续性。
卓娅今年只有23岁，可她见到的已经不少了，至今还记得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时那令人发疯的漫长路程；起初坐货车，后来乘驳船，再后来又坐货车。不知为什么她尤其记住了货车上的那个邻居，此人不停地用绳子去量每一个人所占用的铺板的宽度，最后证明卓娅一家多占了两厘米。她也记得战争年代这里的饥饿而又紧张的生活，那时人们所谈论的都是关于食品配给卡和黑市上的价格。记得她的叔叔费佳常常从床头柜里偷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面包。而如今，在医院里，她所看到的都是这些忍受着癌症痛苦、难以摆脱厄运的病人，听到的是他们那令人沮丧的倾诉，看到的是他们的眼泪。
同这一切相比，偎依、拥抱乃至更进一步，都只不过是生活苦海中有点甜味的几滴。靠这样的儿满是无法解渴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定要出嫁呢？是否意味着幸福在于嫁人？可同她结识、跳舞、散步的年轻人，无一例外，统统表现出这样一种意图：热乎一阵，一走了事。这些年轻人私下里说：“我本来可以结婚，可是一两个晚上就能找到一个，何必结婚呢？”
当周围的人都肯于让步的时候，你就没法摆出一副傲然不可接近的样子，就像往集市运送的货物很多时，没法卖高价一样。
即使登记也无济于事，同卓娅互相交接班的乌克兰族护主玛丽娅就有过这样的教训：玛丽娅相信登记，但过了一周丈夫还是把她抛弃，远走高飞，无影无踪。7年来，她独力抚养孩子，还要被认为是个有夫之妇。
因此，在举杯相祝的小小晚会上，如果生理方面正赶上危险期，卓娅每走一步都格外留神，就像士兵处在布雷区似的。
卓娅还有比玛丽娅更近的例子，她看到过自己的父母过的那种活受罪的生活，看到过他们怎样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和好；怎样一会儿各奔东西，一会儿又聚在一起——就这样彼此折磨了一辈子。重蹈母亲的覆辙，对卓娅来说，无异于喝硫酸。
这同样是任何登记手续都不起作用的一个例子。
在自己身体内部，在身体各个部分的对比方面，在自己的性格中，在对生活的整个理解上，卓娅都感到平衡与和谐。只有在这种和谐的气氛里，才谈得上她的生活的扩展。
如果有谁在两手摸她身体的间歇中对她说些愚蠢、庸俗的话，或者像昨天科利亚那样，几乎是照搬电影里的一套，那他马上就会破坏这种和谐，不可能赢得卓娅的好感。
就这样，卓娅站在后车台上随着电车一路颠晃，直站到终点，其间女售票员大声斥资过一个不买票的年轻人（而那人听着，还是没有买票）。电车开始绕圈子调头，圈子的另一边已经聚集了不少等车的人。被数落的那个年轻人没等电车停住就跳了下去。有一个男孩也跳下去了。卓娅也跟着跳下车，因为从这儿走过去路近些。
时间已是8点零1分了，卓娅沿着医疗中心那曲折的柏油小路飞奔。作为护土，她不应该奔跑，但作为大学生，则完全可以原谅。
等她跑到癌症楼，脱去大衣、穿上白大褂和到了楼上的时候，已是8点10分了。如果是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交班，那卓娅就不会有好脸子瞧；如果是玛丽娅交班，那也会对她板着个脸说些难听的话，仿佛她不是迟到了10分钟，而是耽误了半班的时间。然而幸运的是，在她之前值班的也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卡拉卡尔帕克族的图尔贡，此人一向待人宽厚，尤其是对她。他本想朝她屁股上拍一下作为惩罚，可她没有使他得逞，两个人都笑了，结果反倒是卓娅把图尔贡从楼梯上往下推了一把。
图尔贡虽说是个在校的大学生，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他已被任命为一所乡村医院的院长，他只有最后几个月可以自由自在，不必一本正经地约束自己。
图尔贡留给卓娅的是一本医嘱簿，另外还有护士长米塔交特的特别任务。星期日没有巡诊，治疗暂停，没有刚刚输过血的病人，不过也增加了一件操心的事：病人家属未经值班医生批准不准闯进病房。此外，米塔依然把自己来不及做的、份内的没完没了的统计工作，分一部分给星期日值白天班的护士做。
今天，这项工作是整理去年——1954年12月份的厚厚一叠病历卡。卓娅嘟圆了嘴唇，仿佛要吹口哨似的，手指弹了一下卡片的一角，估了估有多少张，还有没有剩余时间用来绣花儿，这时她感到身旁有个高大的人影。卓娅并未觉得奇怪，扭过头去便看见科斯托格洛托夫。他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也梳过了，只是下巴上的疤痕像往常一样表明他有一段强盗般的历史。
“早上好，卓英卡，”他完全按绅士的派头说道。
“早上好，”她摇了摇头，仿佛什么事情使她不大高兴抑或怀疑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任何原因。
他那深褐色的大眼睛望着她。
“我倒是看不出，您是不是按我的请求做了？”
“什么请求？”卓娅皱起眉头惊讶地问（她的这一着，向来都会收到好的效果）。
“您不记得啦？我还为这一请求占卜过呢。”
“您从我这里借走一本解剖学，这事我记得很牢。”
“我现在就把它还给您。谢谢。”
“都看明白了吗？”
“我觉得，该明白的都明白了。”
“我这样做是不是对您有害？”卓娅问，这次并非戏言。“我后悔了。”
“不，不，卓英卡！”他急于否定这一点，几乎碰到了她的手。“相反，这本书使我得到了鼓舞。您借给我的书简直太好了。不过”他望着她的脖颈“请您把白长衫的第一颗钮扣解开。”
“干什么？”卓娅现出十分惊讶的神情（这在她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没觉得热！”
“恰恰相反，您已经热得满脸通红了。”
“这倒是真的，”她温和地笑了，自己的确想敞开长衫衣领，因为刚才跑到很急，又跟图尔贡爆闹了一阵，还没喘过气来。于是她把长衫的领子解开了。
灰金色的连衫裙金光炯烟
科斯托格洛托夫睁大了眼睛望着，几乎不出声地说：
“真漂亮。谢谢。待会儿多露出些给我看看行吗？”
“那要看您占的什么卦。”
“我一定告诉您，只是稍微晚些，好吗？我们今天岂不一直要呆在一起？”
卓娅把两个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转，像个布娃娃似的。
“那您得来帮我的忙。我冒汗发热是因为我今天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果要我用针头去扎活人，我可帮不了忙。”
‘要是做些医务统计方面的工作呢？往表格上划划线行吗？”
“我尊重统计工作。只要不是保密的就行。”
“那么您吃过早饭以后来吧，”卓娅向他嫣然一笑，作为预先酬谢他的帮助。
已经在往各个病房送早饭了。
还是星期五早晨交班的时候，被夜间一席谈话激起好奇心的卓娅，就到挂号处去看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登记卡。
原来他叫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拗口的父名跟他那令人不快的姓倒很般配，不过本名多少冲淡了这种印象）。他生于1920年，已满34周岁了；尽管很难想像，但的确还没有结婚，也的确住在一个叫作什么乌什一捷列克的地方。他没有任何亲属（病人亲属的地址，在肿瘤医院也必须登记）。他的专业是地形测绘，而现在却是土地测量员。
这一切并不能使人看清他的来历，反而更加模糊。
今天，她在医嘱簿上看到，从星期五开始，每天给他肌肉注射两毫升人造雌酚。
这应该由晚上的值班护士来做，就是说，今天这不是她份内的事。但卓娅动了动嘟成猪鼻子似的圆嘴唇。
早饭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病理解剖学教科书带来，并准备帮她做事，可是这时卓娅正忙于向各个病房发放一天应服3次或4决的药。
后来，他们终于在她的小办公桌旁坐下。卓娅取出一大张纸用来绘制表格，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得用画杠杠的方式标上去。她向他解释如何如何（该怎么做她自己也几乎都忘了），还一边移动一把沉甸甸的大尺。一边在纸上画线。
一般来说，这样一些“帮手”——小伙子和单身汉（也包括结了婚的）究竟能帮多少忙，卓娅心中是有底的：每次这样的帮忙总是变成闲聊、说笑、献殷勤，结果表格上老是出现错误。不过卓娅不在乎这些错误，因为即使是最缺乏新意的献殷勤也总比至关重要的表格更有情趣。今天卓她并不反对把一场可以充实值班时间的游戏继续下去。
使她更为惊讶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立刻就不再对她横看竖瞧和用特殊声调讲话了，而且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甚至还反过来向她解释。他埋头整理卡片，念出需要统计的内容，卓虹则在大统计表的格子里画杠杠。“局部神经瘤，”他念着“肾上腺瘤鼻腔肉瘤脊髓瘤”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她。
需要统计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每一种类型的肿瘤有多少病例：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以10年为一类的不同年龄者各有多少。还需要按采用的治疗方法和用药剂量的不同而加以分类。而每一类又得分为5种可能的结果：治愈、好转、无变化、恶化和死亡。对于这5种结果，卓娅的帮手特别注意。一下子就能看出，完全治愈的几乎没有，不过死亡的也不算多。
“我看，这里总是让垂危病人出院，不叫他们死在医院里，”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奥列格，您自己想一想。”（她叫他“奥列格”作为对工作的奖励。他注意到这一点，即刻向她瞥了一眼。）“如果明显看到一个病人已无法挽救，只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可活了，那又何必让他占着床位呢？那些有可能治愈的病人正排着队等候床位住院。再说那些不治之症的病人”
“什么不治之症？”
“就是无法医治的那些病人他们的模样和谈话会对可以治愈的那些病人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瞧，奥列格这次坐在护主办公桌旁，似乎在社会地位和世界对他的看法方面都提高了一步。那个已无法挽救的“他”那个不应再占床位的“他”已与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无关，他不属于不治之症的病人之列。而现在人们同他——科斯托格洛托夫谈话，已经是另外一种口气了，仿佛他是不可能死的，仿佛他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这一飞跃是那么出乎意料，简直使他受之有愧，使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件事来，但他现在不可能沉洞于对那件事的回忆中。
“是的，这完全合乎逻辑。可是，让阿佐夫金出院便是另一回事。昨天，医生当着我的面在阿佐夫金的出院证明上写tu摸rocrs（心脏肿瘤），对他本人没做过任何解释，什么话也没说。因此，我有一种感觉，似乎自己也参与了这场骗局。”
此时他坐在那里，不是有疤痕的一侧对着卓娅，所以他的脸看上去一点也不带凶相。
在这种融洽的气氛里他们继续工作，合作得很好，午饭之前就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
诚然，米塔还留下另一项工作：把化验结果按在病人的体温单上，以便减少病历的篇页，也便于往上面粘贴。可是仅仅一个星期日就干这么多活，也太不公平了。所以卓娅说道：
“好啦，多谢您，多谢，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
“别再这样！请您还像刚才那样叫我奥列格！”
“您午饭以后得休息休息”
“我从来不休息！”
“可您要知道，您是病号呀。”
“倒也奇怪，卓英卡，您一走上楼来值班，我的病也就完全好了！”
“那好吧，’卓娅爽爽快快地让了步。“这一次我要在客厅里接待您。”
她随即向医生会议室那里把头一摆。
不过午饭后她又给病人发药，那间大的女病房里还有一些急于处理的事情。这里，她的周围充斥着疾患和病痛，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卓娅深感到自己从头到脚乃至每一个细胞都是那么干净和健全。她怀着异常喜悦的心情意识到自己的一对乳房既匀称又富有弹性；在病床旁边向病人俯下身去的时候，她感觉到它们那沉甸甸的分量；走得快的时候，它们又是怎样的颤动。
事情终于少些了。卓娅吩咐女护理员坐在桌旁，阻止探病者进入病房，有什么事情就叫她。她把绣花活儿带走，奥列格也就跟在她后面进了医生会议室。
这是尽头里的一个明亮的房间，有3个窗户。房间的陈设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表明会计和院长都明显插过手：里面的两张沙发并不是随便安放着，而是完全正规地摆在那里，高高的陡直的靠背足以使脖子发僵，靠背上的镜子只有长颈鹿才能在里面看到自己。桌子也是按令人难以忍受的机关格局摆着：一张主席专用的桌面上压着有机玻璃的大写字台，与另一张长条会议桌垂直相接，排成了t字形。长条会议桌似乎按撒马尔罕风格铺着天蓝色的长毛绒桌布，这一桌布的颜色使房间里洋溢着明朗的色调。此外，有几把舒适的小扶手椅，它们没放在会议桌旁，而是奇妙地放成一组，这也使房间显得很别致。
这里，除了11月7回到来之前出的一期肿瘤学家墙报，没有任何东西会提醒你这是一所医院。
卓娅和奥列格在房间最亮地方的两把舒适的扶手椅上坐下，那里的座架上摆着几盆龙舌兰，正面窗户的整块大玻璃外面，有一棵技机繁茂的橡树比二楼还高。
奥列格不只是坐着，他整个身体都感受到这把椅子的舒适，脊背在其中弯得多么适中，脖子和头部还可以多么自由地反仰。
“真阔气！”他说。“我大概有15年没坐过这么阔气的靠椅了。”
（既然他那么喜欢扶手椅，为什么他不给自己买那么一把呢？）
“好吧，您占的是什么卦？”卓娅问道，她头部的倾斜和眼睛的表情正好符合这样的提问。
现在，他们躲在这间没有其他人的房间里，在这样的扶手椅里坐下来，推一的目的就是交谈，而谈话的进行将是旁敲侧击还是单刀直人，取决于每一个用词海一句话的语气、每一个眼神。对于前一种谈话方式卓娅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来到了这里她却预感到第二种方式的出现。
奥列格没有使她发生错觉。他的头依然靠在椅背上，眼睛掠过她的上方，盯着窗户，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占的卦是一位有金色刘海的姑娘会不会愿意到我们那边的新垦地去。”
只在这时他才看了她一眼。
卓娅抵住了他的目光：
“可是，那边等待着这位姑娘的是什么呢？”
奥列格叹了口气：
“这我已对您讲过。令人高兴的事情不多。没有自来水熨斗得用木炭烧。点的是煤油灯。雨天到处泥泞不堪，地皮一干就尘土飞扬。好的衣裳永远也没有机会穿。”
他没有漏说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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