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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们能够想像这是在哪儿和有着怎样不可思议的情景吗？窗户上装有铁栅（诚然，仅仅装在楼下的窗上，是防盗贼的，栅栏设计成图案式的——有如从一角射出来的光线，也没有护窗板）。一个个房间里排着被褥齐备的床铺。每张床上有一个吓得不知所措的人。一清早就供应一份定量分配的食品，还有糖和茶（不同的是另外还有早餐）。上午大家都没精打采，沉默不语，谁也不愿跟谁说话，可是到了晚上便闹哄哄了，兴致勃勃地讨论这讨论那。争论的问题包括要不要打开通风小窗，谁的病情会好转，谁的病情会恶化，撒马尔罕的清真寺有多少砖头。白天，人们被单独“提去”跟主管人员谈话，接受治疗，跟家属会见。下棋的下棋，看书的看书。也有人来送东西，收到东西的爱不释手。有时会给谁开一点补充营养品，不过，不是犒赏告密者（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我自己就得到补充营养品）。有时来查铺，把私人的东西拿走，因此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还得为散步的权利而斗争。洗澡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同时也无异于一场灾难：炉子热不热？水够不够？发给什么内衣？最可笑的莫过于新来的入，他刚被带进房间的时候，就会提出种种幼稚的问题，对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命运还没有概念
怎么样，你们猜到了吗？你们一定会说我在胡诌，因为如果说是中转监狱吧，又怎会被褥齐备？说是侦讯监狱吧，又为什么没有夜间提审？估计这封信会受到乌什一捷列克邮局的检查，所以我不再做其他的分析了。
就是这样的生活我在癌症楼里已度过了5个星期。有时候我觉得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里，而且没有尽头。最苦恼的事情是，我得无限期地蹲下去，直到有了特释证明。（可是监督处开的许可证只有3个星期，严格地说我已经超期了，可以指责我是逃跑。）什么时候让我出院，他们根本不说，一点口风也不透露。显然，根据医疗指示，他们必须从病人身上榨取可以榨取的一切，直到血完全“不中用”了的时候才肯放他出院。
而我的情况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以后我一度产生的那种返回生活的喜悦心情，也就是你们上一封来信中称为“亢奋”的状态，现在已完全消失无踪了。我非常后悔，当时没坚决要求出院。在对我的治疗中，一切有益的部分都结束了，现在开始的只会有害。
我每天要有两次被爱克斯光照得发昏，每次20分钟，300个“单位”虽然我早已忘记了离开乌什一捷列克时的那种疼痛，但却尝到了照射后恶。心的滋味（也有可能是打针引起的，反正各种因素凑在一起）。五脏六腑似乎都要变成碎片了！烟当然戒掉了，是自己不想抽了。这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使我散步也不成，坐也坐不稳，只找到了一种比较好受的姿势（此刻我就是保持这种姿势在给你们写信，因而用的是铅笔，字写得也歪歪扭扭）：不垫枕头，朝天仰卧，腿稍稍抬起，脑袋甚至略略从床沿下垂。当你被叫去接受照射时，走进充满“爱克斯光味儿”的器械室，简直会担心马上就要呕吐。本来，施黄瓜和泡菜还能抑制这种恶心的感觉，但是，不用说，这种东西不论在医院里还是在整个医疗中心，都是找不到的，而病人又不准走出大门。有人说，那就让家属给你们带点来。家属卜众所周知，我们的家属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始森林里像野兽似的在用4条腿爬！一个可怜的囚犯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就穿上靴子，用军用皮带把病号服拦腰一束，蹑手蹑脚地向医疗中心围墙的一个半塌的地方走去。在那里设法迈出去，然后越过铁路，5分钟的工夫就到了市场上。无论是在市场附近的小胡同里，还是就在市场上，我的模样都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惊讶或发笑。从这一点我看到我国人民精神之健康，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习惯了。我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皱着眉头讨价还价，恐怕只有老班房才善于这样（面对着白皙嫩黄的肥鸡，会带着很重的鼻音问：“大婶儿，你这患疾病似的小鸡儿要多少钱？”）。我能有多少钱呢？而这点钱又来之何易？
我的爷爷曾经说过：“省一个戈比，能保住一个卢布；而省一个卢布，则能保住一条命。”我的爷爷可真聪明。
我什么胃口也没有，单靠黄瓜维持生命。脑袋沉得不得了，有一次晕得差点儿昏过去。当然，肿瘤剩下不到一半了，边缘也变软了，我自己勉强能摸到它。不过与此同时血液受到了破坏，他们给我吃一种特殊的药，以增加白血球（这大概又要使别的什么受到破坏！）。而“为了激发白血球的产生”（他们就是这么明说的！），他们想给我注射牛奶！简直是野蛮透顶！何不给我就那么端一杯新鲜牛奶来！说什么我也不让他们打这样的针。
他们还扬言要给我输血。我也不肯。好在我的血是a型，难得有这种血浆送来。
总的说来，我跟放射科主任的关系非常紧张，没有一次见面不争吵。这个女人可真严厉。最近一次她触摸我的胸脯，断言说“没有人造雌酚反应”指责我逃避打针，欺骗她。不用说，我表示愤慨（可事实上我当然是欺骗她）。
可是要我对主治医生拿出倔劲来就比较困难，那是为什么？因为她态度非常温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似乎曾经对我解释过“软话折骨”这句成语的来源。请您再给我提示一下！）她不仅从来不嚷嚷，连皱眉头似乎也不知怎么个皱法。如果她要开什么与我的意愿相违背的针药，自己就低下头去，垂下眼光。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会让步。有些细节我跟她不便讨论，因为她还年轻，比我小，有的事情不便于向她刨根问底。顺便说说，她模样很讨人喜欢。
是的，她书生气十足，对他们那套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法深信不疑，我无法使她改变观点。总之，谁也不愿屈尊跟我讨论这些方法，谁也不愿让我充当富有理智的盟友。我不得不留。心听医生们的谈话，用猜想去补充他们没有说出的内容，设法弄到几本医书——通过这样的办法把情况搞清楚，使自己心中有底。
尽管如此，要作出决定还是很困难：我该怎么办？怎样做才对？医生经常摸我的锁骨上方，说那里会发现转移，可这有多大可靠性呢？他们一再用成千上万的爱克斯光线单位向我轰击是为了什么呢？真的是为了防止肿瘤重新生长吗？还是以防万一，打上5倍、10倍的保险系数，就像架桥一样？还是没有知觉、机械执行指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失业？但我是能够摆脱的！我是能够冲破这个框框的，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可他们什么也不说。
我本来早就会跟他们闹翻，一走了之，但那样他们就不会给我出具证明。而证明对一个流放者来说是多么需要啊！简直是命根子！也许明天监督... -->>
亲爱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们能够想像这是在哪儿和有着怎样不可思议的情景吗？窗户上装有铁栅（诚然，仅仅装在楼下的窗上，是防盗贼的，栅栏设计成图案式的——有如从一角射出来的光线，也没有护窗板）。一个个房间里排着被褥齐备的床铺。每张床上有一个吓得不知所措的人。一清早就供应一份定量分配的食品，还有糖和茶（不同的是另外还有早餐）。上午大家都没精打采，沉默不语，谁也不愿跟谁说话，可是到了晚上便闹哄哄了，兴致勃勃地讨论这讨论那。争论的问题包括要不要打开通风小窗，谁的病情会好转，谁的病情会恶化，撒马尔罕的清真寺有多少砖头。白天，人们被单独“提去”跟主管人员谈话，接受治疗，跟家属会见。下棋的下棋，看书的看书。也有人来送东西，收到东西的爱不释手。有时会给谁开一点补充营养品，不过，不是犒赏告密者（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我自己就得到补充营养品）。有时来查铺，把私人的东西拿走，因此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还得为散步的权利而斗争。洗澡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同时也无异于一场灾难：炉子热不热？水够不够？发给什么内衣？最可笑的莫过于新来的入，他刚被带进房间的时候，就会提出种种幼稚的问题，对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命运还没有概念
怎么样，你们猜到了吗？你们一定会说我在胡诌，因为如果说是中转监狱吧，又怎会被褥齐备？说是侦讯监狱吧，又为什么没有夜间提审？估计这封信会受到乌什一捷列克邮局的检查，所以我不再做其他的分析了。
就是这样的生活我在癌症楼里已度过了5个星期。有时候我觉得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里，而且没有尽头。最苦恼的事情是，我得无限期地蹲下去，直到有了特释证明。（可是监督处开的许可证只有3个星期，严格地说我已经超期了，可以指责我是逃跑。）什么时候让我出院，他们根本不说，一点口风也不透露。显然，根据医疗指示，他们必须从病人身上榨取可以榨取的一切，直到血完全“不中用”了的时候才肯放他出院。
而我的情况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以后我一度产生的那种返回生活的喜悦心情，也就是你们上一封来信中称为“亢奋”的状态，现在已完全消失无踪了。我非常后悔，当时没坚决要求出院。在对我的治疗中，一切有益的部分都结束了，现在开始的只会有害。
我每天要有两次被爱克斯光照得发昏，每次20分钟，300个“单位”虽然我早已忘记了离开乌什一捷列克时的那种疼痛，但却尝到了照射后恶。心的滋味（也有可能是打针引起的，反正各种因素凑在一起）。五脏六腑似乎都要变成碎片了！烟当然戒掉了，是自己不想抽了。这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使我散步也不成，坐也坐不稳，只找到了一种比较好受的姿势（此刻我就是保持这种姿势在给你们写信，因而用的是铅笔，字写得也歪歪扭扭）：不垫枕头，朝天仰卧，腿稍稍抬起，脑袋甚至略略从床沿下垂。当你被叫去接受照射时，走进充满“爱克斯光味儿”的器械室，简直会担心马上就要呕吐。本来，施黄瓜和泡菜还能抑制这种恶心的感觉，但是，不用说，这种东西不论在医院里还是在整个医疗中心，都是找不到的，而病人又不准走出大门。有人说，那就让家属给你们带点来。家属卜众所周知，我们的家属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始森林里像野兽似的在用4条腿爬！一个可怜的囚犯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就穿上靴子，用军用皮带把病号服拦腰一束，蹑手蹑脚地向医疗中心围墙的一个半塌的地方走去。在那里设法迈出去，然后越过铁路，5分钟的工夫就到了市场上。无论是在市场附近的小胡同里，还是就在市场上，我的模样都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惊讶或发笑。从这一点我看到我国人民精神之健康，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习惯了。我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皱着眉头讨价还价，恐怕只有老班房才善于这样（面对着白皙嫩黄的肥鸡，会带着很重的鼻音问：“大婶儿，你这患疾病似的小鸡儿要多少钱？”）。我能有多少钱呢？而这点钱又来之何易？
我的爷爷曾经说过：“省一个戈比，能保住一个卢布；而省一个卢布，则能保住一条命。”我的爷爷可真聪明。
我什么胃口也没有，单靠黄瓜维持生命。脑袋沉得不得了，有一次晕得差点儿昏过去。当然，肿瘤剩下不到一半了，边缘也变软了，我自己勉强能摸到它。不过与此同时血液受到了破坏，他们给我吃一种特殊的药，以增加白血球（这大概又要使别的什么受到破坏！）。而“为了激发白血球的产生”（他们就是这么明说的！），他们想给我注射牛奶！简直是野蛮透顶！何不给我就那么端一杯新鲜牛奶来！说什么我也不让他们打这样的针。
他们还扬言要给我输血。我也不肯。好在我的血是a型，难得有这种血浆送来。
总的说来，我跟放射科主任的关系非常紧张，没有一次见面不争吵。这个女人可真严厉。最近一次她触摸我的胸脯，断言说“没有人造雌酚反应”指责我逃避打针，欺骗她。不用说，我表示愤慨（可事实上我当然是欺骗她）。
可是要我对主治医生拿出倔劲来就比较困难，那是为什么？因为她态度非常温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似乎曾经对我解释过“软话折骨”这句成语的来源。请您再给我提示一下！）她不仅从来不嚷嚷，连皱眉头似乎也不知怎么个皱法。如果她要开什么与我的意愿相违背的针药，自己就低下头去，垂下眼光。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会让步。有些细节我跟她不便讨论，因为她还年轻，比我小，有的事情不便于向她刨根问底。顺便说说，她模样很讨人喜欢。
是的，她书生气十足，对他们那套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法深信不疑，我无法使她改变观点。总之，谁也不愿屈尊跟我讨论这些方法，谁也不愿让我充当富有理智的盟友。我不得不留。心听医生们的谈话，用猜想去补充他们没有说出的内容，设法弄到几本医书——通过这样的办法把情况搞清楚，使自己心中有底。
尽管如此，要作出决定还是很困难：我该怎么办？怎样做才对？医生经常摸我的锁骨上方，说那里会发现转移，可这有多大可靠性呢？他们一再用成千上万的爱克斯光线单位向我轰击是为了什么呢？真的是为了防止肿瘤重新生长吗？还是以防万一，打上5倍、10倍的保险系数，就像架桥一样？还是没有知觉、机械执行指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失业？但我是能够摆脱的！我是能够冲破这个框框的，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可他们什么也不说。
我本来早就会跟他们闹翻，一走了之，但那样他们就不会给我出具证明。而证明对一个流放者来说是多么需要啊！简直是命根子！也许明天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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