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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甚至不是危险，不是由此而产生的威胁到还活着的人们的那种危险，而是忘恩！忘恩——这才是此刻最使鲁萨诺夫痛心的事情，仿佛他自己的个人功绩、他自己的无可非议的品德被唾弃、被否定了。既然震撼世纪的光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啃啮殆尽，既然最最敬爱的、最最英明的、你所有的顶头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都得服从的那个人，在24个月之内就被推倒了，被压在底下，那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靠得住？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恢复健康？
“是这么回事，”瓦季姆说得很轻“形式上前不久颁布过一项规定，不纪念逝世日，只纪念诞辰日。但是从文章本身来看，毫无疑问”
他怏怏不乐地摇摇头。
他似乎也有一种委屈的感受。首先是为死去的父亲不平。他记得父亲是多么热爱斯大林！——不消说，超过对他自己的爱（父亲从来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也超过对列宁的爱。而且无疑超过对妻子和儿子的爱。提起家庭时他可以心平气和、谈笑风生，可是，提起斯大林时他却从来不是这样，他的声音都会发抖。斯大林的像，一张挂在父亲书房里，一张挂在吃饭间里，还有一张挂在孩子房间里。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始终看到墙上那两道浓眉、那浓密的胡髯、那庄重的面容，这面容似乎永远与恐惧和轻浮的欢乐无缘，其全部感情都压缩在一双黑眼睛的丝绒般的光泽中。还有，斯大林发表的每一次讲话，父亲都总是自己先从头到尾读过，然后选几段念给孩子们听，给他们讲解：这里，思想是多么深刻，阐述得多么精辟，而且，用的是多么纯正的俄语。后来，父亲已经去世，瓦季姆也长大了，他才开始感到那些讲话的语言似乎淡而无味，而思想一点也不凝练，倒是可以用简短得多的方式表达，像原先那样的篇幅本来是可以包含更多的思想的。他心中那么想，嘴上却怎么也不会说。他觉得，口头上还是以表达从小养成的崇敬之情较为合乎道理。
伟人逝世的那一天，瓦季姆还记忆犹新。老年人、青年人。孩子们都哭了。姑娘们号啕大哭，小伙子们默默地抹着眼泪。从泪水汇成的这片汪洋大海来看，似乎不是死了一个人，而是整个宇宙裂开了一道缝隙。给人的感觉是，纵使人类能熬过这一天，继续存在的日子也不会太久。
可是到了两周年的时候，连表示悼念的黑框也没有花费油墨印上。甚至找不到这样一句普通的温暖的话：“两年前与世长辞”而上次大战中无数战士正是喊着那个人的名字冲锋陷阵，作为他们说完人生的最后一句话而倒下的。
倒不是仅仅由于瓦季姆从小受到了那样的教育（习惯他能够改变），而是全部理智要求他考虑，对这位死去的伟人应当表示敬意。那伟人是光明的化身，他放射的光辉让人确信明天不会脱离先前的轨道。他提高了科学的地位，提高了学者的地位，把他们从工资、住房等琐事中解放了出来。科学本身也要求他的稳定性、他的一贯性：即使明天也不要出现任何动荡，不要迫使学者们分散精力，脱离他们那最有贡献。最有意义的工作，而去处理社会结构方面的一些纷争，去教育低能儿，去说服笨蛋。
瓦季姆心情忧郁地拖着自己的那条病腿回到床位上去。
这时恰雷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带着一提兜吃的东西。他把各种食品-一放进自己的床头柜里，那床头柜是放在另一边，不是放在靠鲁萨诺夫这边的通道头上，他一边放一边谦和地笑着说：
“趁胃还没切除的这最后几天能吃就吃！要不，往后光剩下肠子，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鲁萨诺夫真是无限羡慕恰雷：这才是乐观主义者！这才是好样的！
“醋渍番茄”恰雷继续在往床头柜里放食品。他用手指直接从瓶子里捞出一只来吞了下去，眯缝着眼睛说：“啊，真棒！
嘿，还有小牛肉。煎得多嫩，一点也不干硬。”他碰了碰，舔舔指头。“好一双女人的巧手！”
“这么说，您无疑是本地人，’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
“不，我不是本地人。我只是经常到这里来出差。”
“那就是说，您爱人在本地？”
但这话恰雷没听过去，他把空提兜拿走了。
回来后，他打开床头柜，眯缝起眼睛往里面瞧了瞧，又吞下一只番茄，接着就关上了柜门。得意地晃了晃脑袋。
“喂，刚才咱们讲到哪儿啦？现在接着来。”
在这段时间里艾哈迈占已找到了第四个牌友——楼梯上的一个哈萨克青年。其时艾哈迈占正坐在自己床上，用俄语加上手势绘声绘色地向这个哈萨克青年讲述，我们俄国人怎样把土耳其人打得狼狈逃窜（昨天晚上他到另一栋楼去看了电影攻克普列文。现在他俩都走过来，又把那胶合板安放在两张床铺之间，兴致比刚才更高的恰雷，用一双灵巧的手迅速地理着纸牌，让他们看各种样板：
“就是说，刚才讲到富尔，对吗？富尔就是手中的牌正好凑到三张同点，再加一个对子。懂了吗，车臣人？”
“我不是车臣人，”艾哈迈占摇了摇头，不过并没生气。“参军以前我才算是车臣人。”
“那好。接下来是同花。这就是指5张牌都是同一花色。再往下是4张同点，第五张随便什么都可以。然后是小同花顺子。就是同一花色的顺于牌，从9到k。瞧，就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还有大的，叫大同花顺子”
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什么都明白，不过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要他们相信，在玩的过程中会更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主要的是，他如此好心好意地讲解，讲得那么亲切，口齿那么清楚，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由衷感到温暖。这样一个可亲可爱的人，这样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医院的大病房里遇到！瞧，他们围坐在一起，形成一个多么团结友好的集体，这样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玩牌，每天都可以玩下去，何必去想疾病呢？何必去想其他不愉快的事情呢？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是对的！
鲁萨诺夫刚想预先说明：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牌的打法时，不赌钱，——忽然门口有人问：
“谁是恰雷？”
“我是恰雷！”
“到楼下去，您妻子来了！”
“呸，这娼妇！”马克西姆嫩得罗维奇并无恶意地华了一口“我对她说过了，星期六不要来，星期日来。差点儿没撞车！
咯，对不起，弟兄们。”
牌又没玩成，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走了，而艾哈迈占和那个哈萨克青年把牌先拿去复习，练着玩。
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又想起了肿瘤和3月5日，从角落里感觉到猫头鹰那不以为然而又紧盯不放的目光，可是转过身去，却看到啃骨者睁着的眼睛。这人根本没有睡着。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这段时间里根本没睡，当鲁萨诺夫和瓦季姆寨寨奉寒翻阅报纸和窃窃私语的时候，他每句话都听见了，故意不睁开眼睛。他很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听听瓦季姆怎么说。现在他已用不着把报纸拿过来打开看了，一切都已清清楚楚。
又突突地跳起来了。心突突直跳。心在揭一扇铁门，这门本来永远不会打开，可是现在却发出了一种轧轧的响声！居然还颤动了一下！环扣上的铁锈也开始散落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于从自由人那里听到的情况怎么也无法想像：两年前的这一天老年人哭，姑娘们也哭，整个世界如丧考批。对他来说，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因为他记得他们那里当时的情景。那天忽然不放他们出去干活，营房的门锁也不打开，就那么把他们关在里边。营区外面的广播喇叭本来随时都听得见，这天却关掉了。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说明头儿们不知所措，好像是大祸临头。而头儿们有了祸殃，犯人们喜在心上！不用出工，躺在床上，饭自会送来。起初大伙尽睡大觉，后来觉得蹊跷，再后来就弹吉他，弹班杜拉，串床铺窃窃私议。囚犯们不论被关到什么偏僻的地方，事情的真相总是会渗透进去！或者通过切面包的女人，或者通过开水房，或者通过伙房。这样也就渐渐传开去，传开去！起初还不太肯定，而只是在营房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偶尔坐到床铺上：“喂，伙计们！看来，凶神盖床单啦
“你说什么？”——“我怎么也不会相信！”——“我倒是完全相信广——“早就到时候了！”于是，大伙大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吉他弹得更响了，三弦琴也弹得更响了！可是，整整一天一夜没打开过营房门。第二天早晨，在西伯利亚还很冷，全劳改营的人都奉命出去列队，一个少校、两个大尉和几名中尉全都到场。由于伤心脸色发黑的少校开始宣布：
“我怀着深切的悲痛告诉你们昨天，在莫斯科
囚犯们那皮肤粗糙、颧骨突起、丑陋不堪的黑脸开始呲牙咧嘴地现出怪相，他们差点儿没公开欢呼。看到这种即将笑出来的面部表情，少校暴跳如雷地命令道：
“帽子！摘下来！”
于是几百名囚犯在刀刃上犹豫不定：不搞吧，暂时还不可能；摘掉吧，实在是违心和委屈。然而就在这时，营里擅长恶作剧的那个天生幽默的人，抢在所有的人前头，把自己头上的一顶假毛皮的斯大林式的帽子摘了下来，抛向空中！——作为他执行了命令！
几百人都看见了！于是纷纷把帽子抛向空中！
少校气得透不过气来。
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之后，如今科斯托格洛托夫了解到，当时老年人哭了，姑娘们哭了，整个世界如丧考地
恰雷回来时更高兴了，而且又带来满满一提兜食品，不过提兜已是另一只了。有人暗暗冷笑，而恰雷自己则首先公开地笑了起来：
“唉，你拿这些娘儿们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她们喜欢这样，那为什么不让她们高兴呢？这会碍谁的事？
不管是什么夫人和太太，反正会送上门来！”
接着他就哈哈大笑起来，引得听的人也都咧着嘴笑，他自己笑得直摆手。鲁萨诺夫也由衷地笑了起来，因为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的顺口溜编得很逗。
“那么您的太太怎样呢？”艾哈迈占乐得气儿透不过来。
“甭提了，老弟，”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叹了口气，把食品一一放进床头柜里。“咱们的法律需要改革一下。这个事儿倒是穆斯林的办法比较合乎人道。比如说，从去年8月份开始，允许人工流产了，生活中的这个问题也就大大简化了！的确，女人为什么要孤单单地过日子呢？一年当中哪怕有人去看她们一次也好。对出差的人来说也是方便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个安乐窝。”
食品中间又隐隐约约露出一只深色的玻璃瓶子。恰雷掩上了床头柜的小门，拿着空提兜走了。他很快就回来了，看来对这个娘儿们他并不十分娇宠。
他像当初叶夫列姆那样，在通道的同一个地方停住了脚步，一边望着鲁萨诺夫，一边搔了搔后头上的夜发（他的头发无拘无束，颜色介乎亚麻如燕麦秆之间）：
“邻居，咱们一起吃点，怎么样？”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意地微微一笑。不知怎么今天的午饭迟迟没有送来，而看到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兴致勃勃地把食品一样样放进床头柜以后。他根本不想吃那种普通的午饭了。况且，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本人及其厚嘴唇上流露出的微笑能够引起一种愉快的、愿意品尝美味的感觉，使你不由得恰恰想跟他一起进餐。
“来吧，”鲁萨诺夫邀请他到自己的床头柜这边来。“我这里也有一些吃的东西”
“来两杯，怎么样？”恰雷弯身问道，他那麻利的两手已在忙着把瓶瓶罐罐、一包一卷往鲁萨诺夫的床头柜上搬。
“这可不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摇摇头。“得我们这种病是严格禁止”
一个月以来，病房里任何人连想都没敢想，可是对恰雷来说，不这样似乎就没法活。
“你叫什么名字？”他已经到了鲁萨诺夫床前的过道里，同他促膝而坐。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帕沙！”恰雷亲热地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别听医生那一套！他们治病等于把人往坟墓里整。咱们可是要活呀——活得逍遥自在！”
马克西姆-恰雷憨直的脸上显出信心十足和友好的样子。今天是星期六，医院里在星期一之前一切治疗均告暂停。晦暗的窗外雨下个不停，把鲁萨诺夫同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统统隔开了。报纸上没登悼念的照片，无以名状的委屈情绪凝结在心头。电灯早就赶在漫漫长夜到来之前照得病房亮堂堂，在这种情况下，此时倒是可以跟这个着实可爱的人一起喝一杯，吃一点，尔后打打扑克。（他玩扑克，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朋友们来说，也会是条新闻！）
恰雷可真是个机灵鬼，酒瓶已被他放在枕头底下了。他用一个手指使瓶盖开了封，在膝盖旁边悄悄地给两人各斟了半杯。他们就在那里碰了碰杯。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真正按俄罗斯人的风格，把前不久的恐惧、禁忌和誓言一概置之不顾，只想洗去心头的郁闷，让自己感到温暖。
“咱们要活下去！要活下去，帕沙！”恰雷安慰他说，他那怪模怪样的面孔忽然变得严肃起来，甚至变得很凶。“谁活够了，那他尽管等死好了，可咱们俩一定得活下去！”
这句话成了祝酒辞，他们干了杯。鲁萨诺夫在这一个月里身体变得十分虚弱，除了淡淡的红酒什么也没喝过，现在却一下子像点着了火，而且这团火不断地蔓延，扩散到全身，仿佛还对他说：没有必要耷拉脑袋，进了癌症楼人们照样生活，还要从这里出去。
“这些个息肉使你疼得厉害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是的，不停地疼。可我不理它帕沙！喝了伏特加不会更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伏特加能治百病。到了上手术台的时候我还要喝酒精呢，而你以为怎么着？瞧，就在那个小瓶子里伪什么要喝酒精呢？因为立马上就能被吸收，多余的水分不会有。手术大夫把胃翻过来一看——什么也找不到，干干净净！而我反正醉了，什么也不知道再说，你也上过前线，明白这个道理：每逢进攻之前，就发伏特加你负过伤吗？”
“没有。”
“你运气好而我负过两次伤：这儿，还有这儿，你瞧两只杯子里又各斟上了100克左右。
“不能再喝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怎么坚决地推辞说。“危险啊。”
“什么危险？是推向你灌输了鬼话，说是危险？来，吃番茄！啊，多好的番茹！”
说得对，既然开了戒，喝100克银喝200克有什么不同？既然伟人死了也没有人提起，喝200克跟喝250克有什么两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把第二杯也干了，表示铭记主人的盛情厚意。一干到底，就像在忌日宴上一样。他满怀忧伤地撇了撇嘴。随后把番茄往扭曲了的嘴唇中间送。他会意地倾听马克西姆说话，两个人的脑门子几乎碰到了一起。
“嘿，红得多可爱！”马克西姆在发议论。“这里，1000克番茄卖一卢布，要是带到卡拉干达，能卖30卢布。那还抢不到手呢！可要带吧——不行。托运吧——不接受。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倒说说，为什么不可以？”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激动了起来，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从中看得出他在紧张地思索，探求生活的意义。
“一个穿旧上衣的小人物来到站长面前：‘你，站长，想活下去吗？’站长连忙抓起电话，以为这人是要来杀害他可是这个人却在站长办公桌上放了3张100卢布的钞票。‘为什么不让带？’他问。‘为什么说“那不行”？你要活，我也要活。你就吩咐他们把我的那批番茄作为行李托运好了！’就这样，帕按，生活胜利了！一列运行的火车，名义上是‘客车’，而实际上运的全是番茄：行李架上是番茄筐，行李架下也是番茄筐。给列车员一点小费，给检票员一点小费。出了路局的管辖范围，便是另外一些检票员了，那就对他们也表示点小意思。”
鲁萨诺夫已感到晕乎乎了，浑身发热，此时疾病已被压倒。但是马克西姆所说的事情，似乎不大对头协调不起来岂不违背，
“这是背道而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固执地说。“为什么要这样呢-该不好”“不好？”恰雷感到惊奇。“那你尝尝这种不威不淡的脑番茄！还有这鱼子酱，也来点在卡拉干达，石墙上刻着大字：‘煤就是粮食’。不消说，这是指工业粮食。可是人们要吃的番茄却没有。要不是会做生意的人往那里运，那就一点也不会有。人们花25卢布抢到一千克，还要说一声谢谢。这样总算看到了番茄，否则连影儿也见不到。在卡拉干达那里，人蠢到什么程度，你简直无法想像！他们找了一些警卫、打手，不是派他们去装几十车皮的苹果往自己那里运，而是把他们分布在草原上把守各条路口——要是有人往卡拉干达运苹果，就拦下来。不许通过！他们就那么一直把守着，这些蠢货！”
“怎么，你就是干这种生意的？你？”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点噢丧。
“怎么会是我呢？我么，帕抄，不是带箩筐跑单帮的。我是带公文包的。是带小小的手提箱的。有的少校、中校出差证快到期了，就去敲售票处的窗口，可是车票却弄不到！根本弄不到票！我可从来不去敲那儿的窗口，却总是能弄到车票。我知道，在哪个车站上要弄到票就得去找烧开水的，在哪个车站上就得去找行李寄存处。你要知道，帕沙，生活永远都是占上风的！”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广
“我的工作，帕沙，是技术员。虽然我没在技术专科学校毕过业。我还当经纪人。我干工作就是为了口袋里装得满满的。哪儿没有油水了，我就离开那里。懂了吗？”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似乎觉察到，事情不是那么对头，甚至有点儿偏离了方向。然而，他是那么好、那么爽朗的一个自己人，也是一个月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忍心得罪他。
“不过，这样好吗？”他只是试探。
“好，很好！”马克西姆让他宽心。“你吃这小牛肉。一会儿咱们再把你的糖渍水果干掉。帕沙！咱们在世上只能活一次，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应当过得快活，帕沙！”
这一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能不同意，这是很有道理的：在世上只能活一次，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只不过
“你知道，马克西姆，这是不合法的”他婉转地提醒对方。
“怎么说呢，帕抄，”马克西姆同样坦诚地回答，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这个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来看。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
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可有的地方喜欢长jī巴！”
恰雷说完便哈哈大笑，还直拍鲁萨诺夫的膝盖，鲁萨诺夫也忍不住笑得身子发抖：
“想不到你连这样的诗也知道暗，马克西姆，你还是个诗人啊！”“那你是干什么的？你做什么工作？”新朋友向他打听。
不管他们搂着肩膀谈得多么投机，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是情不自禁地端起了架子：
“总的来说，我是搞人事工作的。”
他说得比较谦虚。事实上当然还要高些。
“在什么地方？”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了在哪儿。
“听我说！”马克西姆大为高兴。“有一个很好的人得安排个工作红包儿’，你放心，按规矩办事！”
“你说什么呀！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生气了。
“怎么叫想到哪儿去了？”恰雷感到惊讶，他眼睛里又开始颤动着探求生活意义的那种目光，只是由于酒喝多了而变得有点模糊。“要是人事干部不接受‘红包儿’，那他们靠什么过日子？靠什么养活孩子？访问，你有几个孩子？”
“这报纸您看完了吧？”在他们头顶上方响起了低沉的、令人不快的声音。
这是猫头鹰从角落里走了过来，一双浮肿的眼睛不怀善意，病号长衫的衣襟敞开着。
原来报纸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坐在身下，有点弄皱了。
“拿去吧，请拿去吧！”恰雷应道，一边从鲁萨诺夫身下把报纸往外抽。“你抬抬屁股，帕沙！拿去吧，大叔，别的东西我不敢说，这玩意儿我们舍得给。”
舒卢宾绷着脸接过报纸就想回去，但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他留住了。就像舒卢宾默默盯着别人那样，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开始对他仔细打量，此时则看得尤为真切和清楚。这个人可能是谁？为什么他的脸是那么不同寻常？
科斯托格洛托夫此刻以递解过程中见面第一分钟就可以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的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从半倒悬的仰卧状况下问道：
“大叔，您倒是干什么工作的？”
舒卢宾不只是把眼睛，而是把整个头部都转向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又盯着他。一边盯着不放，一边又似乎用脖子奇怪地画了个圈，好像他觉得领口太紧，但事实上他的内衣领口很宽敞，根本不可能妨碍他。突然，他回答了问话，没有置之不理：
“图书馆管理员。”
“是在什么地方？”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迟疑，赶紧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在农业技术专科学校。”
不知为什么——想必由于他那目光的冷酷，由于他在角落里像鸿鸣一样保持沉默，鲁萨诺夫就是想羞辱他一下，教训教训他。也或许是伏特加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使他嗓门很高、态度很轻率地喊道：
“毫无疑问，不是党员峻？”
猫头鹰那淡褐色的眼睛转向了鲁萨诺夫。眼睛眨巴了一下，似乎以为听错了。又眨巴了一下。这时，他突然开口了：
“恰恰相反。”
说罢，就向房间的另一端走去。
他迈起步来似乎不太自然。大概有什么地方使他感到擦病或刺痛。他加快了步子，病号长衫的前襟向两边敞开，身体有点笨拙地前倾，样子像一只大鸟——翅膀被剪得参差不齐，为的是使它无法振翅高飞
不，甚至不是危险，不是由此而产生的威胁到还活着的人们的那种危险，而是忘恩！忘恩——这才是此刻最使鲁萨诺夫痛心的事情，仿佛他自己的个人功绩、他自己的无可非议的品德被唾弃、被否定了。既然震撼世纪的光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啃啮殆尽，既然最最敬爱的、最最英明的、你所有的顶头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都得服从的那个人，在24个月之内就被推倒了，被压在底下，那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靠得住？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恢复健康？
“是这么回事，”瓦季姆说得很轻“形式上前不久颁布过一项规定，不纪念逝世日，只纪念诞辰日。但是从文章本身来看，毫无疑问”
他怏怏不乐地摇摇头。
他似乎也有一种委屈的感受。首先是为死去的父亲不平。他记得父亲是多么热爱斯大林！——不消说，超过对他自己的爱（父亲从来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也超过对列宁的爱。而且无疑超过对妻子和儿子的爱。提起家庭时他可以心平气和、谈笑风生，可是，提起斯大林时他却从来不是这样，他的声音都会发抖。斯大林的像，一张挂在父亲书房里，一张挂在吃饭间里，还有一张挂在孩子房间里。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始终看到墙上那两道浓眉、那浓密的胡髯、那庄重的面容，这面容似乎永远与恐惧和轻浮的欢乐无缘，其全部感情都压缩在一双黑眼睛的丝绒般的光泽中。还有，斯大林发表的每一次讲话，父亲都总是自己先从头到尾读过，然后选几段念给孩子们听，给他们讲解：这里，思想是多么深刻，阐述得多么精辟，而且，用的是多么纯正的俄语。后来，父亲已经去世，瓦季姆也长大了，他才开始感到那些讲话的语言似乎淡而无味，而思想一点也不凝练，倒是可以用简短得多的方式表达，像原先那样的篇幅本来是可以包含更多的思想的。他心中那么想，嘴上却怎么也不会说。他觉得，口头上还是以表达从小养成的崇敬之情较为合乎道理。
伟人逝世的那一天，瓦季姆还记忆犹新。老年人、青年人。孩子们都哭了。姑娘们号啕大哭，小伙子们默默地抹着眼泪。从泪水汇成的这片汪洋大海来看，似乎不是死了一个人，而是整个宇宙裂开了一道缝隙。给人的感觉是，纵使人类能熬过这一天，继续存在的日子也不会太久。
可是到了两周年的时候，连表示悼念的黑框也没有花费油墨印上。甚至找不到这样一句普通的温暖的话：“两年前与世长辞”而上次大战中无数战士正是喊着那个人的名字冲锋陷阵，作为他们说完人生的最后一句话而倒下的。
倒不是仅仅由于瓦季姆从小受到了那样的教育（习惯他能够改变），而是全部理智要求他考虑，对这位死去的伟人应当表示敬意。那伟人是光明的化身，他放射的光辉让人确信明天不会脱离先前的轨道。他提高了科学的地位，提高了学者的地位，把他们从工资、住房等琐事中解放了出来。科学本身也要求他的稳定性、他的一贯性：即使明天也不要出现任何动荡，不要迫使学者们分散精力，脱离他们那最有贡献。最有意义的工作，而去处理社会结构方面的一些纷争，去教育低能儿，去说服笨蛋。
瓦季姆心情忧郁地拖着自己的那条病腿回到床位上去。
这时恰雷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带着一提兜吃的东西。他把各种食品-一放进自己的床头柜里，那床头柜是放在另一边，不是放在靠鲁萨诺夫这边的通道头上，他一边放一边谦和地笑着说：
“趁胃还没切除的这最后几天能吃就吃！要不，往后光剩下肠子，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鲁萨诺夫真是无限羡慕恰雷：这才是乐观主义者！这才是好样的！
“醋渍番茄”恰雷继续在往床头柜里放食品。他用手指直接从瓶子里捞出一只来吞了下去，眯缝着眼睛说：“啊，真棒！
嘿，还有小牛肉。煎得多嫩，一点也不干硬。”他碰了碰，舔舔指头。“好一双女人的巧手！”
“这么说，您无疑是本地人，’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
“不，我不是本地人。我只是经常到这里来出差。”
“那就是说，您爱人在本地？”
但这话恰雷没听过去，他把空提兜拿走了。
回来后，他打开床头柜，眯缝起眼睛往里面瞧了瞧，又吞下一只番茄，接着就关上了柜门。得意地晃了晃脑袋。
“喂，刚才咱们讲到哪儿啦？现在接着来。”
在这段时间里艾哈迈占已找到了第四个牌友——楼梯上的一个哈萨克青年。其时艾哈迈占正坐在自己床上，用俄语加上手势绘声绘色地向这个哈萨克青年讲述，我们俄国人怎样把土耳其人打得狼狈逃窜（昨天晚上他到另一栋楼去看了电影攻克普列文。现在他俩都走过来，又把那胶合板安放在两张床铺之间，兴致比刚才更高的恰雷，用一双灵巧的手迅速地理着纸牌，让他们看各种样板：
“就是说，刚才讲到富尔，对吗？富尔就是手中的牌正好凑到三张同点，再加一个对子。懂了吗，车臣人？”
“我不是车臣人，”艾哈迈占摇了摇头，不过并没生气。“参军以前我才算是车臣人。”
“那好。接下来是同花。这就是指5张牌都是同一花色。再往下是4张同点，第五张随便什么都可以。然后是小同花顺子。就是同一花色的顺于牌，从9到k。瞧，就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还有大的，叫大同花顺子”
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什么都明白，不过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要他们相信，在玩的过程中会更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主要的是，他如此好心好意地讲解，讲得那么亲切，口齿那么清楚，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由衷感到温暖。这样一个可亲可爱的人，这样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医院的大病房里遇到！瞧，他们围坐在一起，形成一个多么团结友好的集体，这样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玩牌，每天都可以玩下去，何必去想疾病呢？何必去想其他不愉快的事情呢？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是对的！
鲁萨诺夫刚想预先说明：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牌的打法时，不赌钱，——忽然门口有人问：
“谁是恰雷？”
“我是恰雷！”
“到楼下去，您妻子来了！”
“呸，这娼妇！”马克西姆嫩得罗维奇并无恶意地华了一口“我对她说过了，星期六不要来，星期日来。差点儿没撞车！
咯，对不起，弟兄们。”
牌又没玩成，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走了，而艾哈迈占和那个哈萨克青年把牌先拿去复习，练着玩。
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又想起了肿瘤和3月5日，从角落里感觉到猫头鹰那不以为然而又紧盯不放的目光，可是转过身去，却看到啃骨者睁着的眼睛。这人根本没有睡着。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这段时间里根本没睡，当鲁萨诺夫和瓦季姆寨寨奉寒翻阅报纸和窃窃私语的时候，他每句话都听见了，故意不睁开眼睛。他很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听听瓦季姆怎么说。现在他已用不着把报纸拿过来打开看了，一切都已清清楚楚。
又突突地跳起来了。心突突直跳。心在揭一扇铁门，这门本来永远不会打开，可是现在却发出了一种轧轧的响声！居然还颤动了一下！环扣上的铁锈也开始散落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于从自由人那里听到的情况怎么也无法想像：两年前的这一天老年人哭，姑娘们也哭，整个世界如丧考批。对他来说，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因为他记得他们那里当时的情景。那天忽然不放他们出去干活，营房的门锁也不打开，就那么把他们关在里边。营区外面的广播喇叭本来随时都听得见，这天却关掉了。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说明头儿们不知所措，好像是大祸临头。而头儿们有了祸殃，犯人们喜在心上！不用出工，躺在床上，饭自会送来。起初大伙尽睡大觉，后来觉得蹊跷，再后来就弹吉他，弹班杜拉，串床铺窃窃私议。囚犯们不论被关到什么偏僻的地方，事情的真相总是会渗透进去！或者通过切面包的女人，或者通过开水房，或者通过伙房。这样也就渐渐传开去，传开去！起初还不太肯定，而只是在营房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偶尔坐到床铺上：“喂，伙计们！看来，凶神盖床单啦
“你说什么？”——“我怎么也不会相信！”——“我倒是完全相信广——“早就到时候了！”于是，大伙大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吉他弹得更响了，三弦琴也弹得更响了！可是，整整一天一夜没打开过营房门。第二天早晨，在西伯利亚还很冷，全劳改营的人都奉命出去列队，一个少校、两个大尉和几名中尉全都到场。由于伤心脸色发黑的少校开始宣布：
“我怀着深切的悲痛告诉你们昨天，在莫斯科
囚犯们那皮肤粗糙、颧骨突起、丑陋不堪的黑脸开始呲牙咧嘴地现出怪相，他们差点儿没公开欢呼。看到这种即将笑出来的面部表情，少校暴跳如雷地命令道：
“帽子！摘下来！”
于是几百名囚犯在刀刃上犹豫不定：不搞吧，暂时还不可能；摘掉吧，实在是违心和委屈。然而就在这时，营里擅长恶作剧的那个天生幽默的人，抢在所有的人前头，把自己头上的一顶假毛皮的斯大林式的帽子摘了下来，抛向空中！——作为他执行了命令！
几百人都看见了！于是纷纷把帽子抛向空中！
少校气得透不过气来。
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之后，如今科斯托格洛托夫了解到，当时老年人哭了，姑娘们哭了，整个世界如丧考地
恰雷回来时更高兴了，而且又带来满满一提兜食品，不过提兜已是另一只了。有人暗暗冷笑，而恰雷自己则首先公开地笑了起来：
“唉，你拿这些娘儿们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她们喜欢这样，那为什么不让她们高兴呢？这会碍谁的事？
不管是什么夫人和太太，反正会送上门来！”
接着他就哈哈大笑起来，引得听的人也都咧着嘴笑，他自己笑得直摆手。鲁萨诺夫也由衷地笑了起来，因为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的顺口溜编得很逗。
“那么您的太太怎样呢？”艾哈迈占乐得气儿透不过来。
“甭提了，老弟，”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叹了口气，把食品一一放进床头柜里。“咱们的法律需要改革一下。这个事儿倒是穆斯林的办法比较合乎人道。比如说，从去年8月份开始，允许人工流产了，生活中的这个问题也就大大简化了！的确，女人为什么要孤单单地过日子呢？一年当中哪怕有人去看她们一次也好。对出差的人来说也是方便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个安乐窝。”
食品中间又隐隐约约露出一只深色的玻璃瓶子。恰雷掩上了床头柜的小门，拿着空提兜走了。他很快就回来了，看来对这个娘儿们他并不十分娇宠。
他像当初叶夫列姆那样，在通道的同一个地方停住了脚步，一边望着鲁萨诺夫，一边搔了搔后头上的夜发（他的头发无拘无束，颜色介乎亚麻如燕麦秆之间）：
“邻居，咱们一起吃点，怎么样？”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意地微微一笑。不知怎么今天的午饭迟迟没有送来，而看到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兴致勃勃地把食品一样样放进床头柜以后。他根本不想吃那种普通的午饭了。况且，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本人及其厚嘴唇上流露出的微笑能够引起一种愉快的、愿意品尝美味的感觉，使你不由得恰恰想跟他一起进餐。
“来吧，”鲁萨诺夫邀请他到自己的床头柜这边来。“我这里也有一些吃的东西”
“来两杯，怎么样？”恰雷弯身问道，他那麻利的两手已在忙着把瓶瓶罐罐、一包一卷往鲁萨诺夫的床头柜上搬。
“这可不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摇摇头。“得我们这种病是严格禁止”
一个月以来，病房里任何人连想都没敢想，可是对恰雷来说，不这样似乎就没法活。
“你叫什么名字？”他已经到了鲁萨诺夫床前的过道里，同他促膝而坐。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帕沙！”恰雷亲热地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别听医生那一套！他们治病等于把人往坟墓里整。咱们可是要活呀——活得逍遥自在！”
马克西姆-恰雷憨直的脸上显出信心十足和友好的样子。今天是星期六，医院里在星期一之前一切治疗均告暂停。晦暗的窗外雨下个不停，把鲁萨诺夫同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统统隔开了。报纸上没登悼念的照片，无以名状的委屈情绪凝结在心头。电灯早就赶在漫漫长夜到来之前照得病房亮堂堂，在这种情况下，此时倒是可以跟这个着实可爱的人一起喝一杯，吃一点，尔后打打扑克。（他玩扑克，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朋友们来说，也会是条新闻！）
恰雷可真是个机灵鬼，酒瓶已被他放在枕头底下了。他用一个手指使瓶盖开了封，在膝盖旁边悄悄地给两人各斟了半杯。他们就在那里碰了碰杯。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真正按俄罗斯人的风格，把前不久的恐惧、禁忌和誓言一概置之不顾，只想洗去心头的郁闷，让自己感到温暖。
“咱们要活下去！要活下去，帕沙！”恰雷安慰他说，他那怪模怪样的面孔忽然变得严肃起来，甚至变得很凶。“谁活够了，那他尽管等死好了，可咱们俩一定得活下去！”
这句话成了祝酒辞，他们干了杯。鲁萨诺夫在这一个月里身体变得十分虚弱，除了淡淡的红酒什么也没喝过，现在却一下子像点着了火，而且这团火不断地蔓延，扩散到全身，仿佛还对他说：没有必要耷拉脑袋，进了癌症楼人们照样生活，还要从这里出去。
“这些个息肉使你疼得厉害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是的，不停地疼。可我不理它帕沙！喝了伏特加不会更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伏特加能治百病。到了上手术台的时候我还要喝酒精呢，而你以为怎么着？瞧，就在那个小瓶子里伪什么要喝酒精呢？因为立马上就能被吸收，多余的水分不会有。手术大夫把胃翻过来一看——什么也找不到，干干净净！而我反正醉了，什么也不知道再说，你也上过前线，明白这个道理：每逢进攻之前，就发伏特加你负过伤吗？”
“没有。”
“你运气好而我负过两次伤：这儿，还有这儿，你瞧两只杯子里又各斟上了100克左右。
“不能再喝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怎么坚决地推辞说。“危险啊。”
“什么危险？是推向你灌输了鬼话，说是危险？来，吃番茄！啊，多好的番茹！”
说得对，既然开了戒，喝100克银喝200克有什么不同？既然伟人死了也没有人提起，喝200克跟喝250克有什么两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把第二杯也干了，表示铭记主人的盛情厚意。一干到底，就像在忌日宴上一样。他满怀忧伤地撇了撇嘴。随后把番茄往扭曲了的嘴唇中间送。他会意地倾听马克西姆说话，两个人的脑门子几乎碰到了一起。
“嘿，红得多可爱！”马克西姆在发议论。“这里，1000克番茄卖一卢布，要是带到卡拉干达，能卖30卢布。那还抢不到手呢！可要带吧——不行。托运吧——不接受。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倒说说，为什么不可以？”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激动了起来，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从中看得出他在紧张地思索，探求生活的意义。
“一个穿旧上衣的小人物来到站长面前：‘你，站长，想活下去吗？’站长连忙抓起电话，以为这人是要来杀害他可是这个人却在站长办公桌上放了3张100卢布的钞票。‘为什么不让带？’他问。‘为什么说“那不行”？你要活，我也要活。你就吩咐他们把我的那批番茄作为行李托运好了！’就这样，帕按，生活胜利了！一列运行的火车，名义上是‘客车’，而实际上运的全是番茄：行李架上是番茄筐，行李架下也是番茄筐。给列车员一点小费，给检票员一点小费。出了路局的管辖范围，便是另外一些检票员了，那就对他们也表示点小意思。”
鲁萨诺夫已感到晕乎乎了，浑身发热，此时疾病已被压倒。但是马克西姆所说的事情，似乎不大对头协调不起来岂不违背，
“这是背道而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固执地说。“为什么要这样呢-该不好”“不好？”恰雷感到惊奇。“那你尝尝这种不威不淡的脑番茄！还有这鱼子酱，也来点在卡拉干达，石墙上刻着大字：‘煤就是粮食’。不消说，这是指工业粮食。可是人们要吃的番茄却没有。要不是会做生意的人往那里运，那就一点也不会有。人们花25卢布抢到一千克，还要说一声谢谢。这样总算看到了番茄，否则连影儿也见不到。在卡拉干达那里，人蠢到什么程度，你简直无法想像！他们找了一些警卫、打手，不是派他们去装几十车皮的苹果往自己那里运，而是把他们分布在草原上把守各条路口——要是有人往卡拉干达运苹果，就拦下来。不许通过！他们就那么一直把守着，这些蠢货！”
“怎么，你就是干这种生意的？你？”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点噢丧。
“怎么会是我呢？我么，帕抄，不是带箩筐跑单帮的。我是带公文包的。是带小小的手提箱的。有的少校、中校出差证快到期了，就去敲售票处的窗口，可是车票却弄不到！根本弄不到票！我可从来不去敲那儿的窗口，却总是能弄到车票。我知道，在哪个车站上要弄到票就得去找烧开水的，在哪个车站上就得去找行李寄存处。你要知道，帕沙，生活永远都是占上风的！”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广
“我的工作，帕沙，是技术员。虽然我没在技术专科学校毕过业。我还当经纪人。我干工作就是为了口袋里装得满满的。哪儿没有油水了，我就离开那里。懂了吗？”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似乎觉察到，事情不是那么对头，甚至有点儿偏离了方向。然而，他是那么好、那么爽朗的一个自己人，也是一个月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忍心得罪他。
“不过，这样好吗？”他只是试探。
“好，很好！”马克西姆让他宽心。“你吃这小牛肉。一会儿咱们再把你的糖渍水果干掉。帕沙！咱们在世上只能活一次，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应当过得快活，帕沙！”
这一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能不同意，这是很有道理的：在世上只能活一次，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只不过
“你知道，马克西姆，这是不合法的”他婉转地提醒对方。
“怎么说呢，帕抄，”马克西姆同样坦诚地回答，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这个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来看。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
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可有的地方喜欢长jī巴！”
恰雷说完便哈哈大笑，还直拍鲁萨诺夫的膝盖，鲁萨诺夫也忍不住笑得身子发抖：
“想不到你连这样的诗也知道暗，马克西姆，你还是个诗人啊！”“那你是干什么的？你做什么工作？”新朋友向他打听。
不管他们搂着肩膀谈得多么投机，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是情不自禁地端起了架子：
“总的来说，我是搞人事工作的。”
他说得比较谦虚。事实上当然还要高些。
“在什么地方？”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了在哪儿。
“听我说！”马克西姆大为高兴。“有一个很好的人得安排个工作红包儿’，你放心，按规矩办事！”
“你说什么呀！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生气了。
“怎么叫想到哪儿去了？”恰雷感到惊讶，他眼睛里又开始颤动着探求生活意义的那种目光，只是由于酒喝多了而变得有点模糊。“要是人事干部不接受‘红包儿’，那他们靠什么过日子？靠什么养活孩子？访问，你有几个孩子？”
“这报纸您看完了吧？”在他们头顶上方响起了低沉的、令人不快的声音。
这是猫头鹰从角落里走了过来，一双浮肿的眼睛不怀善意，病号长衫的衣襟敞开着。
原来报纸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坐在身下，有点弄皱了。
“拿去吧，请拿去吧！”恰雷应道，一边从鲁萨诺夫身下把报纸往外抽。“你抬抬屁股，帕沙！拿去吧，大叔，别的东西我不敢说，这玩意儿我们舍得给。”
舒卢宾绷着脸接过报纸就想回去，但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他留住了。就像舒卢宾默默盯着别人那样，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开始对他仔细打量，此时则看得尤为真切和清楚。这个人可能是谁？为什么他的脸是那么不同寻常？
科斯托格洛托夫此刻以递解过程中见面第一分钟就可以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的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从半倒悬的仰卧状况下问道：
“大叔，您倒是干什么工作的？”
舒卢宾不只是把眼睛，而是把整个头部都转向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又盯着他。一边盯着不放，一边又似乎用脖子奇怪地画了个圈，好像他觉得领口太紧，但事实上他的内衣领口很宽敞，根本不可能妨碍他。突然，他回答了问话，没有置之不理：
“图书馆管理员。”
“是在什么地方？”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迟疑，赶紧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在农业技术专科学校。”
不知为什么——想必由于他那目光的冷酷，由于他在角落里像鸿鸣一样保持沉默，鲁萨诺夫就是想羞辱他一下，教训教训他。也或许是伏特加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使他嗓门很高、态度很轻率地喊道：
“毫无疑问，不是党员峻？”
猫头鹰那淡褐色的眼睛转向了鲁萨诺夫。眼睛眨巴了一下，似乎以为听错了。又眨巴了一下。这时，他突然开口了：
“恰恰相反。”
说罢，就向房间的另一端走去。
他迈起步来似乎不太自然。大概有什么地方使他感到擦病或刺痛。他加快了步子，病号长衫的前襟向两边敞开，身体有点笨拙地前倾，样子像一只大鸟——翅膀被剪得参差不齐，为的是使它无法振翅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