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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笔者已完全热衷于扮演调查者的角色(而且总是有被人看作密探的危险，他其实只是想如实介绍像莱尼格鲁伊腾-普法伊弗这样一个少言寡语、守口如瓶、自尊自重、从不知悔的人———这个木雕泥塑般的静止不动的人！)向所有有关的人士下了一番功夫比较具体地了解他们在战争结束时的情况。所有在这里或多或少被详细介绍和引证的人，显然只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愿离开城市，甚至连波加科夫和波利斯这两个苏联人也不愿东去。美国人(莱尼对玛格蕾特说:“终于终于来了，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啊！”)如今正在逼近，他们因此是唯一能保证结束战争的人，这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他们虽然不相信战争会结束。有一个问题从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起，已经解决:波利斯和莱尼的———为简便起见我们姑且这样称之———“留宿日”莱尼怀孕已有七个月，仍十分“健壮”(马范多尔恩语)，但为自己的状况所累“留宿”、摔交、同房———不管你用哪一种说法———“已无从谈起”(据玛格蕾特转引莱尼的话)。
可是，躲到哪里去呢？怎么一个躲法？如果不考虑谁躲谁，这话说起来倒容易。比如玛格蕾特———她和军人一样听从命令和规定———应向东随野战医院过莱茵河转移。她没有这样做，但也不能逃回自己家中，不然就会被抓走。洛蒂霍伊泽的处境也差不多，她是一个同样东迁的行政机关的职员。叫她到何处去呢？一九四五年一月如果还想到再把人往西里西亚那一带撤，把他们直接送到红军跟前，一个简短的地理说明这里有必要接受:曾被提到过几次的德意志国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东西大约还有八百至九百公里长，这比南北也不长多少。对形形色色的人往何处去的问题都是个极其现实的问题。纳粹分子往何处去？战俘往何处去？军人往何处去？奴隶往何处去？自然是有行之有效的办法的:枪毙等等。不过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因为执行枪毙的人并不都意见一致，他们中间有些人很想反其道而行之，将救命恩人的角色扮演。有些本应执行枪决的人变成了拒不开枪的人。那些可能被枪毙的人，我们且称之为等着被处死的人，比如说该怎么办呢？这些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人以为，似乎会突然发生战争结束这种事情，什么地方写着一个日期就万事大吉了。可有谁能知道自己是否会落到一个改恶从善或执迷不悟的行刑队员之手，甚至落到那种可以称为现在才大开杀戒的人之手呢？在此之前这些人倒不如说是属于拒不开枪的人。党卫队有些部门甚至也不愿背上枪毙人的名声！党卫队和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之间有书信往来，像烂土豆似的把死人踢来踢去！他们把“消灭”和“处理”工作推给值得尊敬的人和部门，而这些人和部门———如同他们的对方一样———已有心洗手不干了，去迎接那种说不上是和平但可称之为战争结束的局面。
例如，笔者看到了一份材料:集中营司令官们抱怨，在决定处死的苏俄人中约有百分之五至十进营时即已死去或奄奄一息。这就将一种印象造成了，似乎老营在以这种方式摆脱这种俘虏。在步行途中，特别要提到的是，例如从车站到营房，有不少战俘疲惫至死或半死，不得不由随行汽车收容。无法不让德国居民知晓这种情况。
尽管押送战俘去集中营通常由国防军执行，但居民仍会把这种事情在党卫队的帐上记下。
为尽量防止这种情况今后发生，兹发布如下命令并立即生效:最后确定有嫌疑而被淘汰的苏俄人如已明显濒死(例如饥饿伤寒)，因而经不起即使是短程徒步行军的辛劳了，今后一律不送集中营处决。
代表米勒(签字)
对于提到濒死者时使用的“不少”这个字眼，是读者应当自己进行思考的。这在一九四一年德意志国仍然幅员辽阔时就已是一个问题。德意志国的版图四年后已大大缩小，而且需要消灭和处理的不仅有苏俄人、犹太人等，还有十分多的德国人、逃兵、破坏分子、通敌分子，此外集中营和城市均需撤清，疏散妇女、儿童和老人，为的是只留给敌人一片废墟。当然，道德卫生方面的问题也产生了，例如下述问题:
(不少贪赃枉法的)村长常常在夜里把他们指定的技工从床上叫走，在送走以前先在地下室里关着。由于常常不给工人们时间收拾行李等，许多技工到达技工集合地点时所带用品严重不足(没有换洗衣服、鞋子、饮食器皿、被子等)。因此，情况特别严重时不得不让刚刚抵达的人马上回去取东西。行动如果稍有迟缓，村警们就对技工们进行威胁和殴打，这已成为了家常便饭，大部分地区都报告了这种情况。许多妇女被打得走不动路。有一起特别严重的事件，我已报请当地宪兵司令(扎梅克上校)进行严惩(杰尔加奇区佐措林科夫村)。特别严重的是村长和村警的暴行性质，因为上述人员大多数都以“一切均以德国国防军名义行事”为自己辩护。事实上德国国防军对待技工和乌克兰居民几乎完全通情达理。但有些行政部门则并非如此。现举一例说明上述情况:一名妇女有一次抵达时身上只穿一件衬衣。
根据所报告的情况，亦应指出:关工人在车厢里许多钟头，甚至无法解手，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在运输途中理应向他们提供饮水、洗濯和解手之便。我看到一些车厢被这些工人凿穿好多洞，为的是能解手。当然，列车驶近大站时解手必须尽量远离车站。
除虱站的弊病据知仅限于下列情况，淋浴室里有时有男服务人员或其他男人在妇女和姑娘中间服务或鬼混———甚至为人擦肥皂！———反之，在男人的淋浴室里有女服务员，有时男人较长时间待在女淋浴室拍照。由于最近几个月送来的主要是乌克兰居民，而乌克兰妇女的道德观念十分强烈，素来循规蹈矩，因此必然这种待遇被他们看作是对民族的侮辱。上述弊病据悉已由于押送队长们的干预而得到纠正。关于拍照之事是哈雷地区报告的，男女混杂的事例是基韦尔塞地区报告的。
那个时候难道就已开始了性浪潮？今天令我们眼花缭乱的许多照片，也许是在东欧奴隶除虱站拍下的吧？
如今重要的是认识到，征服几大洲或世界决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人也有自己的难题，他们企图以德国式的彻底精神来解决这些难题，并以德国式的一丝不苟记录在案。都不能临时凑合，无论干什么！大小便就是大小便，即使是要处决的人也不能在送到指定地点前死亡！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必须予以惩处。除虱时男人给女人和女人给男人擦肥皂也是不行的，拍照就更不可以了！这样做绝对不行。这会把手和银幕弄脏。是不是如此看来，有淫棍和坏蛋插手一件“本来”完全正确的事情？
由于争夺尸体=争夺部分尸体，现代常规战争的典型特征如今已成为了，淫棍和坏蛋———身穿军服———像早已承认的那样猥亵妇女，还把这些甚至拍成照片，再用类似事例来使读者感到厌烦就用不着了。
只是，过分敏感的波利斯，身怀有孕的莱尼，坚强果断的洛蒂，过于菩萨心肠的玛格蕾特，格龙奇这个凡夫俗子，从来不是不近人情的佩尔策，怎样他们才能活下去呢？避风到哪里去呢？我们的马尔娅、波加科夫、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老格鲁伊滕和其他许多人的情况一九四五年三月又怎样呢？
波利斯起初在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初前后引起了一场纯属多余的麻烦。洛蒂和马尔娅对此一无所知，莱尼什么也没有说。是玛格蕾特一五一十告诉笔者的。玛格蕾特如今被严加看管，不让笔者再偷偷塞东西给她了。(医生对笔者说:“您知道吗，现在她需要饿上四五个星期，以便我们能多少恢复她的内分泌和外分泌平衡。她现在已紊乱到了这种地步:眼泪可能从乳头往外流，从鼻孔里流出小便来。因此，谈话可以，送东西不行。”)玛格蕾特已经习惯于清心寡欲的生活了，甚至希望能痊愈:“不过，您可以给我抽一支烟(笔者照办了！)。嗯，当时我对波利斯一肚子火，我真生气，等到后来我们大家待在一起，我对他有所了解之后才改变态度———他是那样聪明和体贴别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年底，可能是圣诞节前后，或者是一九四五年年初，也许是三王来朝节，但肯定是不会更晚的，有一天莱尼回家时脑子里又多了一个人的名字，不过至少这一次知道他是个作家，而且已去世，我们因此不用四处打电话去问人了。那又是一本书，作者名叫弗兰茨卡夫卡，那本书是在流放地。后来我问波利斯，在一九四四年年底(！)他向莱尼推荐一名犹太作家时难道真没想到会惹什么麻烦？他说:‘我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这一点我没有想到。’于是，莱尼又跑到图书馆去借书，那里还有一个人在工作，总算莱尼运气好，碰上的是一个相当明白事理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她撕碎莱尼的索书单，叫莱尼到一旁，对她说:‘孩子，你怎么这样糊涂啊，是谁叫你来借的这本书？’跟她从前一个劲儿追问拉黑尔的下落时修道院院长对她讲的话一模一样。可是我告诉您，莱尼固执己见又一次。大概图书馆的那位老太太已看出她并非故意挑衅，就把她拉到旁边，详详细细地讲给她听:这个卡夫卡是个犹太人，他的全部作品都被禁止和烧掉了等等。接着，莱尼又使人震惊地反问了一句:‘那又怎么样？’于是那个老太太———时间尽管很迟了———又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犹太人和纳粹是怎么一回事，还拿出前锋———当然这本书杂志图书馆是有的———给她看并把一切都讲清楚。到我这儿来时莱尼十分吃惊。现在她总算开始明白了。她并不死心，卡夫卡的作品就是要看，就是要看看，而她也居然搞到了！真的，她动身前往波恩找几位她父亲曾帮助过的教授，她知道他们藏书很丰富，而她确实也找到了一位，这位教授当时已有七十五岁高龄，退休后钻在他的书本堆里。您知道这一位对她说什么吗？‘孩子，你怎么这样，偏偏要卡夫卡———海涅为什么不要？’后来他对她一定十分友善，追忆她和她父亲的往事，但这本书他自己没有，只好去找一个又一个同事，最后找到一个信任他、也得到他信任而且又有这本书的人。这件事真不简单，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我告诉您吧，她那天是半夜里回来的，手提包里放着那本书。这一切真不简单，因为他们不仅要找到一个人，此人信得过那位教授，他教授也信得过，他也得信得过莱尼，而且他不仅要有这本书，还得肯往外借！后来，他们大概找到了两个有这本书的人，可第一个不肯借。她和她的波利斯所操心的真是毫无道理，那可是性命交关啊！偏偏不幸的是，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我嫁的那位施勒默先生。我们就在他的小别墅里住着。他身上那种交际界名流的派头和优美风度已荡然无存，筋疲力尽，摇身一变穿上国防军军服，却又没有证件。他在法国好不容易才从打算枪毙他的游击队那里逃出来。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怎么会喜欢上，他对我一直很好，很大方，他也以他的方式喜欢甚或爱过我。他这时萎靡不振，非常可怜。他对我说:‘玛格蕾特，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在哪一方，我干的事都会要我的命:法国人也好，德国人———支持纳粹的和少数反纳粹的———也好，荷兰人、英国人、比利时人、美国人也好，我都会没命的。要是俄国人抓到我，将我是什么人查出，我就完了。要是现在仍掌权的德国人抓到我，我也会完蛋。玛格蕾特，救救我吧。’他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得知道，出门只坐出租汽车或公车，每年休三次假，带回很多礼物，总是打扮得喜气洋洋，漂漂亮亮，如今却像一只可怜的小耗子，害怕美国人，害怕警犬，害怕所有人。我这时第一次想出一个早就可以想出的主意，有许多人在野战医院里死去，当然他们的士兵证被收集起来，注销登记后再寄回部队或其他地方，我知道那些证件放在什么地方反正，我也知道有些军人根本没有交出证件，或者在他们身负重伤入院，沾满血污的破衣服被扔掉的时候，人们没有找到他们的证件。我怎么办呢？当天夜里我就偷了三张士兵证———那儿有的是，那些从照片上看年纪和外貌同施勒默和波利斯相像的，我可以任意挑选，于是我拿了两张金发的，戴眼镜，大约二十四五岁，一张浅黑色头发的，不戴眼镜，大约四十岁不到，像施勒默，我把这一张给了他。我把我所有的钱以及黄油、香烟、面包给他包好，打发他走，他改名恩斯特威廉凯佩尔，我甚至把这个名字和地址都记了下来，因为我想知道他会怎么样。我们毕竟结婚快六年了，尽管只是偶尔在一起生活。我对他说，万无一失的办法是到国防军那里去，到前线指挥部或诸如此类的部门去，因为他遭到所有人的追捕。他这样做了。他临走时哭了，如果您不认识一九四四年以前的施勒默，这说明什么，您就不会知道:一位乞哀告怜、痛哭流涕、感恩不尽的施勒默，吻着我的手，他哭得像一只小狗———然后就走了。他，再也没有见到了。后来，我出于好奇去找过一次这个凯佩尔的妻子，在煤矿区，靠近布厄，因为我想知道———您明白吗？她已经再婚了。我说，我在野战医院护理过她的丈夫，他死前曾求我来看望她。哎，告诉您，这个女人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她竟然问我:‘您说的是我的哪一个男人呀？如果是恩斯特威廉，他都已经死过两次了，一次死在野战医院，另一次死在你们那里一个叫维尔塞伦的偏僻村子里。’这样说来，施勒默已经死了，不瞒您说，我当时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也许比被纳粹或游击队绞死或枪毙要好一些。嗯，他是个货真价实的战犯———从一九三九年起就开始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招募强制劳工，商业其实才是他所学的。由于他，我曾多次受传讯，到了后来房子也被没收，包括全部财物，只准我把自己的衣服拿走。施勒默显然大发横财，老实说，贪污受贿———是的，害得我一九四九年流落街头，多多少少从此也靠出卖皮肉为生。是的，出卖皮肉，莱尼和大家虽然都设法帮助我重新站稳脚跟。我也曾在莱尼家住过半年，但由于我跟男人来往，无法长住下去了，因为她的儿子长大了，他有一天问我:‘玛格蕾特，哈利干吗，’———哈利是一个英军中士，当时正和我相好———‘干吗他老想钻到你身子里去呀？’”(玛格蕾特又脸红了———笔者)
席尔滕施泰因战争结束时在什么地方，在上文已有交代:
他在列宁格勒和维捷布斯克之间某地，用钢琴为苏联军官弹奏莉莉玛莲。是一个连莫尼克哈斯也肃然起敬的人。“我当时有一个残酷的愿望，可怕的愿望，”(席对笔者语)“我想活命，想吃。即使用口琴吹奏莉莉玛莲，我也会干的。”朔尔斯多夫博士的表现，战争结束时他几乎成为英雄:他退居“莱茵河右岸的一个小村庄，由于我有真的证件，又没有什么政治污点，纳粹分子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不用怕美国人，等待着战争结束。为使我伪装得十全十美，我担任了人民冲锋队小队长领导十来名队员，其中有三人七十多岁，两人不到十七岁，两人截了大腿，一人截了手臂，一人截了小腿，还有一人是弱智者，也就是全村有名的傻子。几根拐杖、一裁四的白床单是我们的主要武器。此外，我们还有用来炸一座桥的几颗手榴弹。于是，我率领队伍出发了，我们把一裁四的床单扎在杆子上，没有把桥破坏———并且完整地把村庄移交给美国人。直到两年前，一直或在村子里(贝尔格地方的奥斯勒一米勒村———笔者)很受欢迎，不断被邀请参加教堂落成纪念日集市和类似的庆祝活动。不过这两年来，我发觉人们的情绪有了变化，有时听到有人说什么失败主义者———这是在二十五年之后，要知道村里的教堂钟楼多亏是我才得以保全的，因为我用自己的生命向美军少尉厄尔维特尼保证钟楼里没有驻军，没有被用于军事目的。如今呢，发生了向右转，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管怎样，我上那儿去时心情已不再那么绝对平静了。”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只需要一个简短的不在场的证明:
一九四五年六月汉斯才出生的，至于他在娘胎里是否流露过狼人的感情，作者就不得而知了。格蕾特是一九四六年才出生的。
在战争结束时，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二十一岁，大腿刚做完截肢手术(左)，躺在班贝格附近一个改作野战医院的巴罗克式修道院里。他———据本人说———“从麻醉中刚醒过来，难受得很，美国佬就来了———他们幸好没有为难我。”
老普法伊弗说“战败的那一天”他和妻子正在“离德累斯顿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条瘫痪的腿拖着已有二十七年(到今天已有三十五年)，那条腿就是一九四三年莱尼父亲被捕入狱前还一直说的“我所见过的最虚假的腿。”
范多尔恩:“我最精了，我曾以为，我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就回到托尔策姆，用胡贝特成包送人的钱买回了我父母的房子和地皮。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莱尼到我家来住，在乡下平平安安生下她的孩子———是谁的孩子我们一直还不知道。我对她说，美国人到我们这里肯定要比到你们那里早两三个星期。结果呢？莱尼幸好没有来。他们把托尔策姆———人们是这么说的———夷为平地，我们有半小时时间撤离，用汽车被送过莱茵河，我们后来就回不去了，因为河那边受美国人控制，我们这边还在德国人手里。哦，幸亏莱尼没有接受我的劝告。什么乡下安静啦，空气新鲜啦，花草树木啦———等等，我们只还看见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这就是当时托尔策姆的情景———现在当然已重新建设起来了，不过我告诉您: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
克雷默尔:“他们把我儿子夺走后，我想:现在往何处去呢？向东，向西，还是留下呢？我决定留下:往西去路已不通，只准军人和修工事的队伍通行———往东去呢？据我所知———装腔作势再打几个月或一年他们还是能的。我于是就留下，待在家里，直到二日(指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留在该市的某些人士简称为‘二日’———笔者)。这一天发生了那次空袭，在这次空袭中有许许多多人神经失常或几乎神经失常。我钻进对面啤酒厂的地窖，心里想:世界要毁灭了，世界要毁灭了。坦率地说，教堂，我这个人从一九一四年我十二岁起就再也没有进过，再也不信教士说的那一套，就连纳粹表面上(着重点非笔者所加)反对教士时也没有将他们赞成:因为后来我毕竟学到了不少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尽管大部分同志把我看成是一个不懂事的黄毛丫头———我告诉您，我当时做起祷告来。这些又都冒出这些来了:万福马利亚，主祷文，甚至还有上帝保佑———只是一个劲儿地祈祷，别无其他。是这个我们经历过的一次最严重、最厉害的空袭，整整持续了六小时四十四分。啤酒厂地下室的天花板有时也有点活动，像一顶帐篷几乎被狂风吹得晃晃悠悠———而这一切都是针对一座居民几乎已全部撤离的空城，没完没了，铺天盖地，躲在地下室的只有六个人，两个女的，一个带着一名三岁男孩的少妇和我，她害怕得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常在书上读到的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的样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完全是一种机械动作，她本人不由自主，也不知道———她最后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从地上我们捡了一块光滑的木片———可能是箍桶板上掉下来的———塞进她嘴里，我想，她快要疯了，你也快要疯了———声音其实并不太大，只是震动，有时天花板像一只破皮球，一会儿鼓一会儿瘪。小男孩睡着了，他睡着了，困了，在睡梦中微笑着。在此处还有三个男人，其中一个年纪大的是仓库管理员，穿着冲锋队制服———而这是在二日！———嘿，他吓得屁滚尿流，真是拉了一裤子屎，像筛糠似的直哆嗦———一他又尿了裤子，然后跑了出去，一心想出去，他一面喊———一面往外跑。我告诉您，他们后来连他的一根毫毛都没有找到。这样，还有两个年轻人在那儿剩下了，身穿便服，德国人，我想他们准是开小差的，原先在外面瓦砾堆里流浪，遇到这场空袭就害怕了；起先他们一声不吭，脸色煞白，当那个老头跑出去后，突然间，他们———哎呀，现在我已经六十八岁了，把当时的真实情况我讲给您听，真叫人难以启齿，那时我四十三岁，那个年轻妇女———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那四个人都没有再见到，那两个年轻人、那个孩子都没有———或许那个年轻妇女有二十八九岁———嗯，这两个年轻人，至多二十二三岁，突然间———叫我怎么说呢？死皮赖脸或兽性发作，不，这样说都不符合事实。自从他们把我的丈夫在集中营里折磨死以后，我已有三年没有再理睬过别的男人了———嗯，这两个人，他们没有袭击我们，不能这样说嘛，而我们也没有反抗，他们没有强奸我们———不管怎样，有一个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乳房，脱掉我的裤子，另一个走到那个少妇面前，从她口中取出木片，吻她，我们于是就在那儿干上了，随您怎么说，在我们中间是那个睡着的孩子，您听了准会觉得太不像话，可是那种情况您无法想象，一连六个半小时，飞机扔炸弹，航空水雷和六千多颗烈性炸弹———我们同舟共济，我们四个人，那个小男孩在我们中间躺着，我一直还能感到那个挑中我的年轻人吻我时满嘴尘土，我也感觉到我嘴里的尘土———大概这些都是从摇摇晃晃的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我是多么快乐，我还能感到，心情已平静下来，继续祈祷。我还看见那个少妇突然变得十分安静，把伏在她身上的那个小伙子额上的头发用手掠开，含着笑注视着他。我也把我那个小伙子额上的头发掠开，含笑注视着他。事后，我们又穿好衣服，稍许整理一下，默不作声地坐着，不约而同地我们把我们包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有香烟和面包，一些腌煮食品，腌黄瓜和草莓酱是那个年轻女人带的———我们把东西放在一起吃，也不说一句话，我们好像事先讲好彼此不问姓名似的———不说一句话，我们口中的砂子真牙碜，我口中有那个小伙子嘴里的砂子，他口中也有我嘴里的砂子———后来轰炸停止了，大约在四点半左右。四周安静下来，但不完全。不知什么地方还有轰隆隆的声响，有房屋倒塌的声音，有炸弹爆炸的声音———六千来颗炸弹嘛。好吧，我说安静下来，是指飞机不来了———我们都跑出去，各走各的路———临别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哎呀，我们眼前尘土遮天蔽日，浓烟滚滚，烈火熊熊———我昏了过去，几天后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一直还在祈祷，不过这是最后一次。我真运气，没有被他们埋掉，您知道有多少人被草草埋掉么？还有，您知道啤酒厂地下室后来怎么着？塌了，我们离开两天以后就塌了———我想是由于拱顶继续像只皮球一鼓一瘪，终于最后塌方了。我去过那儿，因为我想看看我的住宅怎么样了:荡然无存，荡然无存———连一堆像样的瓦砾都没有。美国人，在我出院的第二天就来了。’”
我们知道汪夫特被疏散走了。显而易见，苦头她吃了，受了罪(笔者无法断定，由于她不说，究竟是客观上还是仅仅主观上吃苦遭罪)。她只说了一个词:“施奈德米尔”至于克雷姆普，我们知道他为了保卫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旁死去，断气时嘴上可能还挂着“德国”这样一个词呢。
亨格斯博士(自己谈自己):“同我那位伯爵上司撤退到了一个村庄，我们确有把握当地的农民不会出卖我们。我们假扮做林业工人，住在一间小木屋里，却有像老爷一样的伙食，照顾；那些忠于伯爵家族的娘儿们不仅不拒绝陪我们寻欢作乐，而且主动送上门来。坦率地说，巴伐利亚的性爱方式我觉得太粗鲁，我向往莱茵区的细腻，不仅是在这个方面的。由于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一九五一年我就可以回家了，伯爵先生不得不等到一九五三年才去向法院自首，不过那时候清查战犯的工作正在悄悄地偃旗息鼓。在韦尔他坐了三个月的牢，在他出狱后不久重新参加了在这个方面。我宁愿在政治上不再出头露面，而只想贡献我的精湛的语言文学知识。”
老霍伊泽:“我的房产我舍不得丢下一走了之。我不仅买下了格鲁伊滕的房子，而且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和二月还买了政治上遭到极大危险的人的两幢房屋。您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反雅利安化或再反雅利安化，这两幢房子从前是犹太人的家产，由两个老纳粹分子卖给我是合法的，有支票和公证，完全合法———这个是正当的产权转让———有哪一条法律禁止买卖房屋？二日那天我没有赶上，因为正巧我下乡去了———但我看到了尘雾，在四十公里以外———黑压压的一片———我第二天骑自行车赶回来，发现西城区的一幢房子仍完好无损，英国人来了后，我才不得不从那儿搬走。他们原来不让自己想要以后居住的市区受到破坏。莱尼和洛蒂她们把我撇在一边，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她们在墓室里设立的小苏维埃天堂。不，我这个老头子她们不愿要———我毕竟年已花甲了。我妻子十月过世以后，落蒂的行径相当恶劣。她带着孩子们在城里流浪，先是住在亲戚家里，后来同玛格蕾特那个娼妇在一起住，之后住在熟人家里，目的是不被疏散。为什么？因为她一心想趁火打劫，国防军仓库在什么地方，她具体都知道。抢劫位于前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附近的仓库时，当然没有给老公公打招呼。没有，他们用手推车推，用麻袋装，用自行车和已被烧坏停在街上但还能推着走的破汽车拉，把黄油、鸡蛋、香烟、熏猪肉、咖啡和衣物等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地在大街上用防毒面具罩煎荷包蛋吃，还有烧酒和他们想吃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时纵酒狂欢的场面就像这样，而且是婆娘们领头，我们的洛蒂就像凶神恶煞似的一马当先！真正的战斗发生了———因为城里还有德国兵。这些都是我后来才获悉的。我真庆幸自己及早搬出了那幢住宅，因为她们不久以后不得不离开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胡贝特开始同洛蒂乱搞，那里简直就像是妓院。你认不出洛蒂了，这个女人一向冷酷无情、尖酸刻薄，可那时她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像是变了一个人。对她的那套社会主义奇谈怪论，在战争期间我们都容忍了，尽管她当时讲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她还把我儿子威廉拉到这种赤色胡言乱语中去，这叫人痛心，但我们原谅了她，因为她算得上是一个贤妻良母。可是到了后来，大概后来在三月五日那一天，她以为社会主义已爆发，要分配所有一切了，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一切。确实她有一段时间担任房管局的领导，起先是篡位，因为当权派都逃走了，后来是合法的，因为的确她从来都不是法西斯分子。不管怎么说，她掌握大权一年，把一幢幢空着的别墅分给人住，那些人连抽水马桶也不大会用，用浴缸养鲤鱼，洗衣服，在浴室里做甜菜酱。后来人们确实发现有些浴室里有半浴缸甜菜酱。这种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混淆幸而为时不长，她又老老实实地官复原职，当她的小职员。但她在大肆掠夺的那些日子里，却同那一帮人住在他们的墓穴天堂里，携儿带女。她虽然知道我的住处，完全知道，但她并没有向我说过一声。
不，感谢是根本谈不上的，可您仔细看看，也多亏我们呢，连她的性命。我们只要吱一声，反映一下她对战争和战争目的说过的话，‘乱弹琴’只要提到这几个字，她就会被抓走，坐牢或进集中营，或许还会被绞死呢———哪里会有后来的事！”还有人也许想知道，b。h。t。由拉黑尔授意在小便上做手脚，并没有失败，一直到最后都取得了成功。不过———这对他已无用了:他一九四四年九月底应征入伍，被编入一个胃病营，尽管胃溃疡患者的饮食不同于糖尿病人。b。h。t。还参加过几次战斗:阿登高地攻势，许特根森林战役，在一个叫维尔塞伦的地方附近被美军俘虏，而且不排除这种可能:他曾同变成凯佩尔的施勒默“并肩战斗”过。b。h。t。不管怎么说，在战争结束时呆在兰斯附近的美国俘虏营里“与大约二十万名各种军阶的德国军人一道，我可以对您说，这个并不令人高兴，与这些人在一起也好，伙食情况也好，尤其是———您如果允许我这样说———在希望有女人做伴方面———情况真糟糕。”(此话使笔者感到意外。在两性问题上他原以为b。h。t。要求并不强烈。)
关于格鲁伊滕的情况向范多尔恩打听了，虽然使笔者感到为难，但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一些小心翼翼的试探，他还是作了，结果引起她对洛蒂的连声辱骂。显而易见“某些事情”引起了范多尔恩对洛蒂的妒忌。“到他回家我还没有回，不然的话，我完全可以肯定，他会从我这里寻求并得到她奉献给他的安慰，我虽然比她大十三岁。可是当时我已到了莱茵河对岸，几乎可以说过了伍珀河，在威斯特法伦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当地的老百姓认为我们莱茵人讲究吃喝、娇气十足、道德败坏，对我们不很友善———而美国人四月中旬才到我们那里，您想象不到，要到河西来当时有多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因此，我不得不在那儿呆到五月半，而胡贝特五月初就回来了，显然他一回来就爬上了这个洛蒂的床。生米等我回来时已成熟饭。为时已晚了。”
洛蒂:“我有时把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三月和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初这两段时间混淆。头绪纷繁，事情太多，即使我们这些当事人也说不清楚。当然罗，施尼勒巷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附近的抢劫我参加了，不少东西尽可能拿走，而且那时我就打定了主意，宁可要佩尔策帮忙，也不要我那位公公大人帮忙。有多少问题要我们解决呀！我还得从那幢房子搬走，唯一可以留下的是莱尼，但还有几天她就要临盆，我们可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于是我们一起搬进了佩尔策命名的‘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她孩子的父亲现在是个俄国人这事已包不住了，但她却愚蠢地说是另一个人，因为她从一九四四年九月或十月起就领到母亲配给卡———这是玛格蕾特给她搞来的，丈夫的名字用的是一个死在野战医院的军人的名字:他叫延德里茨基。她们俩做得太仓促了，没有了解这个死去的延德里茨基是有妇之夫———这会引起同此人老婆发生纠纷，我认为是不愉快的纠纷:不能把这种事加在一个死人身上嘛！嗯，我三月中旬以后为军政府领导房管局时就纠正了。我们掌握了公章这种玩意儿，而且同所有其他的部门有关系，这样我们就给了孩子真正的父亲: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您想，所有部门都挤在三个办公室里，要给这个可怜的延德里茨基取消莱尼孩子的父亲身份，一切都办妥了，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这些都是‘二日’以后的事了，那帮德国白痴已通通滚蛋，他们在六日那一天还在城里吊死逃兵，最后才撤走并炸毁了身后的桥梁。随后美国人才来，我们终于可以离开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回家了。但美国人对混乱的局面也一筹莫展，看到这座城市成了什么样子，叫他们一定也大吃一惊。我还看见他们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几个妇女，在大教堂旁边的饭店门口站着掉眼泪呢———突然间，什么人都冒出来了:藏匿的俄国人，德国逃兵，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俄国女工，集中营逃犯，一些躲藏起来的犹太人———谁好谁坏，谁属于哪个阵营，属于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等等而美国人又怎能分清呢？，也许他们原来想得比较简单，有点过于简单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的幼稚头脑所想的那么简单。分类排队通通得等到胡贝特回来，大约是五月初，已经稍有眉目了事情，我说的是稍有眉目，而且不瞒您说———我用公章和证明给有些人行了方便；本来嘛，干什么用呢，公章和证明？比方说，胡贝特回来时穿着一套意大利军服，这是几名和他一起在柏林清理战壕和地铁坑道的伙计送给他的；他们经过了深思熟虑，认为以德国囚犯的身份往西去太危险，因为还有一些纳粹老巢在柏林和莱茵河之间，会把他们吊死；打扮成平民百姓，她又显得太年轻，他四十五岁，会被俄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关进战俘营。他于是就装成意大利人，万无一失这当然不可能保险，但很聪明，因为他们对意大利人只是嗤之以鼻，不一定马上就吊死，而关键正在于:不一定马上被吊死或枪毙，难就难在这里。后来他穿上意大利军服，口口声声‘德国话的不懂’，顺利过了关———不过，如果身穿意大利军服被送往意大利，在那儿被查明是德国人，当然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这有可能掉脑袋。得啦，他成功了，到这里时高高兴兴，真是高高兴兴，那种高兴劲儿简直前所未见。他对我们说:‘孩子们，我的后半生我已决心微笑地度过了，微笑地。’他和我们大家一一拥抱:莱尼，波利斯，对他的外孙高兴得要命，他还拥抱了玛格蕾特和我的孩子，自然也拥抱了我，并对我说:‘洛蒂，你知道我喜欢你，有时我想，你也喜欢我。干吗我们不在一起过呢？’就这样，我们住了三间屋子，莱尼、波利斯和他们的孩子也住三间，玛格蕾特住一间，厨房公用；这么多通情达理的人住在一起，再也没有种种不愉快的事了。我们应有尽有，从施尼勒巷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仓库里继承的全部东西，不少药品还是玛格蕾特从野战医院弄来；我们觉得，最好让胡贝特把意大利军服穿下去———只可惜我未能给他搞到一张意大利证件，他从军政府那儿领到了一张证件，用的是一个意大利名字:曼佐尼。这个名字是波利斯给他起的。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意大利名字是这个，他想必读过这个曼佐尼的一本书。把他说成是被开释的德国囚犯也不行，因为其实他不是政治犯，是刑事犯，而美国人对这种事情是相当计较的，让真正的刑事犯逍遥法外，他们也不愿。我们怎么能使他们明白，其实他就是一个政治犯啊？所以，他最好还是冒充意大利人卢伊季曼佐尼与我同居。该死的，你得注意别落进任何一个营，哪怕只是一个遣返营。最好别去。你永远也搞不清楚最后会被送到何处去。这样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倒也太平无事，美国人那时已不再那么严格，非要把德国人都送进某一个营不可了，不久以后英国人也来了，我同美国人和英国人相处得不错。当然，我们为什么不结婚，有许多人不大清楚？我是寡妇，他是鳏夫嘛，有人说，我是因为抚恤金而不结婚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感到厌倦，我就是这样说的，我不愿像一对夫妻那样确定关系。今天我感到后悔，因为我的孩子后来完全落入了我公公的掌心。莱尼倒很想同她的波利斯结婚，波利斯也一样，但办不到，波利斯因为什么证件也没有；他不愿声明自己是俄国人，虽然当时有些不错的工作，但在违背其本意和前途莫测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被强制送回到慈父斯大林那里去；他通过玛格蕾特搞到了一张德国士兵证，士兵证上所用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过此人是一个二十四岁的身体健康的德国人，只是有一点营养不良，您知道，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什么吗？辛齐希或维克拉特———这我们也不愿意。您知道，这也不保险。大部分时间他待在家里，您真该看看他们俩带着小儿子如何生活:就像神圣家庭。女人分娩后三个月以及怀孕第六个月起不能碰的信条是他坚持的———有半年他们像马利亚和约瑟那样生活，当然有时接个吻，此外就只是围着孩子转！他们娇惯他，宠爱他，两人都唱歌给他听。后来，那已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了，他们每天傍晚到莱茵河畔散步，不用说直到宵禁时间才回家，这样做未免早了一点。我们都警告过他们，胡贝特、我、玛格蕾特，大家都劝过，但他们不听，每天晚上去莱茵河畔。那儿的景色也确实很美，胡贝特和我也常常跟他们一起去，我们全都坐在岸上，默默地体验十二年来其实已不曾有过的东西:和平。没有船只在莱茵河上航行，船的残骸到处都是，桥都炸坏了———只有几条渡船和美军浮桥———您知道吗，我有时想，最好是别再在莱茵河上造桥了，就让德国西部永远成为德国西部算了。是啊，后来并非如此———波利斯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他六月的一天晚上被一支美军巡逻队抓住了，身上糊里糊涂地带着那张德国士兵证，毫无办法:我认识的那些美国军官帮不了忙，玛格蕾特的美国朋友帮不了忙，我甚至去找城防司令官，把波利斯的全部复杂经历讲给他听，但也无济于事。波利斯走了，起初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被美国人抓走的，会作为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回来———只要他不愿回苏联。这样一个美国战俘营，当然不是什么天堂的了———我们哪里知道，美国人在夏天开始把德国俘虏移交———也许可以说是卖给法国人，因为他们要求用美元偿付食宿费———波利斯就这样到了洛林一家矿山，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不错，多亏莱尼，或者说，多亏莱尼典卖房产，这个小伙子才没有饿死，但也并不壮实———于是———莱尼那种样子您真该看看:她立刻就骑上一辆自行车走了。她将各区跑遍了，甚至越过边境，到了萨尔区、法占区，前往比利时，又折回萨尔区，从那儿前往洛林，跑遍所有的营，向司令官打听她的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下落，为他求情，既勇敢又顽强。我告诉您，她不知道，大约欧洲有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德国战俘；她骑自行车出门，一直到十一月，有时回家一趟将生活用品补充，就又上路了。我至今不明白，她单凭一张德国身份证怎么能跨越所有边界，她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只是有时给我们唱她反复唱给儿子听的那些歌:‘今宵圣诞佳节，穷人在屋内坐着，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冷冷清清，亲爱的主耶稣，来看看我们吧，你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哦，她都唱些什么呀！听了叫人掉泪。她几次穿过艾费尔山区出境，走遍阿登高原，又折回德国，从辛齐希到那慕尔，从那慕尔到兰斯，再到梅斯，又去萨尔布吕肯，并且再一次过境去萨尔布吕肯。以一张德国身份证为凭证，在欧洲这个角落里东奔西跑，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会丢掉性命———哟，您信不信，她找到了她的波利斯，她的科尔托夫斯基，她的延德里茨基，她的布尔霍斯特———哪个名字随便挑了都可以。她找到了他，她在公墓里找到了他，不是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不，是在一个坟墓里找到了他。他死了，死于洛林某地位于梅斯和萨尔布吕肯之间的一次矿井事故———她刚好满了二十三岁她刚好满了，严格地讲，她已经是第三次守寡了。从此以后，她真变成了一尊雕像，晚上每当她给孩子唱他父亲生前非常爱听的歌时，我们都心如刀割，五脏俱焚:
日久天长祖先的墓碑，我们今天在碑旁围坐着，好似异教徒忧愁悲伤，在我们身上雪花冰凉的落着，雪花定要从天降，欢迎你下凡，雪花，在天上你也没有地方
“接着，突然声音变得调皮起来:‘马哈果尼好地方，空气清新又凉爽，既有女人和马肉，还有扑克威士忌。马哈果尼碧空月，今日照得人欢畅，一大堆兜里的钞票，管叫你这大笨嘴儿哈哈笑。’———之后，声音突然变得高亢雄壮，叫人毛骨悚然:‘神在我小的时候，常救我脱离人间的喧嚣和苦恼，我平安无事地在园林的花丛中游玩，天堂的和风吹拂着我的面颊，向你伸出柔臂的花草满心欢畅，令我心花怒放。’这些我再过五十年也背得出来。她唱，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几乎每天晚上，一天唱几次，您想想:莱尼唱这歌时用的是纯正的、一本正经的标准德语，而她平时只说她那干巴巴的莱茵方言。真的，这叫人忘不了，忘不了，那个小伙子忘不了，我们大家，都忘不了连玛格蕾特也忘不了。莱尼每当在那儿朗诵和唱歌，特别是给她的小男孩朗诵那首莱茵河之歌时，玛格蕾特的一些英美朋友总是看不够听不够是啊，她年轻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现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认为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至于后来那孩子出了问题，责任并不在她，而是怪那帮坏蛋，其中包括我那两个混蛋儿子，‘霍伊泽一家’———他们坏透了，特别是我公公老霍伊泽。每次他来收房租，三间屋子收我们四十六马克十五芬尼，胡贝特都叫他极不自在———胡贝特每次都笑，像魔鬼一样笑，每次都这样———他们到最后只是书信往来，而老霍伊泽又斤斤计较，说什么按规矩房租应由房客送交房东，而不是让房东去收———好吧，胡贝特于是就把房租在每月第一天送到他的西郊的别墅去———他在那儿也能像魔鬼似的笑，老霍伊泽直至再也受不了了，就要求将房租改为邮寄。胡贝特在这种情况下就去打官司，看看房租究竟应该交、收还是寄———十或二十芬尼的汇费不能硬要他花费，或者哪怕是通过邮政支票帐户邮汇，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工，这确实不假。嘿，他们真的一起上了法庭，这场官司胡贝特打赢了，霍伊泽于是只能从中选择:要么到我们家来，要么在自己家里听魔鬼的笑声。有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他每月一日都将这种笑声听到，后来他才想出主意，请人代收———不过我告诉您，这种魔鬼的笑声，霍伊泽至今仍刻骨铭心，但今天莱尼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合他的意，他就把莱尼折磨得要死，撵她出门。(叹气，喝咖啡，抽烟———请参看上文———抚摩剪短的灰白头发。)我们的幸福生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胡贝特格鲁伊滕惨遭不测，一命身亡———简直是胡闹，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愿见佩尔策这个人，不想再听到他的情况，真的不想，太恶劣了。此后不久，也夺走了我的孩子，老头子不肯放手，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目的是夺走我的孩子。他说我同每一个当时住在我们家里或者只是来看望我们的男人乱搞，先让他们去慈善机关，后来再把他们领走；他甚至怀疑我同可怜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乱搞，这个可怜虫当时还没装假腿，要去医院或民政局时就在我们家住。我们不得不把房间转租给别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提高了房租，不肯松口———真不凑巧，慈善机关的那个女人来过几次，可以说经常来，老是在事前不打招呼，真该死，您想什么都可以，真该死，她有三次发现我和一个汉子在一起，有两次，按照她的说法“是情况暧昧一清二楚’，我说得明白些，正同波加科夫躺在床上；波加科夫是波利斯的伙伴，有时来将我们看望。是的，第三次她又发现我‘情况暧昧’，波加科夫当时穿着衬衣，站在窗口用我的小镜子刮胡子，一个脸盆在窗台上放着。她在她的报告中写道:‘这种情况说明一种亲密关系，对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不错，库特当时九岁，维尔纳十四岁，那样做也许不合适，特别是因为我根本不爱波加科夫，甚至谈不上特别喜欢他，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他们当然也盘问了孩子———此后我就失去了他们，永远失去了他们；他们离开我时还哭了一通，可是后来他们从修女那里搬到他们祖父家以后，就再也不关心了我的死活；在他们眼里我不仅是个婊子，而且还是共党分子等等。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他让他们念高中，上大学，还拿着格鲁伊滕当年送给库特作见面礼的那块地皮大做投机买卖———今天，事过三十年之后，这块地皮上有四个住宅群，底层是店铺，三百万是足足值的，单是租金就足够养活我们所有人，包括莱尼在内，而当年送给库特时人们只当它是个镀金的茶杯———当然这比一个为了总共挣一千一百一十二马克月薪，天天起早贪黑去上班的筋疲力尽的老母亲强得多。有一点得承认:我就不会像他那样巧干，不会那样干。至于那个波加科夫，只怪我做了一件蠢事，不大对头。胡贝特不幸惨死以后，我忧愁悲伤，心力交瘁，正碰上可怜的波加科夫拿不定主意是否回俄国，成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将忧伤的歌唱着，像波利斯一样———天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过几次一起上床逢场作戏。我后来还是打听出来了，原来是霍伊泽向德国辅助警察告发，说我们有一个黑市仓库。他对没有从施尼勒巷捞到什么一直耿耿于怀。因此，有一天，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年初，那些讨厌的德国探子就找上门来，自然找到了我们藏在地下室的东西:熏猪肉、咸黄油、咖啡、香烟，还有大批袜子和内衣———统统没收，本来这些东西还足够我们富富有余地用两三年哩。不过有一点他们无法指责我们:我们从未在黑市上卖过一克东西，至多搞过几次交换，甚至还送掉不少，这都是莱尼干的。我们的英美朋友一点也帮不上忙，这事是那些德国密探经手的，他们甚至还把我们的家抄了。在莱尼的房间里找到她那几张可笑的‘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确实有一个家伙想去告发她，凭这几张她十岁和十二岁时得到的狗屁证书说她是纳粹分子，不过此人碰巧被我看见穿过党卫队制服，他因此也乖乖地闭口不说了。不然莱尼可就麻烦了:你怎么能向英国人或美国人说清楚，得到‘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并不等于就是纳粹呀？那时佩尔策确实很义气，从施尼勒巷搞到的东西他都已存放到安全地点，没有被人告发，当他听说我们的东西统统被没收了，就自愿拿出了一些东西。一不要钱，二不要回报，很可能是为了博取莱尼的欢心。不管怎么说，这个恶棍比老霍伊泽要好一些。我是后来，很久以后，我想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了，才从一个警察的口中听说，原来是我自己的公公大人把我们告发了。”
赫特霍尼(笔者这一次请她到一家高级时髦的小咖啡馆见面，不仅是有意献殷勤的，而且也想使自己抽烟不受任何内在和外在的限制)正是在那座前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里熬到了战争结束，躲在前修道院教堂的地下室里。“从前那间地下室大概是给修女关禁闭用的。对那次抢劫我一无所知。二日那天，我只是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可怕的低沉的隆隆声，经久不息，真够呛，距离不过很远，我死也不肯离开地下室，直到我确知美国人已到来。我害怕，那时候有多少人被枪杀和吊死啊！我虽然有合法的、有效的正式证件，但我怕某一个巡逻队会产生怀疑，开枪把我打死。我在那里躲着，后来只剩下我一人，听凭上面那些人趁火打劫，大吃大喝。美国人真的来了，直到我听说了，我才出来喘口气，掉下了眼泪，悲喜交集:喜的是将解放迎来了，悲的是这座城市毫无意义地被彻底摧毁了———后来，当我看到所有所有的桥梁都被破坏时，高兴得我又掉眼泪:莱茵河终于又变成了德国的边界，终于又———这可是天赐良机，不能放过———桥，不再造了，只让渡船来往行驶，严加检查。哦，我马上与美国军事部门联系，打过几次电话后找到了我的朋友，那位法军上校，在英占区和法占区之间获准自由往来，而且我有幸帮过莱尼两三回，使她摆脱相当不愉快的处境，她当时正天真地转来转去，寻找她的波利斯。十一月，我就领到了营业执照，租了一块地皮，搭起几间温室，开了一家花店，并且把格鲁伊滕家的莱尼姑娘马上请来店里工作。对我来说我领取营业执照和新身份证的时刻是个重要关头:究竟是恢复萨尔路易的艾莉马克思这个名字好呢，还是继续使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我决定继续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马克思是我的护照上用的名字，别名赫特霍尼。嗨，您在我家喝的茶比这家有名无实的铺子要好吧？”(笔者彬彬有礼、心悦诚服地证实这一点。)“这我会记住的，真正不错的是这里的花式小点心。某些知情人现在谈谈对您称为‘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情况:这个天堂，我们也曾被邀请进，格龙奇和我，但我们害怕，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因为陵园位于老市区和郊区之间，正是飞机扔炸弹的中心地区，至于死人在这个天堂，没有什么叫我感到不安的里，人们毕竟在地下墓窟里聚会，举行庆祝活动，已有好几百年历史了。我认为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教堂地下室旁边的地窖更安全———我的证件让巡逻队随便来检查吧，可是待在陵园的墓穴里，又会引起怀疑了。到头来，你再也拿不准什么身份最保险了———潜伏的犹太人，潜伏的分离主义者，没有开小差或开小差的德国兵，逃犯或在押犯。再者城里到处都是逃兵，在他们附近一点也不舒服，动不动就开枪，双方都这样。格龙奇也同样害怕，他四五十年来可说难得离开陵园。这时，他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离开陵园，到乡下去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在什么地方甚至参加了人民冲锋队。他说得对:在那段时间里，任何一种合法的形式都是最好的保护。我的座右铭则是———现在可别轻举妄动，带上还过得去的证件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耐心等待。我完全是有意地———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说实话，因为那里有的东西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抢劫我完全是有意地不去参加，因为这当然是非法的，要判死刑，而且抢仓库时德国人还正经八百地把这座城市统治着，我不想背这个罪名，即使只有两天、三天或四天。我要活，要活命———当时我四十一岁，我想活，在最后几天不想还拿这条命去冒险。所以，我不声不响，在美国人进城三天前甚至仍不敢说战争已结束或打败了。自从头年十月起，标语传单上白纸黑字写着:全体德国人民毫不留情地要求公正地惩治制造恐慌情绪的人、失败主义者、悲观论者、敌人的走狗———而这种惩治只有一个名字:死。他们简直是越来越疯狂了，某地有个妇女洗好床单在外面晾着，他们就把她枪杀了。他们以为她升起了白旗，就把她打死了———用机枪朝窗子里乱射。不，宁肯饿肚皮再等几天，这就是我的准则。二日空袭后这种大肆抢掠———我认为太危险了，再把东西拉到陵园去，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无论如何，这座城市还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声称要进行防守。等到德国人终于撤走以后，我就不再犹豫了。我立即去找美国人了，立即和我的法国朋友联系；我分到一幢漂亮的小住宅，并领到第一张花店营业执照。在老格龙奇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一直使用他的设备，把付给他的租金分文不差地存在一个帐户上，我等到他一九四六年回来时，就一丝不苟、有条有理地把花场移交给他，自己另行开店。接着佩尔策老兄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回来了，他虽然八面玲珑、面面俱到，但还是需要一张清白证明。是谁给了他清白证明呢？是谁在非纳粹化法庭上替他说了好话呢？是莱尼和我。是的，我们帮他过了关，我这样做违背了两条信念，一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是个无赖；二是违背我的商业利益，因为他必然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他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都是我的竞争对手。”说到这里，提供情况的赫特霍尼突然显得十分苍老，近乎老态龙钟，先前绷紧的脸皮突然松弛下来，摆弄着茶匙的那只手举棋不定，声音在颤抖，几乎在震动。“到今天我也不清楚，替他洗刷———帮他过关是否对头，不过您要知道从十九岁起到四十二岁我一直受迫害，从埃吉丁贝格战役到美国人进驻，受了二十二年的迫害，种族上的，政治上的，随您怎么说———佩尔策是我有意选择的，因为我想:在一个纳粹分子手下最安全，而在一个为非作歹、腐化堕落的纳粹分子手下则尤其安全。我知道人们对他的种种议论，格龙奇也常向我把他的情况介绍，如今他突然站在我面前，吓得面如土色，并且把他那个确实无辜、对他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的妻子和他那两个确实可爱的儿女也带来了。他的两个孩子年龄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很讨人喜欢，他那个面色苍白、有点歇斯底里、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妻子也使我感到难过。他问我，是否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十年中，有人能在背后议论或指出，他对我或别人做过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不近人情的事？无论是在场内场外，一个人是否应当原谅和忘记———他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的罪过？他很机灵，没有向我行贿，只将一点小小的压力施加，提醒我，他曾吸收我参加花圈翻新组，也就是说，当我做心腹朋友———他当然也想暗示，我自己也并不怎么干净，因为把偷来的花圈收拾干净，甚至连缎带也加以利用，这可不是的什么光彩的事———嗨，最后我心软了，给他开了清白证明，请我的法国朋友为我担保等等。他对莱尼也是这样干的，莱尼政治上那一阵儿正走红运，跟她的女友洛蒂一模一样，她们俩有可能飞黄腾达———可莱尼就是那样的人，她无意向上爬，佩尔策提出和她合伙经营———我后来也向她提过———随后又提出和她父亲合伙经营，但父女俩都不干。他完全装作是无产者，不想再做生意了，只是笑一笑，劝莱尼给佩尔策他所要的‘东西’，即那张清白证明。她这样做了，当然不要任何回报。这已是波利斯死后的事了，那时她完完全全变成了一尊雕像。哦，她给他开了清白证明———和我一样。他这样就得救了，因为我们俩说话还是有点作用的。如果您问我是否后悔，我既不说不后悔，也不说后悔，也许后悔更不说了，我只说: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掌握在我们手心里，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您明白吗？掌握在我们手心里，凭一支钢笔、一张纸，往巴登-巴登和美因茨打几个电话，那时候真是一个荒唐的时代。莱尼有点倾向于德国共产党，而非纳粹化法庭就有一个共产党的人，等等。总之，我们洗刷了他，关帮他过了关———我还得说，不管他平时做生意多么善于投机取巧，不管他多么心狠手辣、为非作歹，但他没有再成为法西斯分子，即使后来这样做大有好处或重新有好处时，他也没有干，不，从来没有。这一点必须承认，他这一点必须承认，他也与我竞争，从来没有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同格龙奇也没有，这应当承认。尽管如此———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曾在我们手心里掌握，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最后，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一起干了———她被佩尔策说服了，她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完全有据可查，她的话像莱尼和我的话一样有分量，尽管有我们两人证明就足够了，但他还想要她开一份清白证明，并且也拿到了这份证明———对什么克雷默尔这个婆娘都满不在乎，对佩尔策的提议，对我的提议，对这时重新出头露面的那些老同志都不在心上放着。她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当时就已如此:‘我不想再干了，我不想再干了。’同她过去的同志来往是她更不想的———她称他们为台尔曼分子，是他们在法国出卖了她的丈夫或情人，那是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生效的那一年半时间内，他丈夫或情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条约。嗨，怎样了，伊尔泽克雷默尔后来的情况？仍旧做小工，先在格龙奇手下，后来终于又转到佩尔策手下，我然后把她请到我们店里来，与莱尼一道干我们战时干过的活:修饰花圈，扎花圈，扎花，上缎带，一直干到退休。不知怎么，我总感到她们俩好像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她们虽然既没有这样想过，也没有这样说过，或者哪怕只是暗示过。她们无利可图，好处是得不到的，情况仍然一如战时———克雷默尔煮早餐咖啡，咖啡的混合比例有一段时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还不如战时的。她们一如既往来上班的，围着头巾，带着黄油面包和袋装咖啡粉。克雷默尔干到一九六六年，莱尼干到一九六九年，她幸亏参加了三十多年保险，可是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让她知道:我包下了她的全部养老金保险费，私下另外交款，如今好让她至少有一点什么。她身体很好———不过，她如果真要靠养老金生活，她能拿多少呢？不到四百，也许多一点或少一点。您明白吗，我———毫无道理地———感到她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我虽然是她从未责怪过的，只是有时跑来不好意思地向我借钱，因为别人想要扣押她心爱的东西。我这个人能干，善于经营管理，甚至会搞合理化，我把我的连锁店牢牢抓在手里并且进一步扩展———可总有什么事使我十分伤心。是的。还有，我未能帮助和搭救波利斯摆脱荒谬的遭遇:在大街上被当成德国兵抓住，而且偏偏又是他在矿井事故中死于非命！为什么？我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无能为力呢？我不是在法国人那里有要好的朋友吗？只要我开口把他们求助，他们不仅会弄出一个波利斯，甚至可以放出一个德国纳粹分子。可是，等到终于打听明白他已不在美国人手里，而是落到法国人手里时，已经太晚了，他已经死了———他们连他冒用的德国名字都不太清楚———究竟他叫贝尔霍斯特、伯尔霍斯特、布尔霍斯特，还是博尔霍斯？无论是莱尼还是那个玛格蕾特或洛蒂都搞不清楚。搞清楚为什么要去呢？对她们来说，他就是波利斯，当然她们没有仔细看那张德国士兵证，更不用说记住那个名字了。”
为了将有关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确切情况获得，需要找一些人交谈并进行大量调查。它的存在时间，尽管如此，仍可以具体确定为: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七日，波利斯、莱尼、玛格蕾特、洛蒂、佩尔策以及洛蒂当时五岁的儿子库特和十岁的儿子维尔纳七人，在中央陵园内一套完整的地下“坟茔体系”(佩尔策语)中生活。从前，波利斯和莱尼的“会客日”一直是在地上博尚普家族小教堂里度过的，如今就不得不“转入地下”(洛蒂语)了。佩尔想出了这个主意，可以说他提供了心理根据。他一如既往地再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热心地接待了笔者。我们在他那间紧挨着花圈陈列室的活动室里，坐在可转动的嵌入式酒柜旁边，用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他招待客人，并准备好一只大烟灰缸，有一个中等大小的月桂花环那么大。作为一个历经截然相反的历史时期而安然无事的过来人，使笔者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忧郁。年已古稀，每周照旧打两场网球而不怕有心肌梗塞的危险，每天清晨坚持在林中跑步“到了五十五岁那把年纪”(佩尔策对笔者语)还将骑马学会了，并且“私下里说(佩尔策对笔者语)，在男人中说说无妨，听别人说什么房事不济，我可没有这种体会”就是这么一个人，笔者觉得他的忧郁情绪一次访问比一次访问更厉害，而且———如果允许笔者得出这一心理结论的话———佩尔策忧郁的原因颇出人意料:单相思。他一直还在想得到莱尼，他情愿“为她从天上摘星星，可她宁可同肮脏的土耳其人乱搞，和我却不肯温存一时半刻，这可能全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可我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过错。究竟我做了什么呢？您仔细看一看，正是我救了她的波利斯的命。他如果无处藏身，他的德国军服和德国士兵证又有什么用呢？是谁知道，美国人对死人和陵墓，尤其是对与死有关的东西怕得要命？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通货膨胀时期我参加掘尸迁坟工作时就有这种体会，什么地方美国人都会去搜查，唯独不会去搜查坟墓———警犬和那一伙也是如此———他们是不会轻易钻到陵园地下去搜查的。莱尼可不能一个人留下，因为每天孩子都有可能出世，因为洛蒂和那个玛格蕾特也得躲起来，可不能莱尼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怎么办呢？我可是这群人中唯一的男劳力，我的家小在巴伐利亚某地———我既不想参加人民冲锋队，也不想当美国人的俘虏。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用坑道把黑里格尔、博尚普这两家的墓室同封德策克家的大型祖坟连接起来，真像开矿一样，支坑木呀，挖坑道呀，挖一段支一段，总共搞了四小间地下室，室内干燥整洁，墙都是用砖砌的，每间约五平方米，一套地地道道的四居室住宅。然后我就接通了电线，从我的花场拉线，距离只有五六十米。我弄来几个火炉，为了小孩和怀孕的莱尼，而且———为什么要隐瞒呢———已砌好但尚未启用的墓室那里还有的，可说是给博尚普、黑里格尔、封德策克这三家保留的地方。这可都是理想的储藏室。放干草进去，把床垫放进去，还有一个小圆铁炉，以防万一———当然是夜里用，大白天生着炉子，那个玛格蕾特后来有一次就想那样干，那简直是发疯———此人对伪装隐蔽一窍不通。嗯，在干这偷偷打洞的活计时，格龙奇帮了我不少忙———所有这些家墓都是我们老顾客家的———但他不肯住进去，在第一次大战中他险遭活埋，谈虎色变，不肯进任何地窖和地下酒馆，我只好用筐装好土给他递上去，叫他下来干他决不会同意，他也不肯和我们一道住在那下面。在地上住嘛，他不怕死人。可住在地下，他怕自己丧命。风声吃紧时，他就回农村老家，往西去，在蒙绍和克罗能堡之间，那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底！难怪他自投罗网，当了人民冲锋队员，到了他那种年纪还得进俘虏营。总之，大约到了二月中旬，我把坟墓中的这套四居室住宅准备妥当，二月里很平静，只有一次空袭，前后才半个钟头，扔了几颗炸弹，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了。于是，一天晚上，我就带洛蒂和她的两个孩子搬进去住，接着来的是玛格蕾特，如果有人对您说，我欺负过她，那我说:也对，也不对。我们一起待在封德策克家的两间小屋子里，洛蒂母子三人在隔壁黑里格尔家墓住着，莱尼和波利斯嘛，我们给他们保留他们原来的幽会场所即博尚普家墓室，备有干草、床垫、面包干、电炉、奶粉、水、少量烟丝、燃料酒精、啤酒———犹如一个地下防空壕。我们那时已经常能听到从埃尔夫特前线传来的炮声，他们还把俄国人送到那儿去修建工事———波利斯的背包中带着一套德国军服，还有同那张该死的士兵证配套的勋章奖章———俄国人那时还在挖战壕，修工事，他们就在谷仓里住，看守远不如过去那样严格了。有一天，莱尼骑着她那辆偷来的自行车把波利斯带来了，嗨，他穿上德国军服还真不赖，假绷带也挺像回事———他甚至还有一张伤兵证，有大印和签字，正正经经，他们凭这些通过了警察岗哨，大约在二月二十日前后住进他们在陵园中的小安乐窝。果然不出我所料:美军巡逻队也好，德国巡逻队也好，都不敢钻到墓室中去，在那里我们住了好多天，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为了装门面，我白天仍在场里干活，因为一直在死人，殡葬业务也一直需要办理，虽然不再那么隆重，不再鸣放礼炮，不再献正经八百的花圈，但几把枞树枝好歹还需要，有时献上一枝花———简直那是发疯。晚上我先是步行回家，后来骑莱尼那辆偷来的自行车———然后再回到了陵园。霍伊泽家那两个兔崽子当然叫我们恼火，这两个小崽子淘气得叫人无法想象，既刁又狠，学习是唯一能叫他们安静的，他们想学什么是一清二楚的:如何赚钱。他们像挤牙膏似的问我怎么算帐、记帐等等。他们那时就不把自己的母亲放在眼里了，如果当时就时兴独占产业这种游戏，我们是可以叫这两个淘气鬼安静几个星期的。他们当然明白，他们得保持安静，不能出去，因为他们不想被强迫疏散，不，他们都够机灵的，可在里面他们搞些什么名堂啊！我是说，一定的分寸总该有吧，我是说，对死人总该有些敬畏吧，人人如此，甚至连我在内———可这两个小崽子一心只想着坟墓中有什么珍宝。有时差一点动手去卸壁龛的顶板，寻找他们那该死的珍宝。如果有人说我是靠死人的金牙发财的———那我就要说，那两个小崽子甚至能靠活人的金牙发财。洛蒂今天说，别人从她手里夺走了她的孩子，可我说，从来她的孩子就没有掌握在她手中。他们跟已去世的祖母和在世的祖父只学到一种本领:积累财富，唯利是图。有一件事我从来不干———别人都干过，玛格蕾特、莱尼、洛蒂，甚至波利斯———我从来不攒自己的烟屁股，更不会去拾别人的，这我觉得太恶心，我一向爱整洁，这一点人人都能向您证实:我在夜里不顾天寒地冻，跑到外面去，砸开供坟地用水———我是说，供浇花用水———的大水池中的冰，从上到下洗一洗，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在那段时间里还坚持早晨跑步，后来变成了夜间跑步，还有，他妈的拾烟屁股是最讨厌的。嗯，二月底左右，就在二日去施尼勒巷大捞一票之前不久，我们在墓穴中那个苏维埃天堂里情况吃紧———我们估计错了———以为美国人来的时间能早一个星期———面包干因此不够了，黄油、甚至咖啡代用品也不多了，尤其是香烟；这两个小崽子这时拿来了卷得挺像样的香烟，这是他们用自己母亲的卷烟机卷的，纸是好心肠的玛格蕾特给他们的———后来得知，他们把我的烟屁股当作新卷的香烟卖给我！而且认为十马克一包价钱不算高。娘儿们哈哈大笑，称赞这两个小子讲求实际，可我在同这两个聪明的小鬼讨价还价时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问题倒不在于钱，我有的是钱，即使五十马克一支，我也会照付不误———可这是什么原则！这种原则是错误的。这么丁点儿大的孩子就唯利是图，大人竟觉得滑稽可笑！只有波利斯摇了摇头，后来，在二日以后他们自己私设一个小仓库，称之为他们的本钱，这时连莱尼也摇头了。他们有时弄来一听猪油，有时弄来一包香烟———大家那时都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去注意这些事情。莱尼就是在二日晚上生下孩子的，她不愿———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个———在坟墓里把孩子生下了，她的圣约瑟也不愿意。于是，他们就穿过被炸毁的陵园到花圃去，莱尼已感到阵痛，玛格蕾特拿着药，他们在那儿用泥炭、旧毛毯和草垫子铺好一个床铺，她就在很可能是当年怀胎的地方生下了她的孩子。那是一个足月的男孩，重七磅，他既然生于三月二日，那么，根据精确的计算，应当是六月二日前后怀的孕———而那段时间没有白天空袭，一次也没有！那一天———我可以根据我的工资单证明———夜班也没有了，波利斯就更不可能上夜班———这就说明，在大白天利用了某一... -->>
如今笔者已完全热衷于扮演调查者的角色(而且总是有被人看作密探的危险，他其实只是想如实介绍像莱尼格鲁伊腾-普法伊弗这样一个少言寡语、守口如瓶、自尊自重、从不知悔的人———这个木雕泥塑般的静止不动的人！)向所有有关的人士下了一番功夫比较具体地了解他们在战争结束时的情况。所有在这里或多或少被详细介绍和引证的人，显然只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愿离开城市，甚至连波加科夫和波利斯这两个苏联人也不愿东去。美国人(莱尼对玛格蕾特说:“终于终于来了，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啊！”)如今正在逼近，他们因此是唯一能保证结束战争的人，这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他们虽然不相信战争会结束。有一个问题从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起，已经解决:波利斯和莱尼的———为简便起见我们姑且这样称之———“留宿日”莱尼怀孕已有七个月，仍十分“健壮”(马范多尔恩语)，但为自己的状况所累“留宿”、摔交、同房———不管你用哪一种说法———“已无从谈起”(据玛格蕾特转引莱尼的话)。
可是，躲到哪里去呢？怎么一个躲法？如果不考虑谁躲谁，这话说起来倒容易。比如玛格蕾特———她和军人一样听从命令和规定———应向东随野战医院过莱茵河转移。她没有这样做，但也不能逃回自己家中，不然就会被抓走。洛蒂霍伊泽的处境也差不多，她是一个同样东迁的行政机关的职员。叫她到何处去呢？一九四五年一月如果还想到再把人往西里西亚那一带撤，把他们直接送到红军跟前，一个简短的地理说明这里有必要接受:曾被提到过几次的德意志国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东西大约还有八百至九百公里长，这比南北也不长多少。对形形色色的人往何处去的问题都是个极其现实的问题。纳粹分子往何处去？战俘往何处去？军人往何处去？奴隶往何处去？自然是有行之有效的办法的:枪毙等等。不过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因为执行枪毙的人并不都意见一致，他们中间有些人很想反其道而行之，将救命恩人的角色扮演。有些本应执行枪决的人变成了拒不开枪的人。那些可能被枪毙的人，我们且称之为等着被处死的人，比如说该怎么办呢？这些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人以为，似乎会突然发生战争结束这种事情，什么地方写着一个日期就万事大吉了。可有谁能知道自己是否会落到一个改恶从善或执迷不悟的行刑队员之手，甚至落到那种可以称为现在才大开杀戒的人之手呢？在此之前这些人倒不如说是属于拒不开枪的人。党卫队有些部门甚至也不愿背上枪毙人的名声！党卫队和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之间有书信往来，像烂土豆似的把死人踢来踢去！他们把“消灭”和“处理”工作推给值得尊敬的人和部门，而这些人和部门———如同他们的对方一样———已有心洗手不干了，去迎接那种说不上是和平但可称之为战争结束的局面。
例如，笔者看到了一份材料:集中营司令官们抱怨，在决定处死的苏俄人中约有百分之五至十进营时即已死去或奄奄一息。这就将一种印象造成了，似乎老营在以这种方式摆脱这种俘虏。在步行途中，特别要提到的是，例如从车站到营房，有不少战俘疲惫至死或半死，不得不由随行汽车收容。无法不让德国居民知晓这种情况。
尽管押送战俘去集中营通常由国防军执行，但居民仍会把这种事情在党卫队的帐上记下。
为尽量防止这种情况今后发生，兹发布如下命令并立即生效:最后确定有嫌疑而被淘汰的苏俄人如已明显濒死(例如饥饿伤寒)，因而经不起即使是短程徒步行军的辛劳了，今后一律不送集中营处决。
代表米勒(签字)
对于提到濒死者时使用的“不少”这个字眼，是读者应当自己进行思考的。这在一九四一年德意志国仍然幅员辽阔时就已是一个问题。德意志国的版图四年后已大大缩小，而且需要消灭和处理的不仅有苏俄人、犹太人等，还有十分多的德国人、逃兵、破坏分子、通敌分子，此外集中营和城市均需撤清，疏散妇女、儿童和老人，为的是只留给敌人一片废墟。当然，道德卫生方面的问题也产生了，例如下述问题:
(不少贪赃枉法的)村长常常在夜里把他们指定的技工从床上叫走，在送走以前先在地下室里关着。由于常常不给工人们时间收拾行李等，许多技工到达技工集合地点时所带用品严重不足(没有换洗衣服、鞋子、饮食器皿、被子等)。因此，情况特别严重时不得不让刚刚抵达的人马上回去取东西。行动如果稍有迟缓，村警们就对技工们进行威胁和殴打，这已成为了家常便饭，大部分地区都报告了这种情况。许多妇女被打得走不动路。有一起特别严重的事件，我已报请当地宪兵司令(扎梅克上校)进行严惩(杰尔加奇区佐措林科夫村)。特别严重的是村长和村警的暴行性质，因为上述人员大多数都以“一切均以德国国防军名义行事”为自己辩护。事实上德国国防军对待技工和乌克兰居民几乎完全通情达理。但有些行政部门则并非如此。现举一例说明上述情况:一名妇女有一次抵达时身上只穿一件衬衣。
根据所报告的情况，亦应指出:关工人在车厢里许多钟头，甚至无法解手，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在运输途中理应向他们提供饮水、洗濯和解手之便。我看到一些车厢被这些工人凿穿好多洞，为的是能解手。当然，列车驶近大站时解手必须尽量远离车站。
除虱站的弊病据知仅限于下列情况，淋浴室里有时有男服务人员或其他男人在妇女和姑娘中间服务或鬼混———甚至为人擦肥皂！———反之，在男人的淋浴室里有女服务员，有时男人较长时间待在女淋浴室拍照。由于最近几个月送来的主要是乌克兰居民，而乌克兰妇女的道德观念十分强烈，素来循规蹈矩，因此必然这种待遇被他们看作是对民族的侮辱。上述弊病据悉已由于押送队长们的干预而得到纠正。关于拍照之事是哈雷地区报告的，男女混杂的事例是基韦尔塞地区报告的。
那个时候难道就已开始了性浪潮？今天令我们眼花缭乱的许多照片，也许是在东欧奴隶除虱站拍下的吧？
如今重要的是认识到，征服几大洲或世界决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人也有自己的难题，他们企图以德国式的彻底精神来解决这些难题，并以德国式的一丝不苟记录在案。都不能临时凑合，无论干什么！大小便就是大小便，即使是要处决的人也不能在送到指定地点前死亡！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必须予以惩处。除虱时男人给女人和女人给男人擦肥皂也是不行的，拍照就更不可以了！这样做绝对不行。这会把手和银幕弄脏。是不是如此看来，有淫棍和坏蛋插手一件“本来”完全正确的事情？
由于争夺尸体=争夺部分尸体，现代常规战争的典型特征如今已成为了，淫棍和坏蛋———身穿军服———像早已承认的那样猥亵妇女，还把这些甚至拍成照片，再用类似事例来使读者感到厌烦就用不着了。
只是，过分敏感的波利斯，身怀有孕的莱尼，坚强果断的洛蒂，过于菩萨心肠的玛格蕾特，格龙奇这个凡夫俗子，从来不是不近人情的佩尔策，怎样他们才能活下去呢？避风到哪里去呢？我们的马尔娅、波加科夫、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老格鲁伊滕和其他许多人的情况一九四五年三月又怎样呢？
波利斯起初在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初前后引起了一场纯属多余的麻烦。洛蒂和马尔娅对此一无所知，莱尼什么也没有说。是玛格蕾特一五一十告诉笔者的。玛格蕾特如今被严加看管，不让笔者再偷偷塞东西给她了。(医生对笔者说:“您知道吗，现在她需要饿上四五个星期，以便我们能多少恢复她的内分泌和外分泌平衡。她现在已紊乱到了这种地步:眼泪可能从乳头往外流，从鼻孔里流出小便来。因此，谈话可以，送东西不行。”)玛格蕾特已经习惯于清心寡欲的生活了，甚至希望能痊愈:“不过，您可以给我抽一支烟(笔者照办了！)。嗯，当时我对波利斯一肚子火，我真生气，等到后来我们大家待在一起，我对他有所了解之后才改变态度———他是那样聪明和体贴别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年底，可能是圣诞节前后，或者是一九四五年年初，也许是三王来朝节，但肯定是不会更晚的，有一天莱尼回家时脑子里又多了一个人的名字，不过至少这一次知道他是个作家，而且已去世，我们因此不用四处打电话去问人了。那又是一本书，作者名叫弗兰茨卡夫卡，那本书是在流放地。后来我问波利斯，在一九四四年年底(！)他向莱尼推荐一名犹太作家时难道真没想到会惹什么麻烦？他说:‘我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这一点我没有想到。’于是，莱尼又跑到图书馆去借书，那里还有一个人在工作，总算莱尼运气好，碰上的是一个相当明白事理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她撕碎莱尼的索书单，叫莱尼到一旁，对她说:‘孩子，你怎么这样糊涂啊，是谁叫你来借的这本书？’跟她从前一个劲儿追问拉黑尔的下落时修道院院长对她讲的话一模一样。可是我告诉您，莱尼固执己见又一次。大概图书馆的那位老太太已看出她并非故意挑衅，就把她拉到旁边，详详细细地讲给她听:这个卡夫卡是个犹太人，他的全部作品都被禁止和烧掉了等等。接着，莱尼又使人震惊地反问了一句:‘那又怎么样？’于是那个老太太———时间尽管很迟了———又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犹太人和纳粹是怎么一回事，还拿出前锋———当然这本书杂志图书馆是有的———给她看并把一切都讲清楚。到我这儿来时莱尼十分吃惊。现在她总算开始明白了。她并不死心，卡夫卡的作品就是要看，就是要看看，而她也居然搞到了！真的，她动身前往波恩找几位她父亲曾帮助过的教授，她知道他们藏书很丰富，而她确实也找到了一位，这位教授当时已有七十五岁高龄，退休后钻在他的书本堆里。您知道这一位对她说什么吗？‘孩子，你怎么这样，偏偏要卡夫卡———海涅为什么不要？’后来他对她一定十分友善，追忆她和她父亲的往事，但这本书他自己没有，只好去找一个又一个同事，最后找到一个信任他、也得到他信任而且又有这本书的人。这件事真不简单，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我告诉您吧，她那天是半夜里回来的，手提包里放着那本书。这一切真不简单，因为他们不仅要找到一个人，此人信得过那位教授，他教授也信得过，他也得信得过莱尼，而且他不仅要有这本书，还得肯往外借！后来，他们大概找到了两个有这本书的人，可第一个不肯借。她和她的波利斯所操心的真是毫无道理，那可是性命交关啊！偏偏不幸的是，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我嫁的那位施勒默先生。我们就在他的小别墅里住着。他身上那种交际界名流的派头和优美风度已荡然无存，筋疲力尽，摇身一变穿上国防军军服，却又没有证件。他在法国好不容易才从打算枪毙他的游击队那里逃出来。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怎么会喜欢上，他对我一直很好，很大方，他也以他的方式喜欢甚或爱过我。他这时萎靡不振，非常可怜。他对我说:‘玛格蕾特，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在哪一方，我干的事都会要我的命:法国人也好，德国人———支持纳粹的和少数反纳粹的———也好，荷兰人、英国人、比利时人、美国人也好，我都会没命的。要是俄国人抓到我，将我是什么人查出，我就完了。要是现在仍掌权的德国人抓到我，我也会完蛋。玛格蕾特，救救我吧。’他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得知道，出门只坐出租汽车或公车，每年休三次假，带回很多礼物，总是打扮得喜气洋洋，漂漂亮亮，如今却像一只可怜的小耗子，害怕美国人，害怕警犬，害怕所有人。我这时第一次想出一个早就可以想出的主意，有许多人在野战医院里死去，当然他们的士兵证被收集起来，注销登记后再寄回部队或其他地方，我知道那些证件放在什么地方反正，我也知道有些军人根本没有交出证件，或者在他们身负重伤入院，沾满血污的破衣服被扔掉的时候，人们没有找到他们的证件。我怎么办呢？当天夜里我就偷了三张士兵证———那儿有的是，那些从照片上看年纪和外貌同施勒默和波利斯相像的，我可以任意挑选，于是我拿了两张金发的，戴眼镜，大约二十四五岁，一张浅黑色头发的，不戴眼镜，大约四十岁不到，像施勒默，我把这一张给了他。我把我所有的钱以及黄油、香烟、面包给他包好，打发他走，他改名恩斯特威廉凯佩尔，我甚至把这个名字和地址都记了下来，因为我想知道他会怎么样。我们毕竟结婚快六年了，尽管只是偶尔在一起生活。我对他说，万无一失的办法是到国防军那里去，到前线指挥部或诸如此类的部门去，因为他遭到所有人的追捕。他这样做了。他临走时哭了，如果您不认识一九四四年以前的施勒默，这说明什么，您就不会知道:一位乞哀告怜、痛哭流涕、感恩不尽的施勒默，吻着我的手，他哭得像一只小狗———然后就走了。他，再也没有见到了。后来，我出于好奇去找过一次这个凯佩尔的妻子，在煤矿区，靠近布厄，因为我想知道———您明白吗？她已经再婚了。我说，我在野战医院护理过她的丈夫，他死前曾求我来看望她。哎，告诉您，这个女人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她竟然问我:‘您说的是我的哪一个男人呀？如果是恩斯特威廉，他都已经死过两次了，一次死在野战医院，另一次死在你们那里一个叫维尔塞伦的偏僻村子里。’这样说来，施勒默已经死了，不瞒您说，我当时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也许比被纳粹或游击队绞死或枪毙要好一些。嗯，他是个货真价实的战犯———从一九三九年起就开始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招募强制劳工，商业其实才是他所学的。由于他，我曾多次受传讯，到了后来房子也被没收，包括全部财物，只准我把自己的衣服拿走。施勒默显然大发横财，老实说，贪污受贿———是的，害得我一九四九年流落街头，多多少少从此也靠出卖皮肉为生。是的，出卖皮肉，莱尼和大家虽然都设法帮助我重新站稳脚跟。我也曾在莱尼家住过半年，但由于我跟男人来往，无法长住下去了，因为她的儿子长大了，他有一天问我:‘玛格蕾特，哈利干吗，’———哈利是一个英军中士，当时正和我相好———‘干吗他老想钻到你身子里去呀？’”(玛格蕾特又脸红了———笔者)
席尔滕施泰因战争结束时在什么地方，在上文已有交代:
他在列宁格勒和维捷布斯克之间某地，用钢琴为苏联军官弹奏莉莉玛莲。是一个连莫尼克哈斯也肃然起敬的人。“我当时有一个残酷的愿望，可怕的愿望，”(席对笔者语)“我想活命，想吃。即使用口琴吹奏莉莉玛莲，我也会干的。”朔尔斯多夫博士的表现，战争结束时他几乎成为英雄:他退居“莱茵河右岸的一个小村庄，由于我有真的证件，又没有什么政治污点，纳粹分子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不用怕美国人，等待着战争结束。为使我伪装得十全十美，我担任了人民冲锋队小队长领导十来名队员，其中有三人七十多岁，两人不到十七岁，两人截了大腿，一人截了手臂，一人截了小腿，还有一人是弱智者，也就是全村有名的傻子。几根拐杖、一裁四的白床单是我们的主要武器。此外，我们还有用来炸一座桥的几颗手榴弹。于是，我率领队伍出发了，我们把一裁四的床单扎在杆子上，没有把桥破坏———并且完整地把村庄移交给美国人。直到两年前，一直或在村子里(贝尔格地方的奥斯勒一米勒村———笔者)很受欢迎，不断被邀请参加教堂落成纪念日集市和类似的庆祝活动。不过这两年来，我发觉人们的情绪有了变化，有时听到有人说什么失败主义者———这是在二十五年之后，要知道村里的教堂钟楼多亏是我才得以保全的，因为我用自己的生命向美军少尉厄尔维特尼保证钟楼里没有驻军，没有被用于军事目的。如今呢，发生了向右转，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管怎样，我上那儿去时心情已不再那么绝对平静了。”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只需要一个简短的不在场的证明:
一九四五年六月汉斯才出生的，至于他在娘胎里是否流露过狼人的感情，作者就不得而知了。格蕾特是一九四六年才出生的。
在战争结束时，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二十一岁，大腿刚做完截肢手术(左)，躺在班贝格附近一个改作野战医院的巴罗克式修道院里。他———据本人说———“从麻醉中刚醒过来，难受得很，美国佬就来了———他们幸好没有为难我。”
老普法伊弗说“战败的那一天”他和妻子正在“离德累斯顿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条瘫痪的腿拖着已有二十七年(到今天已有三十五年)，那条腿就是一九四三年莱尼父亲被捕入狱前还一直说的“我所见过的最虚假的腿。”
范多尔恩:“我最精了，我曾以为，我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就回到托尔策姆，用胡贝特成包送人的钱买回了我父母的房子和地皮。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莱尼到我家来住，在乡下平平安安生下她的孩子———是谁的孩子我们一直还不知道。我对她说，美国人到我们这里肯定要比到你们那里早两三个星期。结果呢？莱尼幸好没有来。他们把托尔策姆———人们是这么说的———夷为平地，我们有半小时时间撤离，用汽车被送过莱茵河，我们后来就回不去了，因为河那边受美国人控制，我们这边还在德国人手里。哦，幸亏莱尼没有接受我的劝告。什么乡下安静啦，空气新鲜啦，花草树木啦———等等，我们只还看见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这就是当时托尔策姆的情景———现在当然已重新建设起来了，不过我告诉您: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
克雷默尔:“他们把我儿子夺走后，我想:现在往何处去呢？向东，向西，还是留下呢？我决定留下:往西去路已不通，只准军人和修工事的队伍通行———往东去呢？据我所知———装腔作势再打几个月或一年他们还是能的。我于是就留下，待在家里，直到二日(指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留在该市的某些人士简称为‘二日’———笔者)。这一天发生了那次空袭，在这次空袭中有许许多多人神经失常或几乎神经失常。我钻进对面啤酒厂的地窖，心里想:世界要毁灭了，世界要毁灭了。坦率地说，教堂，我这个人从一九一四年我十二岁起就再也没有进过，再也不信教士说的那一套，就连纳粹表面上(着重点非笔者所加)反对教士时也没有将他们赞成:因为后来我毕竟学到了不少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尽管大部分同志把我看成是一个不懂事的黄毛丫头———我告诉您，我当时做起祷告来。这些又都冒出这些来了:万福马利亚，主祷文，甚至还有上帝保佑———只是一个劲儿地祈祷，别无其他。是这个我们经历过的一次最严重、最厉害的空袭，整整持续了六小时四十四分。啤酒厂地下室的天花板有时也有点活动，像一顶帐篷几乎被狂风吹得晃晃悠悠———而这一切都是针对一座居民几乎已全部撤离的空城，没完没了，铺天盖地，躲在地下室的只有六个人，两个女的，一个带着一名三岁男孩的少妇和我，她害怕得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常在书上读到的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的样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完全是一种机械动作，她本人不由自主，也不知道———她最后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从地上我们捡了一块光滑的木片———可能是箍桶板上掉下来的———塞进她嘴里，我想，她快要疯了，你也快要疯了———声音其实并不太大，只是震动，有时天花板像一只破皮球，一会儿鼓一会儿瘪。小男孩睡着了，他睡着了，困了，在睡梦中微笑着。在此处还有三个男人，其中一个年纪大的是仓库管理员，穿着冲锋队制服———而这是在二日！———嘿，他吓得屁滚尿流，真是拉了一裤子屎，像筛糠似的直哆嗦———一他又尿了裤子，然后跑了出去，一心想出去，他一面喊———一面往外跑。我告诉您，他们后来连他的一根毫毛都没有找到。这样，还有两个年轻人在那儿剩下了，身穿便服，德国人，我想他们准是开小差的，原先在外面瓦砾堆里流浪，遇到这场空袭就害怕了；起先他们一声不吭，脸色煞白，当那个老头跑出去后，突然间，他们———哎呀，现在我已经六十八岁了，把当时的真实情况我讲给您听，真叫人难以启齿，那时我四十三岁，那个年轻妇女———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那四个人都没有再见到，那两个年轻人、那个孩子都没有———或许那个年轻妇女有二十八九岁———嗯，这两个年轻人，至多二十二三岁，突然间———叫我怎么说呢？死皮赖脸或兽性发作，不，这样说都不符合事实。自从他们把我的丈夫在集中营里折磨死以后，我已有三年没有再理睬过别的男人了———嗯，这两个人，他们没有袭击我们，不能这样说嘛，而我们也没有反抗，他们没有强奸我们———不管怎样，有一个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乳房，脱掉我的裤子，另一个走到那个少妇面前，从她口中取出木片，吻她，我们于是就在那儿干上了，随您怎么说，在我们中间是那个睡着的孩子，您听了准会觉得太不像话，可是那种情况您无法想象，一连六个半小时，飞机扔炸弹，航空水雷和六千多颗烈性炸弹———我们同舟共济，我们四个人，那个小男孩在我们中间躺着，我一直还能感到那个挑中我的年轻人吻我时满嘴尘土，我也感觉到我嘴里的尘土———大概这些都是从摇摇晃晃的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我是多么快乐，我还能感到，心情已平静下来，继续祈祷。我还看见那个少妇突然变得十分安静，把伏在她身上的那个小伙子额上的头发用手掠开，含着笑注视着他。我也把我那个小伙子额上的头发掠开，含笑注视着他。事后，我们又穿好衣服，稍许整理一下，默不作声地坐着，不约而同地我们把我们包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有香烟和面包，一些腌煮食品，腌黄瓜和草莓酱是那个年轻女人带的———我们把东西放在一起吃，也不说一句话，我们好像事先讲好彼此不问姓名似的———不说一句话，我们口中的砂子真牙碜，我口中有那个小伙子嘴里的砂子，他口中也有我嘴里的砂子———后来轰炸停止了，大约在四点半左右。四周安静下来，但不完全。不知什么地方还有轰隆隆的声响，有房屋倒塌的声音，有炸弹爆炸的声音———六千来颗炸弹嘛。好吧，我说安静下来，是指飞机不来了———我们都跑出去，各走各的路———临别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哎呀，我们眼前尘土遮天蔽日，浓烟滚滚，烈火熊熊———我昏了过去，几天后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一直还在祈祷，不过这是最后一次。我真运气，没有被他们埋掉，您知道有多少人被草草埋掉么？还有，您知道啤酒厂地下室后来怎么着？塌了，我们离开两天以后就塌了———我想是由于拱顶继续像只皮球一鼓一瘪，终于最后塌方了。我去过那儿，因为我想看看我的住宅怎么样了:荡然无存，荡然无存———连一堆像样的瓦砾都没有。美国人，在我出院的第二天就来了。’”
我们知道汪夫特被疏散走了。显而易见，苦头她吃了，受了罪(笔者无法断定，由于她不说，究竟是客观上还是仅仅主观上吃苦遭罪)。她只说了一个词:“施奈德米尔”至于克雷姆普，我们知道他为了保卫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旁死去，断气时嘴上可能还挂着“德国”这样一个词呢。
亨格斯博士(自己谈自己):“同我那位伯爵上司撤退到了一个村庄，我们确有把握当地的农民不会出卖我们。我们假扮做林业工人，住在一间小木屋里，却有像老爷一样的伙食，照顾；那些忠于伯爵家族的娘儿们不仅不拒绝陪我们寻欢作乐，而且主动送上门来。坦率地说，巴伐利亚的性爱方式我觉得太粗鲁，我向往莱茵区的细腻，不仅是在这个方面的。由于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一九五一年我就可以回家了，伯爵先生不得不等到一九五三年才去向法院自首，不过那时候清查战犯的工作正在悄悄地偃旗息鼓。在韦尔他坐了三个月的牢，在他出狱后不久重新参加了在这个方面。我宁愿在政治上不再出头露面，而只想贡献我的精湛的语言文学知识。”
老霍伊泽:“我的房产我舍不得丢下一走了之。我不仅买下了格鲁伊滕的房子，而且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和二月还买了政治上遭到极大危险的人的两幢房屋。您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反雅利安化或再反雅利安化，这两幢房子从前是犹太人的家产，由两个老纳粹分子卖给我是合法的，有支票和公证，完全合法———这个是正当的产权转让———有哪一条法律禁止买卖房屋？二日那天我没有赶上，因为正巧我下乡去了———但我看到了尘雾，在四十公里以外———黑压压的一片———我第二天骑自行车赶回来，发现西城区的一幢房子仍完好无损，英国人来了后，我才不得不从那儿搬走。他们原来不让自己想要以后居住的市区受到破坏。莱尼和洛蒂她们把我撇在一边，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她们在墓室里设立的小苏维埃天堂。不，我这个老头子她们不愿要———我毕竟年已花甲了。我妻子十月过世以后，落蒂的行径相当恶劣。她带着孩子们在城里流浪，先是住在亲戚家里，后来同玛格蕾特那个娼妇在一起住，之后住在熟人家里，目的是不被疏散。为什么？因为她一心想趁火打劫，国防军仓库在什么地方，她具体都知道。抢劫位于前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附近的仓库时，当然没有给老公公打招呼。没有，他们用手推车推，用麻袋装，用自行车和已被烧坏停在街上但还能推着走的破汽车拉，把黄油、鸡蛋、香烟、熏猪肉、咖啡和衣物等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地在大街上用防毒面具罩煎荷包蛋吃，还有烧酒和他们想吃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时纵酒狂欢的场面就像这样，而且是婆娘们领头，我们的洛蒂就像凶神恶煞似的一马当先！真正的战斗发生了———因为城里还有德国兵。这些都是我后来才获悉的。我真庆幸自己及早搬出了那幢住宅，因为她们不久以后不得不离开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胡贝特开始同洛蒂乱搞，那里简直就像是妓院。你认不出洛蒂了，这个女人一向冷酷无情、尖酸刻薄，可那时她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像是变了一个人。对她的那套社会主义奇谈怪论，在战争期间我们都容忍了，尽管她当时讲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她还把我儿子威廉拉到这种赤色胡言乱语中去，这叫人痛心，但我们原谅了她，因为她算得上是一个贤妻良母。可是到了后来，大概后来在三月五日那一天，她以为社会主义已爆发，要分配所有一切了，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一切。确实她有一段时间担任房管局的领导，起先是篡位，因为当权派都逃走了，后来是合法的，因为的确她从来都不是法西斯分子。不管怎么说，她掌握大权一年，把一幢幢空着的别墅分给人住，那些人连抽水马桶也不大会用，用浴缸养鲤鱼，洗衣服，在浴室里做甜菜酱。后来人们确实发现有些浴室里有半浴缸甜菜酱。这种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混淆幸而为时不长，她又老老实实地官复原职，当她的小职员。但她在大肆掠夺的那些日子里，却同那一帮人住在他们的墓穴天堂里，携儿带女。她虽然知道我的住处，完全知道，但她并没有向我说过一声。
不，感谢是根本谈不上的，可您仔细看看，也多亏我们呢，连她的性命。我们只要吱一声，反映一下她对战争和战争目的说过的话，‘乱弹琴’只要提到这几个字，她就会被抓走，坐牢或进集中营，或许还会被绞死呢———哪里会有后来的事！”还有人也许想知道，b。h。t。由拉黑尔授意在小便上做手脚，并没有失败，一直到最后都取得了成功。不过———这对他已无用了:他一九四四年九月底应征入伍，被编入一个胃病营，尽管胃溃疡患者的饮食不同于糖尿病人。b。h。t。还参加过几次战斗:阿登高地攻势，许特根森林战役，在一个叫维尔塞伦的地方附近被美军俘虏，而且不排除这种可能:他曾同变成凯佩尔的施勒默“并肩战斗”过。b。h。t。不管怎么说，在战争结束时呆在兰斯附近的美国俘虏营里“与大约二十万名各种军阶的德国军人一道，我可以对您说，这个并不令人高兴，与这些人在一起也好，伙食情况也好，尤其是———您如果允许我这样说———在希望有女人做伴方面———情况真糟糕。”(此话使笔者感到意外。在两性问题上他原以为b。h。t。要求并不强烈。)
关于格鲁伊滕的情况向范多尔恩打听了，虽然使笔者感到为难，但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一些小心翼翼的试探，他还是作了，结果引起她对洛蒂的连声辱骂。显而易见“某些事情”引起了范多尔恩对洛蒂的妒忌。“到他回家我还没有回，不然的话，我完全可以肯定，他会从我这里寻求并得到她奉献给他的安慰，我虽然比她大十三岁。可是当时我已到了莱茵河对岸，几乎可以说过了伍珀河，在威斯特法伦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当地的老百姓认为我们莱茵人讲究吃喝、娇气十足、道德败坏，对我们不很友善———而美国人四月中旬才到我们那里，您想象不到，要到河西来当时有多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因此，我不得不在那儿呆到五月半，而胡贝特五月初就回来了，显然他一回来就爬上了这个洛蒂的床。生米等我回来时已成熟饭。为时已晚了。”
洛蒂:“我有时把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三月和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初这两段时间混淆。头绪纷繁，事情太多，即使我们这些当事人也说不清楚。当然罗，施尼勒巷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附近的抢劫我参加了，不少东西尽可能拿走，而且那时我就打定了主意，宁可要佩尔策帮忙，也不要我那位公公大人帮忙。有多少问题要我们解决呀！我还得从那幢房子搬走，唯一可以留下的是莱尼，但还有几天她就要临盆，我们可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于是我们一起搬进了佩尔策命名的‘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她孩子的父亲现在是个俄国人这事已包不住了，但她却愚蠢地说是另一个人，因为她从一九四四年九月或十月起就领到母亲配给卡———这是玛格蕾特给她搞来的，丈夫的名字用的是一个死在野战医院的军人的名字:他叫延德里茨基。她们俩做得太仓促了，没有了解这个死去的延德里茨基是有妇之夫———这会引起同此人老婆发生纠纷，我认为是不愉快的纠纷:不能把这种事加在一个死人身上嘛！嗯，我三月中旬以后为军政府领导房管局时就纠正了。我们掌握了公章这种玩意儿，而且同所有其他的部门有关系，这样我们就给了孩子真正的父亲: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您想，所有部门都挤在三个办公室里，要给这个可怜的延德里茨基取消莱尼孩子的父亲身份，一切都办妥了，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这些都是‘二日’以后的事了，那帮德国白痴已通通滚蛋，他们在六日那一天还在城里吊死逃兵，最后才撤走并炸毁了身后的桥梁。随后美国人才来，我们终于可以离开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回家了。但美国人对混乱的局面也一筹莫展，看到这座城市成了什么样子，叫他们一定也大吃一惊。我还看见他们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几个妇女，在大教堂旁边的饭店门口站着掉眼泪呢———突然间，什么人都冒出来了:藏匿的俄国人，德国逃兵，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俄国女工，集中营逃犯，一些躲藏起来的犹太人———谁好谁坏，谁属于哪个阵营，属于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等等而美国人又怎能分清呢？，也许他们原来想得比较简单，有点过于简单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的幼稚头脑所想的那么简单。分类排队通通得等到胡贝特回来，大约是五月初，已经稍有眉目了事情，我说的是稍有眉目，而且不瞒您说———我用公章和证明给有些人行了方便；本来嘛，干什么用呢，公章和证明？比方说，胡贝特回来时穿着一套意大利军服，这是几名和他一起在柏林清理战壕和地铁坑道的伙计送给他的；他们经过了深思熟虑，认为以德国囚犯的身份往西去太危险，因为还有一些纳粹老巢在柏林和莱茵河之间，会把他们吊死；打扮成平民百姓，她又显得太年轻，他四十五岁，会被俄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关进战俘营。他于是就装成意大利人，万无一失这当然不可能保险，但很聪明，因为他们对意大利人只是嗤之以鼻，不一定马上就吊死，而关键正在于:不一定马上被吊死或枪毙，难就难在这里。后来他穿上意大利军服，口口声声‘德国话的不懂’，顺利过了关———不过，如果身穿意大利军服被送往意大利，在那儿被查明是德国人，当然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这有可能掉脑袋。得啦，他成功了，到这里时高高兴兴，真是高高兴兴，那种高兴劲儿简直前所未见。他对我们说:‘孩子们，我的后半生我已决心微笑地度过了，微笑地。’他和我们大家一一拥抱:莱尼，波利斯，对他的外孙高兴得要命，他还拥抱了玛格蕾特和我的孩子，自然也拥抱了我，并对我说:‘洛蒂，你知道我喜欢你，有时我想，你也喜欢我。干吗我们不在一起过呢？’就这样，我们住了三间屋子，莱尼、波利斯和他们的孩子也住三间，玛格蕾特住一间，厨房公用；这么多通情达理的人住在一起，再也没有种种不愉快的事了。我们应有尽有，从施尼勒巷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仓库里继承的全部东西，不少药品还是玛格蕾特从野战医院弄来；我们觉得，最好让胡贝特把意大利军服穿下去———只可惜我未能给他搞到一张意大利证件，他从军政府那儿领到了一张证件，用的是一个意大利名字:曼佐尼。这个名字是波利斯给他起的。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意大利名字是这个，他想必读过这个曼佐尼的一本书。把他说成是被开释的德国囚犯也不行，因为其实他不是政治犯，是刑事犯，而美国人对这种事情是相当计较的，让真正的刑事犯逍遥法外，他们也不愿。我们怎么能使他们明白，其实他就是一个政治犯啊？所以，他最好还是冒充意大利人卢伊季曼佐尼与我同居。该死的，你得注意别落进任何一个营，哪怕只是一个遣返营。最好别去。你永远也搞不清楚最后会被送到何处去。这样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倒也太平无事，美国人那时已不再那么严格，非要把德国人都送进某一个营不可了，不久以后英国人也来了，我同美国人和英国人相处得不错。当然，我们为什么不结婚，有许多人不大清楚？我是寡妇，他是鳏夫嘛，有人说，我是因为抚恤金而不结婚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感到厌倦，我就是这样说的，我不愿像一对夫妻那样确定关系。今天我感到后悔，因为我的孩子后来完全落入了我公公的掌心。莱尼倒很想同她的波利斯结婚，波利斯也一样，但办不到，波利斯因为什么证件也没有；他不愿声明自己是俄国人，虽然当时有些不错的工作，但在违背其本意和前途莫测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被强制送回到慈父斯大林那里去；他通过玛格蕾特搞到了一张德国士兵证，士兵证上所用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过此人是一个二十四岁的身体健康的德国人，只是有一点营养不良，您知道，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什么吗？辛齐希或维克拉特———这我们也不愿意。您知道，这也不保险。大部分时间他待在家里，您真该看看他们俩带着小儿子如何生活:就像神圣家庭。女人分娩后三个月以及怀孕第六个月起不能碰的信条是他坚持的———有半年他们像马利亚和约瑟那样生活，当然有时接个吻，此外就只是围着孩子转！他们娇惯他，宠爱他，两人都唱歌给他听。后来，那已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了，他们每天傍晚到莱茵河畔散步，不用说直到宵禁时间才回家，这样做未免早了一点。我们都警告过他们，胡贝特、我、玛格蕾特，大家都劝过，但他们不听，每天晚上去莱茵河畔。那儿的景色也确实很美，胡贝特和我也常常跟他们一起去，我们全都坐在岸上，默默地体验十二年来其实已不曾有过的东西:和平。没有船只在莱茵河上航行，船的残骸到处都是，桥都炸坏了———只有几条渡船和美军浮桥———您知道吗，我有时想，最好是别再在莱茵河上造桥了，就让德国西部永远成为德国西部算了。是啊，后来并非如此———波利斯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他六月的一天晚上被一支美军巡逻队抓住了，身上糊里糊涂地带着那张德国士兵证，毫无办法:我认识的那些美国军官帮不了忙，玛格蕾特的美国朋友帮不了忙，我甚至去找城防司令官，把波利斯的全部复杂经历讲给他听，但也无济于事。波利斯走了，起初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被美国人抓走的，会作为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回来———只要他不愿回苏联。这样一个美国战俘营，当然不是什么天堂的了———我们哪里知道，美国人在夏天开始把德国俘虏移交———也许可以说是卖给法国人，因为他们要求用美元偿付食宿费———波利斯就这样到了洛林一家矿山，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不错，多亏莱尼，或者说，多亏莱尼典卖房产，这个小伙子才没有饿死，但也并不壮实———于是———莱尼那种样子您真该看看:她立刻就骑上一辆自行车走了。她将各区跑遍了，甚至越过边境，到了萨尔区、法占区，前往比利时，又折回萨尔区，从那儿前往洛林，跑遍所有的营，向司令官打听她的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下落，为他求情，既勇敢又顽强。我告诉您，她不知道，大约欧洲有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德国战俘；她骑自行车出门，一直到十一月，有时回家一趟将生活用品补充，就又上路了。我至今不明白，她单凭一张德国身份证怎么能跨越所有边界，她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只是有时给我们唱她反复唱给儿子听的那些歌:‘今宵圣诞佳节，穷人在屋内坐着，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冷冷清清，亲爱的主耶稣，来看看我们吧，你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哦，她都唱些什么呀！听了叫人掉泪。她几次穿过艾费尔山区出境，走遍阿登高原，又折回德国，从辛齐希到那慕尔，从那慕尔到兰斯，再到梅斯，又去萨尔布吕肯，并且再一次过境去萨尔布吕肯。以一张德国身份证为凭证，在欧洲这个角落里东奔西跑，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会丢掉性命———哟，您信不信，她找到了她的波利斯，她的科尔托夫斯基，她的延德里茨基，她的布尔霍斯特———哪个名字随便挑了都可以。她找到了他，她在公墓里找到了他，不是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不，是在一个坟墓里找到了他。他死了，死于洛林某地位于梅斯和萨尔布吕肯之间的一次矿井事故———她刚好满了二十三岁她刚好满了，严格地讲，她已经是第三次守寡了。从此以后，她真变成了一尊雕像，晚上每当她给孩子唱他父亲生前非常爱听的歌时，我们都心如刀割，五脏俱焚:
日久天长祖先的墓碑，我们今天在碑旁围坐着，好似异教徒忧愁悲伤，在我们身上雪花冰凉的落着，雪花定要从天降，欢迎你下凡，雪花，在天上你也没有地方
“接着，突然声音变得调皮起来:‘马哈果尼好地方，空气清新又凉爽，既有女人和马肉，还有扑克威士忌。马哈果尼碧空月，今日照得人欢畅，一大堆兜里的钞票，管叫你这大笨嘴儿哈哈笑。’———之后，声音突然变得高亢雄壮，叫人毛骨悚然:‘神在我小的时候，常救我脱离人间的喧嚣和苦恼，我平安无事地在园林的花丛中游玩，天堂的和风吹拂着我的面颊，向你伸出柔臂的花草满心欢畅，令我心花怒放。’这些我再过五十年也背得出来。她唱，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几乎每天晚上，一天唱几次，您想想:莱尼唱这歌时用的是纯正的、一本正经的标准德语，而她平时只说她那干巴巴的莱茵方言。真的，这叫人忘不了，忘不了，那个小伙子忘不了，我们大家，都忘不了连玛格蕾特也忘不了。莱尼每当在那儿朗诵和唱歌，特别是给她的小男孩朗诵那首莱茵河之歌时，玛格蕾特的一些英美朋友总是看不够听不够是啊，她年轻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现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认为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至于后来那孩子出了问题，责任并不在她，而是怪那帮坏蛋，其中包括我那两个混蛋儿子，‘霍伊泽一家’———他们坏透了，特别是我公公老霍伊泽。每次他来收房租，三间屋子收我们四十六马克十五芬尼，胡贝特都叫他极不自在———胡贝特每次都笑，像魔鬼一样笑，每次都这样———他们到最后只是书信往来，而老霍伊泽又斤斤计较，说什么按规矩房租应由房客送交房东，而不是让房东去收———好吧，胡贝特于是就把房租在每月第一天送到他的西郊的别墅去———他在那儿也能像魔鬼似的笑，老霍伊泽直至再也受不了了，就要求将房租改为邮寄。胡贝特在这种情况下就去打官司，看看房租究竟应该交、收还是寄———十或二十芬尼的汇费不能硬要他花费，或者哪怕是通过邮政支票帐户邮汇，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工，这确实不假。嘿，他们真的一起上了法庭，这场官司胡贝特打赢了，霍伊泽于是只能从中选择:要么到我们家来，要么在自己家里听魔鬼的笑声。有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他每月一日都将这种笑声听到，后来他才想出主意，请人代收———不过我告诉您，这种魔鬼的笑声，霍伊泽至今仍刻骨铭心，但今天莱尼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合他的意，他就把莱尼折磨得要死，撵她出门。(叹气，喝咖啡，抽烟———请参看上文———抚摩剪短的灰白头发。)我们的幸福生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胡贝特格鲁伊滕惨遭不测，一命身亡———简直是胡闹，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愿见佩尔策这个人，不想再听到他的情况，真的不想，太恶劣了。此后不久，也夺走了我的孩子，老头子不肯放手，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目的是夺走我的孩子。他说我同每一个当时住在我们家里或者只是来看望我们的男人乱搞，先让他们去慈善机关，后来再把他们领走；他甚至怀疑我同可怜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乱搞，这个可怜虫当时还没装假腿，要去医院或民政局时就在我们家住。我们不得不把房间转租给别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提高了房租，不肯松口———真不凑巧，慈善机关的那个女人来过几次，可以说经常来，老是在事前不打招呼，真该死，您想什么都可以，真该死，她有三次发现我和一个汉子在一起，有两次，按照她的说法“是情况暧昧一清二楚’，我说得明白些，正同波加科夫躺在床上；波加科夫是波利斯的伙伴，有时来将我们看望。是的，第三次她又发现我‘情况暧昧’，波加科夫当时穿着衬衣，站在窗口用我的小镜子刮胡子，一个脸盆在窗台上放着。她在她的报告中写道:‘这种情况说明一种亲密关系，对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不错，库特当时九岁，维尔纳十四岁，那样做也许不合适，特别是因为我根本不爱波加科夫，甚至谈不上特别喜欢他，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他们当然也盘问了孩子———此后我就失去了他们，永远失去了他们；他们离开我时还哭了一通，可是后来他们从修女那里搬到他们祖父家以后，就再也不关心了我的死活；在他们眼里我不仅是个婊子，而且还是共党分子等等。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他让他们念高中，上大学，还拿着格鲁伊滕当年送给库特作见面礼的那块地皮大做投机买卖———今天，事过三十年之后，这块地皮上有四个住宅群，底层是店铺，三百万是足足值的，单是租金就足够养活我们所有人，包括莱尼在内，而当年送给库特时人们只当它是个镀金的茶杯———当然这比一个为了总共挣一千一百一十二马克月薪，天天起早贪黑去上班的筋疲力尽的老母亲强得多。有一点得承认:我就不会像他那样巧干，不会那样干。至于那个波加科夫，只怪我做了一件蠢事，不大对头。胡贝特不幸惨死以后，我忧愁悲伤，心力交瘁，正碰上可怜的波加科夫拿不定主意是否回俄国，成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将忧伤的歌唱着，像波利斯一样———天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过几次一起上床逢场作戏。我后来还是打听出来了，原来是霍伊泽向德国辅助警察告发，说我们有一个黑市仓库。他对没有从施尼勒巷捞到什么一直耿耿于怀。因此，有一天，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年初，那些讨厌的德国探子就找上门来，自然找到了我们藏在地下室的东西:熏猪肉、咸黄油、咖啡、香烟，还有大批袜子和内衣———统统没收，本来这些东西还足够我们富富有余地用两三年哩。不过有一点他们无法指责我们:我们从未在黑市上卖过一克东西，至多搞过几次交换，甚至还送掉不少，这都是莱尼干的。我们的英美朋友一点也帮不上忙，这事是那些德国密探经手的，他们甚至还把我们的家抄了。在莱尼的房间里找到她那几张可笑的‘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确实有一个家伙想去告发她，凭这几张她十岁和十二岁时得到的狗屁证书说她是纳粹分子，不过此人碰巧被我看见穿过党卫队制服，他因此也乖乖地闭口不说了。不然莱尼可就麻烦了:你怎么能向英国人或美国人说清楚，得到‘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并不等于就是纳粹呀？那时佩尔策确实很义气，从施尼勒巷搞到的东西他都已存放到安全地点，没有被人告发，当他听说我们的东西统统被没收了，就自愿拿出了一些东西。一不要钱，二不要回报，很可能是为了博取莱尼的欢心。不管怎么说，这个恶棍比老霍伊泽要好一些。我是后来，很久以后，我想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了，才从一个警察的口中听说，原来是我自己的公公大人把我们告发了。”
赫特霍尼(笔者这一次请她到一家高级时髦的小咖啡馆见面，不仅是有意献殷勤的，而且也想使自己抽烟不受任何内在和外在的限制)正是在那座前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里熬到了战争结束，躲在前修道院教堂的地下室里。“从前那间地下室大概是给修女关禁闭用的。对那次抢劫我一无所知。二日那天，我只是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可怕的低沉的隆隆声，经久不息，真够呛，距离不过很远，我死也不肯离开地下室，直到我确知美国人已到来。我害怕，那时候有多少人被枪杀和吊死啊！我虽然有合法的、有效的正式证件，但我怕某一个巡逻队会产生怀疑，开枪把我打死。我在那里躲着，后来只剩下我一人，听凭上面那些人趁火打劫，大吃大喝。美国人真的来了，直到我听说了，我才出来喘口气，掉下了眼泪，悲喜交集:喜的是将解放迎来了，悲的是这座城市毫无意义地被彻底摧毁了———后来，当我看到所有所有的桥梁都被破坏时，高兴得我又掉眼泪:莱茵河终于又变成了德国的边界，终于又———这可是天赐良机，不能放过———桥，不再造了，只让渡船来往行驶，严加检查。哦，我马上与美国军事部门联系，打过几次电话后找到了我的朋友，那位法军上校，在英占区和法占区之间获准自由往来，而且我有幸帮过莱尼两三回，使她摆脱相当不愉快的处境，她当时正天真地转来转去，寻找她的波利斯。十一月，我就领到了营业执照，租了一块地皮，搭起几间温室，开了一家花店，并且把格鲁伊滕家的莱尼姑娘马上请来店里工作。对我来说我领取营业执照和新身份证的时刻是个重要关头:究竟是恢复萨尔路易的艾莉马克思这个名字好呢，还是继续使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我决定继续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马克思是我的护照上用的名字，别名赫特霍尼。嗨，您在我家喝的茶比这家有名无实的铺子要好吧？”(笔者彬彬有礼、心悦诚服地证实这一点。)“这我会记住的，真正不错的是这里的花式小点心。某些知情人现在谈谈对您称为‘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情况:这个天堂，我们也曾被邀请进，格龙奇和我，但我们害怕，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因为陵园位于老市区和郊区之间，正是飞机扔炸弹的中心地区，至于死人在这个天堂，没有什么叫我感到不安的里，人们毕竟在地下墓窟里聚会，举行庆祝活动，已有好几百年历史了。我认为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教堂地下室旁边的地窖更安全———我的证件让巡逻队随便来检查吧，可是待在陵园的墓穴里，又会引起怀疑了。到头来，你再也拿不准什么身份最保险了———潜伏的犹太人，潜伏的分离主义者，没有开小差或开小差的德国兵，逃犯或在押犯。再者城里到处都是逃兵，在他们附近一点也不舒服，动不动就开枪，双方都这样。格龙奇也同样害怕，他四五十年来可说难得离开陵园。这时，他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离开陵园，到乡下去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在什么地方甚至参加了人民冲锋队。他说得对:在那段时间里，任何一种合法的形式都是最好的保护。我的座右铭则是———现在可别轻举妄动，带上还过得去的证件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耐心等待。我完全是有意地———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说实话，因为那里有的东西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抢劫我完全是有意地不去参加，因为这当然是非法的，要判死刑，而且抢仓库时德国人还正经八百地把这座城市统治着，我不想背这个罪名，即使只有两天、三天或四天。我要活，要活命———当时我四十一岁，我想活，在最后几天不想还拿这条命去冒险。所以，我不声不响，在美国人进城三天前甚至仍不敢说战争已结束或打败了。自从头年十月起，标语传单上白纸黑字写着:全体德国人民毫不留情地要求公正地惩治制造恐慌情绪的人、失败主义者、悲观论者、敌人的走狗———而这种惩治只有一个名字:死。他们简直是越来越疯狂了，某地有个妇女洗好床单在外面晾着，他们就把她枪杀了。他们以为她升起了白旗，就把她打死了———用机枪朝窗子里乱射。不，宁肯饿肚皮再等几天，这就是我的准则。二日空袭后这种大肆抢掠———我认为太危险了，再把东西拉到陵园去，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无论如何，这座城市还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声称要进行防守。等到德国人终于撤走以后，我就不再犹豫了。我立即去找美国人了，立即和我的法国朋友联系；我分到一幢漂亮的小住宅，并领到第一张花店营业执照。在老格龙奇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一直使用他的设备，把付给他的租金分文不差地存在一个帐户上，我等到他一九四六年回来时，就一丝不苟、有条有理地把花场移交给他，自己另行开店。接着佩尔策老兄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回来了，他虽然八面玲珑、面面俱到，但还是需要一张清白证明。是谁给了他清白证明呢？是谁在非纳粹化法庭上替他说了好话呢？是莱尼和我。是的，我们帮他过了关，我这样做违背了两条信念，一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是个无赖；二是违背我的商业利益，因为他必然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他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都是我的竞争对手。”说到这里，提供情况的赫特霍尼突然显得十分苍老，近乎老态龙钟，先前绷紧的脸皮突然松弛下来，摆弄着茶匙的那只手举棋不定，声音在颤抖，几乎在震动。“到今天我也不清楚，替他洗刷———帮他过关是否对头，不过您要知道从十九岁起到四十二岁我一直受迫害，从埃吉丁贝格战役到美国人进驻，受了二十二年的迫害，种族上的，政治上的，随您怎么说———佩尔策是我有意选择的，因为我想:在一个纳粹分子手下最安全，而在一个为非作歹、腐化堕落的纳粹分子手下则尤其安全。我知道人们对他的种种议论，格龙奇也常向我把他的情况介绍，如今他突然站在我面前，吓得面如土色，并且把他那个确实无辜、对他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的妻子和他那两个确实可爱的儿女也带来了。他的两个孩子年龄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很讨人喜欢，他那个面色苍白、有点歇斯底里、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妻子也使我感到难过。他问我，是否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十年中，有人能在背后议论或指出，他对我或别人做过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不近人情的事？无论是在场内场外，一个人是否应当原谅和忘记———他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的罪过？他很机灵，没有向我行贿，只将一点小小的压力施加，提醒我，他曾吸收我参加花圈翻新组，也就是说，当我做心腹朋友———他当然也想暗示，我自己也并不怎么干净，因为把偷来的花圈收拾干净，甚至连缎带也加以利用，这可不是的什么光彩的事———嗨，最后我心软了，给他开了清白证明，请我的法国朋友为我担保等等。他对莱尼也是这样干的，莱尼政治上那一阵儿正走红运，跟她的女友洛蒂一模一样，她们俩有可能飞黄腾达———可莱尼就是那样的人，她无意向上爬，佩尔策提出和她合伙经营———我后来也向她提过———随后又提出和她父亲合伙经营，但父女俩都不干。他完全装作是无产者，不想再做生意了，只是笑一笑，劝莱尼给佩尔策他所要的‘东西’，即那张清白证明。她这样做了，当然不要任何回报。这已是波利斯死后的事了，那时她完完全全变成了一尊雕像。哦，她给他开了清白证明———和我一样。他这样就得救了，因为我们俩说话还是有点作用的。如果您问我是否后悔，我既不说不后悔，也不说后悔，也许后悔更不说了，我只说: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掌握在我们手心里，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您明白吗？掌握在我们手心里，凭一支钢笔、一张纸，往巴登-巴登和美因茨打几个电话，那时候真是一个荒唐的时代。莱尼有点倾向于德国共产党，而非纳粹化法庭就有一个共产党的人，等等。总之，我们洗刷了他，关帮他过了关———我还得说，不管他平时做生意多么善于投机取巧，不管他多么心狠手辣、为非作歹，但他没有再成为法西斯分子，即使后来这样做大有好处或重新有好处时，他也没有干，不，从来没有。这一点必须承认，他这一点必须承认，他也与我竞争，从来没有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同格龙奇也没有，这应当承认。尽管如此———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曾在我们手心里掌握，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最后，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一起干了———她被佩尔策说服了，她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完全有据可查，她的话像莱尼和我的话一样有分量，尽管有我们两人证明就足够了，但他还想要她开一份清白证明，并且也拿到了这份证明———对什么克雷默尔这个婆娘都满不在乎，对佩尔策的提议，对我的提议，对这时重新出头露面的那些老同志都不在心上放着。她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当时就已如此:‘我不想再干了，我不想再干了。’同她过去的同志来往是她更不想的———她称他们为台尔曼分子，是他们在法国出卖了她的丈夫或情人，那是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生效的那一年半时间内，他丈夫或情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条约。嗨，怎样了，伊尔泽克雷默尔后来的情况？仍旧做小工，先在格龙奇手下，后来终于又转到佩尔策手下，我然后把她请到我们店里来，与莱尼一道干我们战时干过的活:修饰花圈，扎花圈，扎花，上缎带，一直干到退休。不知怎么，我总感到她们俩好像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她们虽然既没有这样想过，也没有这样说过，或者哪怕只是暗示过。她们无利可图，好处是得不到的，情况仍然一如战时———克雷默尔煮早餐咖啡，咖啡的混合比例有一段时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还不如战时的。她们一如既往来上班的，围着头巾，带着黄油面包和袋装咖啡粉。克雷默尔干到一九六六年，莱尼干到一九六九年，她幸亏参加了三十多年保险，可是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让她知道:我包下了她的全部养老金保险费，私下另外交款，如今好让她至少有一点什么。她身体很好———不过，她如果真要靠养老金生活，她能拿多少呢？不到四百，也许多一点或少一点。您明白吗，我———毫无道理地———感到她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我虽然是她从未责怪过的，只是有时跑来不好意思地向我借钱，因为别人想要扣押她心爱的东西。我这个人能干，善于经营管理，甚至会搞合理化，我把我的连锁店牢牢抓在手里并且进一步扩展———可总有什么事使我十分伤心。是的。还有，我未能帮助和搭救波利斯摆脱荒谬的遭遇:在大街上被当成德国兵抓住，而且偏偏又是他在矿井事故中死于非命！为什么？我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无能为力呢？我不是在法国人那里有要好的朋友吗？只要我开口把他们求助，他们不仅会弄出一个波利斯，甚至可以放出一个德国纳粹分子。可是，等到终于打听明白他已不在美国人手里，而是落到法国人手里时，已经太晚了，他已经死了———他们连他冒用的德国名字都不太清楚———究竟他叫贝尔霍斯特、伯尔霍斯特、布尔霍斯特，还是博尔霍斯？无论是莱尼还是那个玛格蕾特或洛蒂都搞不清楚。搞清楚为什么要去呢？对她们来说，他就是波利斯，当然她们没有仔细看那张德国士兵证，更不用说记住那个名字了。”
为了将有关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确切情况获得，需要找一些人交谈并进行大量调查。它的存在时间，尽管如此，仍可以具体确定为: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七日，波利斯、莱尼、玛格蕾特、洛蒂、佩尔策以及洛蒂当时五岁的儿子库特和十岁的儿子维尔纳七人，在中央陵园内一套完整的地下“坟茔体系”(佩尔策语)中生活。从前，波利斯和莱尼的“会客日”一直是在地上博尚普家族小教堂里度过的，如今就不得不“转入地下”(洛蒂语)了。佩尔想出了这个主意，可以说他提供了心理根据。他一如既往地再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热心地接待了笔者。我们在他那间紧挨着花圈陈列室的活动室里，坐在可转动的嵌入式酒柜旁边，用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他招待客人，并准备好一只大烟灰缸，有一个中等大小的月桂花环那么大。作为一个历经截然相反的历史时期而安然无事的过来人，使笔者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忧郁。年已古稀，每周照旧打两场网球而不怕有心肌梗塞的危险，每天清晨坚持在林中跑步“到了五十五岁那把年纪”(佩尔策对笔者语)还将骑马学会了，并且“私下里说(佩尔策对笔者语)，在男人中说说无妨，听别人说什么房事不济，我可没有这种体会”就是这么一个人，笔者觉得他的忧郁情绪一次访问比一次访问更厉害，而且———如果允许笔者得出这一心理结论的话———佩尔策忧郁的原因颇出人意料:单相思。他一直还在想得到莱尼，他情愿“为她从天上摘星星，可她宁可同肮脏的土耳其人乱搞，和我却不肯温存一时半刻，这可能全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可我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过错。究竟我做了什么呢？您仔细看一看，正是我救了她的波利斯的命。他如果无处藏身，他的德国军服和德国士兵证又有什么用呢？是谁知道，美国人对死人和陵墓，尤其是对与死有关的东西怕得要命？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通货膨胀时期我参加掘尸迁坟工作时就有这种体会，什么地方美国人都会去搜查，唯独不会去搜查坟墓———警犬和那一伙也是如此———他们是不会轻易钻到陵园地下去搜查的。莱尼可不能一个人留下，因为每天孩子都有可能出世，因为洛蒂和那个玛格蕾特也得躲起来，可不能莱尼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怎么办呢？我可是这群人中唯一的男劳力，我的家小在巴伐利亚某地———我既不想参加人民冲锋队，也不想当美国人的俘虏。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用坑道把黑里格尔、博尚普这两家的墓室同封德策克家的大型祖坟连接起来，真像开矿一样，支坑木呀，挖坑道呀，挖一段支一段，总共搞了四小间地下室，室内干燥整洁，墙都是用砖砌的，每间约五平方米，一套地地道道的四居室住宅。然后我就接通了电线，从我的花场拉线，距离只有五六十米。我弄来几个火炉，为了小孩和怀孕的莱尼，而且———为什么要隐瞒呢———已砌好但尚未启用的墓室那里还有的，可说是给博尚普、黑里格尔、封德策克这三家保留的地方。这可都是理想的储藏室。放干草进去，把床垫放进去，还有一个小圆铁炉，以防万一———当然是夜里用，大白天生着炉子，那个玛格蕾特后来有一次就想那样干，那简直是发疯———此人对伪装隐蔽一窍不通。嗯，在干这偷偷打洞的活计时，格龙奇帮了我不少忙———所有这些家墓都是我们老顾客家的———但他不肯住进去，在第一次大战中他险遭活埋，谈虎色变，不肯进任何地窖和地下酒馆，我只好用筐装好土给他递上去，叫他下来干他决不会同意，他也不肯和我们一道住在那下面。在地上住嘛，他不怕死人。可住在地下，他怕自己丧命。风声吃紧时，他就回农村老家，往西去，在蒙绍和克罗能堡之间，那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底！难怪他自投罗网，当了人民冲锋队员，到了他那种年纪还得进俘虏营。总之，大约到了二月中旬，我把坟墓中的这套四居室住宅准备妥当，二月里很平静，只有一次空袭，前后才半个钟头，扔了几颗炸弹，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了。于是，一天晚上，我就带洛蒂和她的两个孩子搬进去住，接着来的是玛格蕾特，如果有人对您说，我欺负过她，那我说:也对，也不对。我们一起待在封德策克家的两间小屋子里，洛蒂母子三人在隔壁黑里格尔家墓住着，莱尼和波利斯嘛，我们给他们保留他们原来的幽会场所即博尚普家墓室，备有干草、床垫、面包干、电炉、奶粉、水、少量烟丝、燃料酒精、啤酒———犹如一个地下防空壕。我们那时已经常能听到从埃尔夫特前线传来的炮声，他们还把俄国人送到那儿去修建工事———波利斯的背包中带着一套德国军服，还有同那张该死的士兵证配套的勋章奖章———俄国人那时还在挖战壕，修工事，他们就在谷仓里住，看守远不如过去那样严格了。有一天，莱尼骑着她那辆偷来的自行车把波利斯带来了，嗨，他穿上德国军服还真不赖，假绷带也挺像回事———他甚至还有一张伤兵证，有大印和签字，正正经经，他们凭这些通过了警察岗哨，大约在二月二十日前后住进他们在陵园中的小安乐窝。果然不出我所料:美军巡逻队也好，德国巡逻队也好，都不敢钻到墓室中去，在那里我们住了好多天，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为了装门面，我白天仍在场里干活，因为一直在死人，殡葬业务也一直需要办理，虽然不再那么隆重，不再鸣放礼炮，不再献正经八百的花圈，但几把枞树枝好歹还需要，有时献上一枝花———简直那是发疯。晚上我先是步行回家，后来骑莱尼那辆偷来的自行车———然后再回到了陵园。霍伊泽家那两个兔崽子当然叫我们恼火，这两个小崽子淘气得叫人无法想象，既刁又狠，学习是唯一能叫他们安静的，他们想学什么是一清二楚的:如何赚钱。他们像挤牙膏似的问我怎么算帐、记帐等等。他们那时就不把自己的母亲放在眼里了，如果当时就时兴独占产业这种游戏，我们是可以叫这两个淘气鬼安静几个星期的。他们当然明白，他们得保持安静，不能出去，因为他们不想被强迫疏散，不，他们都够机灵的，可在里面他们搞些什么名堂啊！我是说，一定的分寸总该有吧，我是说，对死人总该有些敬畏吧，人人如此，甚至连我在内———可这两个小崽子一心只想着坟墓中有什么珍宝。有时差一点动手去卸壁龛的顶板，寻找他们那该死的珍宝。如果有人说我是靠死人的金牙发财的———那我就要说，那两个小崽子甚至能靠活人的金牙发财。洛蒂今天说，别人从她手里夺走了她的孩子，可我说，从来她的孩子就没有掌握在她手中。他们跟已去世的祖母和在世的祖父只学到一种本领:积累财富，唯利是图。有一件事我从来不干———别人都干过，玛格蕾特、莱尼、洛蒂，甚至波利斯———我从来不攒自己的烟屁股，更不会去拾别人的，这我觉得太恶心，我一向爱整洁，这一点人人都能向您证实:我在夜里不顾天寒地冻，跑到外面去，砸开供坟地用水———我是说，供浇花用水———的大水池中的冰，从上到下洗一洗，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在那段时间里还坚持早晨跑步，后来变成了夜间跑步，还有，他妈的拾烟屁股是最讨厌的。嗯，二月底左右，就在二日去施尼勒巷大捞一票之前不久，我们在墓穴中那个苏维埃天堂里情况吃紧———我们估计错了———以为美国人来的时间能早一个星期———面包干因此不够了，黄油、甚至咖啡代用品也不多了，尤其是香烟；这两个小崽子这时拿来了卷得挺像样的香烟，这是他们用自己母亲的卷烟机卷的，纸是好心肠的玛格蕾特给他们的———后来得知，他们把我的烟屁股当作新卷的香烟卖给我！而且认为十马克一包价钱不算高。娘儿们哈哈大笑，称赞这两个小子讲求实际，可我在同这两个聪明的小鬼讨价还价时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问题倒不在于钱，我有的是钱，即使五十马克一支，我也会照付不误———可这是什么原则！这种原则是错误的。这么丁点儿大的孩子就唯利是图，大人竟觉得滑稽可笑！只有波利斯摇了摇头，后来，在二日以后他们自己私设一个小仓库，称之为他们的本钱，这时连莱尼也摇头了。他们有时弄来一听猪油，有时弄来一包香烟———大家那时都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去注意这些事情。莱尼就是在二日晚上生下孩子的，她不愿———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个———在坟墓里把孩子生下了，她的圣约瑟也不愿意。于是，他们就穿过被炸毁的陵园到花圃去，莱尼已感到阵痛，玛格蕾特拿着药，他们在那儿用泥炭、旧毛毯和草垫子铺好一个床铺，她就在很可能是当年怀胎的地方生下了她的孩子。那是一个足月的男孩，重七磅，他既然生于三月二日，那么，根据精确的计算，应当是六月二日前后怀的孕———而那段时间没有白天空袭，一次也没有！那一天———我可以根据我的工资单证明———夜班也没有了，波利斯就更不可能上夜班———这就说明，在大白天利用了某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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