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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黄看猪病极其认真，听脉、打针、开药，忙活了好一阵。可最后，他老是喜欢留下一句让人永远无法放心的话：这病还说不清，先吃这些药再看。话留了活口，我们则焦虑与担忧起来。次日，病猪勉强站起来，母亲赶紧煮了一锅大米稀饭，倒入了食槽。
如果一个闪失养死了一头肉猪，那一家人的整个经济计划就全要打乱了。可能这一年有人要失学，也可能有兄妹要没新衣服穿，还可能全家人得紧巴巴地过上好长一段时间的日子，半年都不能买上一回肉吃，只好常常闻着从别人的屋檐下飘出来辣椒炒肉的诱人味道独自一遍遍地咽口水。
如果一头奶猪从小到大能侥幸免于疾病而跌跌撞撞到“寿终正寝”，不仅是一头猪的荣幸，也会成为一家人的喜事——杀猪，意味着养猪的最佳收成，自然要成为乡村贫困而寂寞生活中的盛事。
凌晨，夜色还很浓。父母亲早就起床了，他们已经约好了屠户侯今天来我家杀那头养了快一年的肉猪。父亲牵了一根电线，将电灯引到院子中央的一根晾衣木桩上。灯光推开黑暗，整个院子亮堂起来，便有了节日的气氛。母亲在灶间生火煮开水，旧式的灶堂里明火烧得柴火噼噼叭叭，倒灌进来的柴火烟气熏得母亲眼睛里直出眼泪。母亲拍拍手上的灰尘，看看大口锅里的水已经沸腾起来，锅盖被沸腾的水冲得震动起来，升起一团白色的水汽。屠夫侯就要到了。随着灯光所及之外的黑暗中传来一阵粗重的咳嗽声，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即出现在院子的灯光下。长长的影子映在墙上、院子的地上，来回地晃动，与在院子里忙碌着收拾场地的父亲背后粗重的光影交错着，显得十分忙乱。屠夫侯从自行车上取下一个包袱，扔在地上发出一阵尖锐的金属之声。各种长短不一、大小不均的刀具半露在外，闪着锋利的寒光。屠夫侯粗声粗气地讲话，嗓门洪亮，似乎随时都要将低矮屋子的屋顶掀翻，他从不顾及现在是凌晨，随时会把还在睡梦中的人吵醒。随后是他一连贯的动作，在肉猪竭力的嘶叫中，钩、拖、掀，热泡、剐毛、开剖……不久，一头活生生的大肉猪已被他沿着脊梁均匀地竖切成雪白的两半，摇摇晃晃吊挂在旁边临时搭起的支架上，地上一滩乌黑的血污引来了村里的几条黄狗，挥之不去。屠夫侯本是邻村何当村的一个孤儿，早年被简家村一个有名的大屠夫宝贵收容为徒。他威武剽悍，力大过人，做事公正，不久就出师单干了。因为他为人爽直，从不占主人家一点便宜，很快就成为人们公认放心的杀猪匠，大家都争相请他。不到两个小时，两半猪肉已被屠夫侯捆上了自行车后的支架。猪头留下了。母亲早已割下一块上等的糜肉，和着辣椒炒了，香气四飘。屠夫侯匆匆扒了几口饭菜，就登上了自行车，拖着猪肉往水西集镇赶第二天的早市去了，背影消融在东方地平线上的鱼肚白中。
屠户侯常常在黑暗中来，又常常在天还未亮中匆匆离去。我好像从未认真看清过他的真面目，只是从他麻利的动作与粗粝的大嗓门中模模糊糊地推断，他应该长着满脸的横肉，黝黑的皮肤，生着一双突出的暴眼，有着厚厚的嘴唇。
天色完全亮起来时，母亲已经煮好了猪旺。凝固的猪血加热煮熟后变成了暗褐色，切成块后，细滑如豆腐，腾腾的热气中散着腥臊。母亲用青花炉碗分盛开来，放在竹篮里，迎着晨曦，向林溪村的每家每户送过去。一户一碗。与邻居分享收获的快乐，母亲的额头闪烁着喜悦的汗珠。
我和哥哥得到一个美差，被派去四五里外的外婆家请舅舅。晚上，父亲、舅舅和几个村干部一起在家里喝酒庆贺。桌上满盘的猪头肉、猪旺、猪杂，甚为丰盛。母亲系着围裙，忙前跑后，烧火、炒菜、斟酒，照顾孩子们吃饭，两手油污，一脸节日的喜庆。孩子们驱赶着邻家风闻而来的狗群，嘴巴上则好几天都沾满了猪油，充满了欢乐与自足。
4
有个夏天，我想吃猪肉都快想疯了。
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连轴的劳作，让我浑身上下骨骼都疲惫得要散架了。每天都是单调乏味的南瓜下饭。即使再美味的佳肴，长久的持续也将变成一种折磨，会让你彻底腻掉，何况是平常如此的南瓜。我大概正进入身体疯长的年龄，体内有一股力量时刻在抓挠着自己。我想吃肉，我跟母亲说。母亲说家里没钱买肉吃。我说家里有猪，杀一头。母亲说猪太小，不能杀。我说那就去买，我们家买一斤肉的钱一定有。母亲说有是有，但不能用，生病时要用，上学也要用，买农药、买化肥都要用。
母亲说服了我，但说服得了我的心，却没说服我的身体。我身体里宛若有千百只虫子在噬咬。我要吃肉，我要吃肉……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呼喊。早上父亲从睡梦中把我叫醒，要一起去地里割稻子。我赖着床上起不来，疲倦像浑身灌注了铅水一般。那个夏天南瓜丰收，仓库里成堆的南瓜，我们吃不完就用来喂猪。整整一个夏天，人与畜牲足足消耗了半仓库的南瓜。闻到餐餐不变的南瓜味，我就胃口全无。我恶意地将难以下咽的南瓜称作“潲瓜”，因为我觉得它像潲水一样只值得去喂猪而不应该让人吃。
一个炎炎的中午，从水稻田里劳作回到家，浑身疲惫的我走进厨房，又是那倒胃口的南瓜。我终于崩溃了。乘母亲不注意，我从母亲放钱的柜子里取了五元钱，顶着烈日，骑自行车独自一人跑到集镇买了两斤肉回家。
此前，我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忤逆父母的大胆之举。我以为等待我的必将是父母的一顿严厉责骂。可是，父母的宽怀让我感动。我想像的各种严重后果都没有出现，母亲没有责备我哪怕一句话、一个脸色，只是安安静静地将肉切碎，炒了两盘辣椒炒肉，端到全家人的餐桌上。我为自己的忤逆而自责，却吃上了世界上最可口的美食，远胜过世间所有的山珍海味。
我常常自豪自己有这么好的父母，在最困苦的时候，也能保持一颗宽容平和的心。
很多人没有我这样的运气，他们窘于更加困难的经济条件，除了自己家杀猪可以沾点荤腥，大多数时候只能靠闻一闻阶檐下飘来的辣椒炒肉香味来解馋。实在馋得难受的老夫，终于吃上死猪肉了。他把不知谁家一只刚病死的猪仔剖了，掏去内脏，在钟家井洗净，然后和骨头一起剁成细块，放入水酒、辣椒、生姜、大蒜子，在热油里焖上个把钟头。揭开锅来，香味扑鼻，让人难以挡住美味的诱惑。福生坐在檐下，就着一碗小酒，吃得有滋有味。路过的大婶说，老夫，吃不得，吃了要得病死掉，像猪一样死掉。他听了嘻嘻哈哈笑，眼睛眯得更细了，两颊酡红，带有几分醉人的酒气，说出来的话含糊不清。第二天，他没事。第三天，第四天，一个月，两个月，他依然没事。有了第一回，第二回便无所顾忌了。此后，村里竟然有好几户人家都不避讳吃死猪肉，有时发现哪家人家猪死了，他们还时常相邀前往，分而食之，成为他们的一场盛宴。
有好几年，我都无比向往舅舅家有肉吃的美好生活。那时，舅舅家渐渐殷实起来。一次，舅舅来我家做客，说起吃肉的事，他自豪地说，他们家每半个月吃一次肉。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家给坐牢的人都是半个月吃一次肉，我们就比坐牢的人吧！
5
食品站位于集镇的核心地段，由四幢红砖瓦房围成一个院子组成。院子中间高耸着一个水塔，宛如一面高高撑起的旗帜，昭示着食品站的强势存在。北边是火车站，小如浙赣铁路线上的一个小逗号；南边紧邻的是酒厂、棉花站，进进出出的都是镇上骄横自大的权势人物；西边是小学校；东边临街面，街对面是农资站，全镇化肥农药的集散地。建筑的格局总是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食品站所居的核心位置，与它在经济生活中受到的膜拜是相称的。在那个年代，它垄断了几种重要食物的分配权，猪肉、牛肉、白糖、豆腐，甚至绿豆。围绕在它周围的则是权力、审批。有人为了给病重的产妇购买到一斤白糖而托关系走后门，得到了一张审批“条子”而兴奋不已；有人为买到了半斤猪肉而三更半夜前来排队。食品站垄断了我们的胃口，垄断了我们的蛋白质，也垄断了我们的心情和价值观念。
而在乡人的眼中，食品站本身其实是一张巨大的嘴。它无限地吞食着我们所豢养的猪、牛以及鸡蛋、大豆。我们源源不断地将猪牛羊、鸡鸭蛋输送给他们，但它却轻易不舍得反哺一点给我们。每家人家都愿意自己在家杀猪，起码可以给自己家留一个猪头吧？可父亲每年都要绑两头肉猪送到食品站来，因为得完成上面的生猪生产任务。
父亲背着沉重的板车在前头拉，绳子深深地勒进他肩膀上的肌肉里。一头近两百斤的肉猪已经被五花大绑固定在车架上，丝毫动弹不得。畜牲一路上百般不情愿地嚎叫，为自己前程未卜的命运从未消停地挣扎，但却从未得到过哪怕一个路人的同情而前来救援。我跟在父亲的板车后面，看着父亲背上的汗水怎样漫过后背湿了一大片衣服。我们从林溪出发，穿过宠江山，过晏家村，经张家村，直达三华里外的集镇。粗大的麻绳已经将猪的脚踝绑得红肿起来，父亲也不敢给它松绑，生怕肥猪会半路逃脱。在食品站，称毛重、除潲水，工作人员在算盘上噼里叭啦的算计，最后，一头大活猪变成了手中薄薄的几张钞票。
后来慢慢长大我才知道，粜给食品站的猪是按照国家定价计算的，一头猪勉强换回几个微薄的铜钱，比起自己杀猪去市场上卖要少得多。但没有国家的批准（到生产大队开票），即使自己养的猪也是不能卖的，唯一可以卖的地方就是公社的食品站。既长，我也知道，食品站的猪统一向城市提供，又按照定价卖给了城市居民。再长大，我又知道，其实生活在城里的居民比起养猪的父亲来说，吃肉的机会要多得多。待我成年后，已经不需要粜猪了，但屠宰税开始收了；后来屠宰税变成了摊派款，养不养猪没人管，屠宰税不按猪头算，而是按人头摊，乡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剑拔弩张的场景时常出现。004年，国家将农业税取消，屠宰税随之也消亡。养猪，终于不再是父母亲头上一项沉重的负担了。此时，父母亲也老了，腰肌劳损、类风湿关节炎、静脉曲张、腰椎病……年轻时过分劳累所积的隐疾都显出来了，再也无力从事农业生产了。
养猪完全市场化了，养不养猪成了农民的一种自由选择。食品站风光不再，现在已残破成集镇上一个半荒弃的院子，门前的土路上长满了茂密的杂草。一次回老家，与年幼的儿子路过，儿子问起我“食品站”是干什么的？我心中一时五味杂陈，不知从何说起。（未完待续）
兽医黄看猪病极其认真，听脉、打针、开药，忙活了好一阵。可最后，他老是喜欢留下一句让人永远无法放心的话：这病还说不清，先吃这些药再看。话留了活口，我们则焦虑与担忧起来。次日，病猪勉强站起来，母亲赶紧煮了一锅大米稀饭，倒入了食槽。
如果一个闪失养死了一头肉猪，那一家人的整个经济计划就全要打乱了。可能这一年有人要失学，也可能有兄妹要没新衣服穿，还可能全家人得紧巴巴地过上好长一段时间的日子，半年都不能买上一回肉吃，只好常常闻着从别人的屋檐下飘出来辣椒炒肉的诱人味道独自一遍遍地咽口水。
如果一头奶猪从小到大能侥幸免于疾病而跌跌撞撞到“寿终正寝”，不仅是一头猪的荣幸，也会成为一家人的喜事——杀猪，意味着养猪的最佳收成，自然要成为乡村贫困而寂寞生活中的盛事。
凌晨，夜色还很浓。父母亲早就起床了，他们已经约好了屠户侯今天来我家杀那头养了快一年的肉猪。父亲牵了一根电线，将电灯引到院子中央的一根晾衣木桩上。灯光推开黑暗，整个院子亮堂起来，便有了节日的气氛。母亲在灶间生火煮开水，旧式的灶堂里明火烧得柴火噼噼叭叭，倒灌进来的柴火烟气熏得母亲眼睛里直出眼泪。母亲拍拍手上的灰尘，看看大口锅里的水已经沸腾起来，锅盖被沸腾的水冲得震动起来，升起一团白色的水汽。屠夫侯就要到了。随着灯光所及之外的黑暗中传来一阵粗重的咳嗽声，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即出现在院子的灯光下。长长的影子映在墙上、院子的地上，来回地晃动，与在院子里忙碌着收拾场地的父亲背后粗重的光影交错着，显得十分忙乱。屠夫侯从自行车上取下一个包袱，扔在地上发出一阵尖锐的金属之声。各种长短不一、大小不均的刀具半露在外，闪着锋利的寒光。屠夫侯粗声粗气地讲话，嗓门洪亮，似乎随时都要将低矮屋子的屋顶掀翻，他从不顾及现在是凌晨，随时会把还在睡梦中的人吵醒。随后是他一连贯的动作，在肉猪竭力的嘶叫中，钩、拖、掀，热泡、剐毛、开剖……不久，一头活生生的大肉猪已被他沿着脊梁均匀地竖切成雪白的两半，摇摇晃晃吊挂在旁边临时搭起的支架上，地上一滩乌黑的血污引来了村里的几条黄狗，挥之不去。屠夫侯本是邻村何当村的一个孤儿，早年被简家村一个有名的大屠夫宝贵收容为徒。他威武剽悍，力大过人，做事公正，不久就出师单干了。因为他为人爽直，从不占主人家一点便宜，很快就成为人们公认放心的杀猪匠，大家都争相请他。不到两个小时，两半猪肉已被屠夫侯捆上了自行车后的支架。猪头留下了。母亲早已割下一块上等的糜肉，和着辣椒炒了，香气四飘。屠夫侯匆匆扒了几口饭菜，就登上了自行车，拖着猪肉往水西集镇赶第二天的早市去了，背影消融在东方地平线上的鱼肚白中。
屠户侯常常在黑暗中来，又常常在天还未亮中匆匆离去。我好像从未认真看清过他的真面目，只是从他麻利的动作与粗粝的大嗓门中模模糊糊地推断，他应该长着满脸的横肉，黝黑的皮肤，生着一双突出的暴眼，有着厚厚的嘴唇。
天色完全亮起来时，母亲已经煮好了猪旺。凝固的猪血加热煮熟后变成了暗褐色，切成块后，细滑如豆腐，腾腾的热气中散着腥臊。母亲用青花炉碗分盛开来，放在竹篮里，迎着晨曦，向林溪村的每家每户送过去。一户一碗。与邻居分享收获的快乐，母亲的额头闪烁着喜悦的汗珠。
我和哥哥得到一个美差，被派去四五里外的外婆家请舅舅。晚上，父亲、舅舅和几个村干部一起在家里喝酒庆贺。桌上满盘的猪头肉、猪旺、猪杂，甚为丰盛。母亲系着围裙，忙前跑后，烧火、炒菜、斟酒，照顾孩子们吃饭，两手油污，一脸节日的喜庆。孩子们驱赶着邻家风闻而来的狗群，嘴巴上则好几天都沾满了猪油，充满了欢乐与自足。
4
有个夏天，我想吃猪肉都快想疯了。
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连轴的劳作，让我浑身上下骨骼都疲惫得要散架了。每天都是单调乏味的南瓜下饭。即使再美味的佳肴，长久的持续也将变成一种折磨，会让你彻底腻掉，何况是平常如此的南瓜。我大概正进入身体疯长的年龄，体内有一股力量时刻在抓挠着自己。我想吃肉，我跟母亲说。母亲说家里没钱买肉吃。我说家里有猪，杀一头。母亲说猪太小，不能杀。我说那就去买，我们家买一斤肉的钱一定有。母亲说有是有，但不能用，生病时要用，上学也要用，买农药、买化肥都要用。
母亲说服了我，但说服得了我的心，却没说服我的身体。我身体里宛若有千百只虫子在噬咬。我要吃肉，我要吃肉……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呼喊。早上父亲从睡梦中把我叫醒，要一起去地里割稻子。我赖着床上起不来，疲倦像浑身灌注了铅水一般。那个夏天南瓜丰收，仓库里成堆的南瓜，我们吃不完就用来喂猪。整整一个夏天，人与畜牲足足消耗了半仓库的南瓜。闻到餐餐不变的南瓜味，我就胃口全无。我恶意地将难以下咽的南瓜称作“潲瓜”，因为我觉得它像潲水一样只值得去喂猪而不应该让人吃。
一个炎炎的中午，从水稻田里劳作回到家，浑身疲惫的我走进厨房，又是那倒胃口的南瓜。我终于崩溃了。乘母亲不注意，我从母亲放钱的柜子里取了五元钱，顶着烈日，骑自行车独自一人跑到集镇买了两斤肉回家。
此前，我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忤逆父母的大胆之举。我以为等待我的必将是父母的一顿严厉责骂。可是，父母的宽怀让我感动。我想像的各种严重后果都没有出现，母亲没有责备我哪怕一句话、一个脸色，只是安安静静地将肉切碎，炒了两盘辣椒炒肉，端到全家人的餐桌上。我为自己的忤逆而自责，却吃上了世界上最可口的美食，远胜过世间所有的山珍海味。
我常常自豪自己有这么好的父母，在最困苦的时候，也能保持一颗宽容平和的心。
很多人没有我这样的运气，他们窘于更加困难的经济条件，除了自己家杀猪可以沾点荤腥，大多数时候只能靠闻一闻阶檐下飘来的辣椒炒肉香味来解馋。实在馋得难受的老夫，终于吃上死猪肉了。他把不知谁家一只刚病死的猪仔剖了，掏去内脏，在钟家井洗净，然后和骨头一起剁成细块，放入水酒、辣椒、生姜、大蒜子，在热油里焖上个把钟头。揭开锅来，香味扑鼻，让人难以挡住美味的诱惑。福生坐在檐下，就着一碗小酒，吃得有滋有味。路过的大婶说，老夫，吃不得，吃了要得病死掉，像猪一样死掉。他听了嘻嘻哈哈笑，眼睛眯得更细了，两颊酡红，带有几分醉人的酒气，说出来的话含糊不清。第二天，他没事。第三天，第四天，一个月，两个月，他依然没事。有了第一回，第二回便无所顾忌了。此后，村里竟然有好几户人家都不避讳吃死猪肉，有时发现哪家人家猪死了，他们还时常相邀前往，分而食之，成为他们的一场盛宴。
有好几年，我都无比向往舅舅家有肉吃的美好生活。那时，舅舅家渐渐殷实起来。一次，舅舅来我家做客，说起吃肉的事，他自豪地说，他们家每半个月吃一次肉。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家给坐牢的人都是半个月吃一次肉，我们就比坐牢的人吧！
5
食品站位于集镇的核心地段，由四幢红砖瓦房围成一个院子组成。院子中间高耸着一个水塔，宛如一面高高撑起的旗帜，昭示着食品站的强势存在。北边是火车站，小如浙赣铁路线上的一个小逗号；南边紧邻的是酒厂、棉花站，进进出出的都是镇上骄横自大的权势人物；西边是小学校；东边临街面，街对面是农资站，全镇化肥农药的集散地。建筑的格局总是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食品站所居的核心位置，与它在经济生活中受到的膜拜是相称的。在那个年代，它垄断了几种重要食物的分配权，猪肉、牛肉、白糖、豆腐，甚至绿豆。围绕在它周围的则是权力、审批。有人为了给病重的产妇购买到一斤白糖而托关系走后门，得到了一张审批“条子”而兴奋不已；有人为买到了半斤猪肉而三更半夜前来排队。食品站垄断了我们的胃口，垄断了我们的蛋白质，也垄断了我们的心情和价值观念。
而在乡人的眼中，食品站本身其实是一张巨大的嘴。它无限地吞食着我们所豢养的猪、牛以及鸡蛋、大豆。我们源源不断地将猪牛羊、鸡鸭蛋输送给他们，但它却轻易不舍得反哺一点给我们。每家人家都愿意自己在家杀猪，起码可以给自己家留一个猪头吧？可父亲每年都要绑两头肉猪送到食品站来，因为得完成上面的生猪生产任务。
父亲背着沉重的板车在前头拉，绳子深深地勒进他肩膀上的肌肉里。一头近两百斤的肉猪已经被五花大绑固定在车架上，丝毫动弹不得。畜牲一路上百般不情愿地嚎叫，为自己前程未卜的命运从未消停地挣扎，但却从未得到过哪怕一个路人的同情而前来救援。我跟在父亲的板车后面，看着父亲背上的汗水怎样漫过后背湿了一大片衣服。我们从林溪出发，穿过宠江山，过晏家村，经张家村，直达三华里外的集镇。粗大的麻绳已经将猪的脚踝绑得红肿起来，父亲也不敢给它松绑，生怕肥猪会半路逃脱。在食品站，称毛重、除潲水，工作人员在算盘上噼里叭啦的算计，最后，一头大活猪变成了手中薄薄的几张钞票。
后来慢慢长大我才知道，粜给食品站的猪是按照国家定价计算的，一头猪勉强换回几个微薄的铜钱，比起自己杀猪去市场上卖要少得多。但没有国家的批准（到生产大队开票），即使自己养的猪也是不能卖的，唯一可以卖的地方就是公社的食品站。既长，我也知道，食品站的猪统一向城市提供，又按照定价卖给了城市居民。再长大，我又知道，其实生活在城里的居民比起养猪的父亲来说，吃肉的机会要多得多。待我成年后，已经不需要粜猪了，但屠宰税开始收了；后来屠宰税变成了摊派款，养不养猪没人管，屠宰税不按猪头算，而是按人头摊，乡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剑拔弩张的场景时常出现。004年，国家将农业税取消，屠宰税随之也消亡。养猪，终于不再是父母亲头上一项沉重的负担了。此时，父母亲也老了，腰肌劳损、类风湿关节炎、静脉曲张、腰椎病……年轻时过分劳累所积的隐疾都显出来了，再也无力从事农业生产了。
养猪完全市场化了，养不养猪成了农民的一种自由选择。食品站风光不再，现在已残破成集镇上一个半荒弃的院子，门前的土路上长满了茂密的杂草。一次回老家，与年幼的儿子路过，儿子问起我“食品站”是干什么的？我心中一时五味杂陈，不知从何说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