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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案
林溪村林木环绕。从或深或浅的苍绿林间，可以看到那些已粉刷或未曾粉刷的洋楼，偶尔也能看到已存不多的老屋上长满绿苔的青瓦。村北，推土机突突突地昼夜不停，将新鲜松软的红土推得山高，身后，一条宽阔的公路（未来的街道？）正在生长延伸。村南，一堵高大的围墙绵延数百米，严严实实地截住了人们原本开阔的视线，同时也成为村庄与工业园区间神圣不可逾越的屏障。东西两面依然保持她的原始风貌，深绿而安静的油茶林，不太规则的稻田，高高低低的棉地，蜿蜒的沟渠---一轮血红浑圆的夕阳，无声地滚动在天边，最后，在乌鸦的鼓噪中沉沦到远处影子似的草垛山后，林溪随即被夜幕笼罩。
006年的林溪已经四面楚歌。从外面看去，她依然如故，带瓦的屋舍，新楼的铝合金，桃李梧桐，泥泞的村道，畜粪的气息，鸡鸣牛哞，田埂上挑着农具匆匆进出的人们。但从那暗自的叹息，迷漫的泪水，飘忽的眼神，歇斯底里的尖叫，半夜的恸哭和可疑的狗吠中，我感到了一种刺穿心肺的尖锐，一种无可挽回的断裂，一种夕阳西下的悲怆。
这种断裂和悲怆，像村前的那片秀竹林里的新笋一样，在一场春雨后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春天的桃花开了，衬着灰色的大地，很灿烂地映照着刚刚从冬天苏醒过来的村庄。可接下来的却是倒春寒三番五次无情的蹂躏。三月十三日，一场阳春雪，纷纷扬扬。绿色被彻底推毁。我感到一种不祥徘徊在村子上空。不久，对林溪虎视眈眈的开发区，终于摊开了它的攫取之手，向村民暴露了它难填的欲壑：征地三百亩，其中山地一百亩，良田二百亩。不容置疑的口气。
这是迟早要来的。无论是从邻近几个早已灰飞烟灭片瓦不留的村庄的命运里，还是从日益膨胀的开发区深不见底的欲望中，无不可以预测到侧卧开发区旁村庄的必然命运。好在这次并没有要了林溪的全部，对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村庄来说，还不算是致命的。全村有山地六百余亩，其中良田三百七十七亩。
镇长、蹲点干部、村支书、村主任、征地办干部，走马灯似地在村前村后闪过他们的影子，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有的甚至影子也看不到。他们好像很少说话，可在村里却无时无处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通过一张共同的口在说话：村长——一个年近七十岁、只字不识的资深农民，任村长十年，长得人高马大，脸膛黑红，不善言辞，好酒，常醉。
村民无法准确把握这“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他们也在说话。开始，语言是杂乱的，不久，从或欢欣鼓舞、或怨声叹息、或隔岸观火的话语中，渐渐有一个声音清晰起来：坚决不肯。不是因为对土地过份依恋，也不是舍不得种田，理由是：一万九一亩，太便宜。
群情激愤。十几个年轻的男子来到村长家。领头的身高一米八，人称“长子”。年轻人扬言：谁卖地，谁就是卖祖宗，要是谁在协议书上签字卖地，非让他从大伙胯下钻过去。卖祖宗在村里已算是够狠的话了，更不用说胯下之辱。
三月的风在田岗上暖暖地吹过，庄稼慢慢地舒张着慵懒的身体。可村子上空却没有一丝风，闷闷的。空气凝固了，像城里的小孩和年轻的太太们爱吃的果冻一样胶着，一样脆弱，仿佛只要谁大喝一声，空气就要震得碎裂开来，如击中的玻璃噼里叭啦掉下。
那一夜，村里的狗彻夜狂吠，叫得有些离奇。年近九旬的祖父说，这是不祥之吠，村里每有重大的变故，狗都是这样狂吠不止。他，五四运动那年出生，行走过江湖，躲避过北伐，逃亡过抗日，参加过农会，前半生以相命为业，后半生以务农度日。
老人一语成谶。第二天，村长拿着签好字的征地协议书找到村民代表和仅有的两名党员：他要辞职。在征地协议书上签过字的村长要辞职了。
半壁江山。意料之中，也意料之外。有好言者得出结论：“老百姓是搞不赢政府的。”村民看来，村长就是最小的政府。至今没有人弄明白，是什么原因让村长冒着出卖祖宗之骂名签下了字（其实他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不会写任何字）。有人说，政府一次性给了他十万，够他一辈子享用；也有人说是五万；还有人说，钱不是政府给的，政府不可能做犯法的事，钱是买地的老板给的。村长自己则说，他分文未取，只是抵挡不住镇干部轮番做思想工作和好烟好酒好菜招待，吃是吃了，但没有“兜荷包”。他自己深感罪孽深重，对不起大家，甘愿辞职。这成了一桩永远也扯不清的悬案。
辞职的村长成了普通的村民，没有任何人要他从胯下钻过去，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人把这句带人格侮辱的话当真。当事实已经发生了，村民们往往会表现出他们一贯的无奈和宽容。而带领年轻人威胁过村长的“长子”，无意中成了强硬的英雄，在随后的村民选举中，众望所归，一举推为新的村长。
覆手之间，村庄已经改朝换代。一个旧王朝灰飞烟灭土崩瓦解，一个新王朝浮出水面粉墨登场，一桩悬案也旋即为新的焦点替代，被人迅速遗忘。
村庄虽小，却与大千世界同构。
撕裂
强烈的震颤之后，则是阴柔而持久的撕裂。暗地里有几种不同方向的力量在撕扯，仿佛要把林溪撕成千丝万缕粉身碎骨。
全村五十余户两百余人，因读书、当兵、躲“计划生育”和早年买“商品粮”户口而迁出去的三十余人。有三个姓氏，其中何姓、胡姓为原住民。廖姓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从浙赣铁路旁的一个村庄迁来的地主，现在才四五户人家。三姓之间互有联姻，早已融合为完整的一体。胡氏有两支，一支四五十户，几乎没有人离开村庄，作田打地一辈又一辈。另一支二三十户，在外工作的十几人，曾有人当过副县长，还有医生、老师、机关干部、工人，也有买“商品粮”户口出去却没有固定工作的人。
五月，征地款下来了，三百余万元。
钱在这个时代总是不可避免地置于话题的中心。人均一万五，这道简单的数学题在人们的心里演算了一遍又一遍。当然，也有人列出了各种不同的算法。比如，如果廖姓的人不算，平均多少？如果户口迁出去了的不算，平均又是多少？如果那些躲“计划生育”回来的人不算，平均多少？如果那些因超生至今没有户口的人不算，平均又是多少？如果全不算或全算，部分算或部分不算，又各是多少？最终的商数像一个极大的漩涡，巨大的吸引力将一些人的乡情、亲情甚至良心都吸进去了。有人在盘算自己怎样分得更多，有人在盘算如何让自己的冤家分得更少，有人在盘算用这些钱改善生活，有人在盘算用这些钱上赌场、做生意、造房子、治老病、送子女上学读书，还有人在盘算到手的钱打发常追在屁股背后的讨债人……
镇政府将征地款打到了村委账上：没有明文规定，怎么分钱都行，只要不出事。
R的全家刚迁回村里不久。一九八四年吧，他膝下已有三个女儿了。乡政府计生办已经将他家的房子扒了，却并没有动摇他生儿子的决心。他携妻带女迁入了邻县的山区，租了人家一块地，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去年，风闻开发区要征地了，才举家迁回村里。这时，他已是两鬓斑白，步履蹒跚，最小的儿子，已经一米七高了。F是个郎中，祖传秘方让他家生活还算殷实。女儿前几年结婚，丈夫是湖南人，她没把户口迁过去。如今她已生了一个儿子，户籍跟妈妈在一起留在了村里。可她还算是村里的一员吗？Y是买“商品粮”户口迁往城区的，一直没有工作，全家生活也没有保障。除了没有村里的户籍，他与普通农民没其它两样。考上大学的男子，他们是当年村集体的一员，户口从村集体迁走时，没带走一根稻草。廖姓人家七十年代才迁来，不过三十年，祖宗并不在这里。
……
各在陈述理由。集体财产，人人有份。户口不在村里的不算村集体一员。祖宗基业，无论在不在村里，是祖宗儿孙都有份。土地是农民生活的保障，只有村里的农民有份。如果嫁了女儿有份，以后村里的出嫁了怎么办？土地不是廖姓的祖业。
威胁、恐吓、警告、争论、辱骂、猜忌、拉拢、反目、分裂、团结、家族荣誉……像病菌一样在空气中滋生蔓延开来，宿怨被高高地挑起，陈年往事挂在嘴边。
林溪平静的夜晚又一次被狗的狂吠吵醒。半夜，谁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谁在窃窃私语密谋一个计划？谁家的电灯亮了又灭了？
官司是不可避免的。十月，不满意的廖姓人家和F郎中请来的律师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宪法。平等。义务。集体一员。送礼。他妈的法官的胃口。两面派律师。历史问题。法律被无限放大，充当了冒似公允的裁判，而人情被压缩到了一个最小的角落。被告席上的村长一言不发，他知道村里败诉不可避免。旁听的村民已有交待：败了官司不出钱。
判决成了一纸空文，但撕裂产生了。新村长在撕裂中飘摇了八个月，然后无可奈何地挂冠而去，走上了前任村长相同的命运。他颓唐地叹息着说，“我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我没这个能力。”之后，他继续去**的老行当，做土方工程的小包工头了。
村长无疑是个逃跑者，但更是个冤大头。要个人来承担一个村子无可挽回的撕裂，期望显然过高。僵冷的空气盘在村庄里，不知要多久才能被风吹散。看似屋檐绾结的一个村庄，其实已经像蜂窝一样千疮百孔。
春节前几天，继任的村长将征地款挨家挨户送去。之前，镇政府说了，要确保春节稳定，没有人上访。
七八岁就没了父母的X，住的房子一直是借的。哥哥大约四十岁时，才在外地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前两年才回来，还是借屋住。X三十七八岁才经人介绍娶了一个癫痫女人，超计划生育生下了二个男孩。从未拥有过一千元现金的他，忽然就有了一辈子也挣不到的六... -->>
悬案
林溪村林木环绕。从或深或浅的苍绿林间，可以看到那些已粉刷或未曾粉刷的洋楼，偶尔也能看到已存不多的老屋上长满绿苔的青瓦。村北，推土机突突突地昼夜不停，将新鲜松软的红土推得山高，身后，一条宽阔的公路（未来的街道？）正在生长延伸。村南，一堵高大的围墙绵延数百米，严严实实地截住了人们原本开阔的视线，同时也成为村庄与工业园区间神圣不可逾越的屏障。东西两面依然保持她的原始风貌，深绿而安静的油茶林，不太规则的稻田，高高低低的棉地，蜿蜒的沟渠---一轮血红浑圆的夕阳，无声地滚动在天边，最后，在乌鸦的鼓噪中沉沦到远处影子似的草垛山后，林溪随即被夜幕笼罩。
006年的林溪已经四面楚歌。从外面看去，她依然如故，带瓦的屋舍，新楼的铝合金，桃李梧桐，泥泞的村道，畜粪的气息，鸡鸣牛哞，田埂上挑着农具匆匆进出的人们。但从那暗自的叹息，迷漫的泪水，飘忽的眼神，歇斯底里的尖叫，半夜的恸哭和可疑的狗吠中，我感到了一种刺穿心肺的尖锐，一种无可挽回的断裂，一种夕阳西下的悲怆。
这种断裂和悲怆，像村前的那片秀竹林里的新笋一样，在一场春雨后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春天的桃花开了，衬着灰色的大地，很灿烂地映照着刚刚从冬天苏醒过来的村庄。可接下来的却是倒春寒三番五次无情的蹂躏。三月十三日，一场阳春雪，纷纷扬扬。绿色被彻底推毁。我感到一种不祥徘徊在村子上空。不久，对林溪虎视眈眈的开发区，终于摊开了它的攫取之手，向村民暴露了它难填的欲壑：征地三百亩，其中山地一百亩，良田二百亩。不容置疑的口气。
这是迟早要来的。无论是从邻近几个早已灰飞烟灭片瓦不留的村庄的命运里，还是从日益膨胀的开发区深不见底的欲望中，无不可以预测到侧卧开发区旁村庄的必然命运。好在这次并没有要了林溪的全部，对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村庄来说，还不算是致命的。全村有山地六百余亩，其中良田三百七十七亩。
镇长、蹲点干部、村支书、村主任、征地办干部，走马灯似地在村前村后闪过他们的影子，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有的甚至影子也看不到。他们好像很少说话，可在村里却无时无处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通过一张共同的口在说话：村长——一个年近七十岁、只字不识的资深农民，任村长十年，长得人高马大，脸膛黑红，不善言辞，好酒，常醉。
村民无法准确把握这“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他们也在说话。开始，语言是杂乱的，不久，从或欢欣鼓舞、或怨声叹息、或隔岸观火的话语中，渐渐有一个声音清晰起来：坚决不肯。不是因为对土地过份依恋，也不是舍不得种田，理由是：一万九一亩，太便宜。
群情激愤。十几个年轻的男子来到村长家。领头的身高一米八，人称“长子”。年轻人扬言：谁卖地，谁就是卖祖宗，要是谁在协议书上签字卖地，非让他从大伙胯下钻过去。卖祖宗在村里已算是够狠的话了，更不用说胯下之辱。
三月的风在田岗上暖暖地吹过，庄稼慢慢地舒张着慵懒的身体。可村子上空却没有一丝风，闷闷的。空气凝固了，像城里的小孩和年轻的太太们爱吃的果冻一样胶着，一样脆弱，仿佛只要谁大喝一声，空气就要震得碎裂开来，如击中的玻璃噼里叭啦掉下。
那一夜，村里的狗彻夜狂吠，叫得有些离奇。年近九旬的祖父说，这是不祥之吠，村里每有重大的变故，狗都是这样狂吠不止。他，五四运动那年出生，行走过江湖，躲避过北伐，逃亡过抗日，参加过农会，前半生以相命为业，后半生以务农度日。
老人一语成谶。第二天，村长拿着签好字的征地协议书找到村民代表和仅有的两名党员：他要辞职。在征地协议书上签过字的村长要辞职了。
半壁江山。意料之中，也意料之外。有好言者得出结论：“老百姓是搞不赢政府的。”村民看来，村长就是最小的政府。至今没有人弄明白，是什么原因让村长冒着出卖祖宗之骂名签下了字（其实他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不会写任何字）。有人说，政府一次性给了他十万，够他一辈子享用；也有人说是五万；还有人说，钱不是政府给的，政府不可能做犯法的事，钱是买地的老板给的。村长自己则说，他分文未取，只是抵挡不住镇干部轮番做思想工作和好烟好酒好菜招待，吃是吃了，但没有“兜荷包”。他自己深感罪孽深重，对不起大家，甘愿辞职。这成了一桩永远也扯不清的悬案。
辞职的村长成了普通的村民，没有任何人要他从胯下钻过去，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人把这句带人格侮辱的话当真。当事实已经发生了，村民们往往会表现出他们一贯的无奈和宽容。而带领年轻人威胁过村长的“长子”，无意中成了强硬的英雄，在随后的村民选举中，众望所归，一举推为新的村长。
覆手之间，村庄已经改朝换代。一个旧王朝灰飞烟灭土崩瓦解，一个新王朝浮出水面粉墨登场，一桩悬案也旋即为新的焦点替代，被人迅速遗忘。
村庄虽小，却与大千世界同构。
撕裂
强烈的震颤之后，则是阴柔而持久的撕裂。暗地里有几种不同方向的力量在撕扯，仿佛要把林溪撕成千丝万缕粉身碎骨。
全村五十余户两百余人，因读书、当兵、躲“计划生育”和早年买“商品粮”户口而迁出去的三十余人。有三个姓氏，其中何姓、胡姓为原住民。廖姓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从浙赣铁路旁的一个村庄迁来的地主，现在才四五户人家。三姓之间互有联姻，早已融合为完整的一体。胡氏有两支，一支四五十户，几乎没有人离开村庄，作田打地一辈又一辈。另一支二三十户，在外工作的十几人，曾有人当过副县长，还有医生、老师、机关干部、工人，也有买“商品粮”户口出去却没有固定工作的人。
五月，征地款下来了，三百余万元。
钱在这个时代总是不可避免地置于话题的中心。人均一万五，这道简单的数学题在人们的心里演算了一遍又一遍。当然，也有人列出了各种不同的算法。比如，如果廖姓的人不算，平均多少？如果户口迁出去了的不算，平均又是多少？如果那些躲“计划生育”回来的人不算，平均多少？如果那些因超生至今没有户口的人不算，平均又是多少？如果全不算或全算，部分算或部分不算，又各是多少？最终的商数像一个极大的漩涡，巨大的吸引力将一些人的乡情、亲情甚至良心都吸进去了。有人在盘算自己怎样分得更多，有人在盘算如何让自己的冤家分得更少，有人在盘算用这些钱改善生活，有人在盘算用这些钱上赌场、做生意、造房子、治老病、送子女上学读书，还有人在盘算到手的钱打发常追在屁股背后的讨债人……
镇政府将征地款打到了村委账上：没有明文规定，怎么分钱都行，只要不出事。
R的全家刚迁回村里不久。一九八四年吧，他膝下已有三个女儿了。乡政府计生办已经将他家的房子扒了，却并没有动摇他生儿子的决心。他携妻带女迁入了邻县的山区，租了人家一块地，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去年，风闻开发区要征地了，才举家迁回村里。这时，他已是两鬓斑白，步履蹒跚，最小的儿子，已经一米七高了。F是个郎中，祖传秘方让他家生活还算殷实。女儿前几年结婚，丈夫是湖南人，她没把户口迁过去。如今她已生了一个儿子，户籍跟妈妈在一起留在了村里。可她还算是村里的一员吗？Y是买“商品粮”户口迁往城区的，一直没有工作，全家生活也没有保障。除了没有村里的户籍，他与普通农民没其它两样。考上大学的男子，他们是当年村集体的一员，户口从村集体迁走时，没带走一根稻草。廖姓人家七十年代才迁来，不过三十年，祖宗并不在这里。
……
各在陈述理由。集体财产，人人有份。户口不在村里的不算村集体一员。祖宗基业，无论在不在村里，是祖宗儿孙都有份。土地是农民生活的保障，只有村里的农民有份。如果嫁了女儿有份，以后村里的出嫁了怎么办？土地不是廖姓的祖业。
威胁、恐吓、警告、争论、辱骂、猜忌、拉拢、反目、分裂、团结、家族荣誉……像病菌一样在空气中滋生蔓延开来，宿怨被高高地挑起，陈年往事挂在嘴边。
林溪平静的夜晚又一次被狗的狂吠吵醒。半夜，谁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谁在窃窃私语密谋一个计划？谁家的电灯亮了又灭了？
官司是不可避免的。十月，不满意的廖姓人家和F郎中请来的律师在法庭上振振有词。宪法。平等。义务。集体一员。送礼。他妈的法官的胃口。两面派律师。历史问题。法律被无限放大，充当了冒似公允的裁判，而人情被压缩到了一个最小的角落。被告席上的村长一言不发，他知道村里败诉不可避免。旁听的村民已有交待：败了官司不出钱。
判决成了一纸空文，但撕裂产生了。新村长在撕裂中飘摇了八个月，然后无可奈何地挂冠而去，走上了前任村长相同的命运。他颓唐地叹息着说，“我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我没这个能力。”之后，他继续去**的老行当，做土方工程的小包工头了。
村长无疑是个逃跑者，但更是个冤大头。要个人来承担一个村子无可挽回的撕裂，期望显然过高。僵冷的空气盘在村庄里，不知要多久才能被风吹散。看似屋檐绾结的一个村庄，其实已经像蜂窝一样千疮百孔。
春节前几天，继任的村长将征地款挨家挨户送去。之前，镇政府说了，要确保春节稳定，没有人上访。
七八岁就没了父母的X，住的房子一直是借的。哥哥大约四十岁时，才在外地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前两年才回来，还是借屋住。X三十七八岁才经人介绍娶了一个癫痫女人，超计划生育生下了二个男孩。从未拥有过一千元现金的他，忽然就有了一辈子也挣不到的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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