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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村庄的命脉，村庄靠土地来供养、来依附、来寄托，就象灵魂离不开肉体的外壳一样。”在清明节族人聚会时，我对林溪的堂兄弟们说。
那天，我们全族男丁在村庄的祖墓地扫墓。拆迁的消息越来越紧，矮江村、何当村几个邻村都已动工了，我以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按照传统的方式集体祭扫祖坟了。一早我就从城里赶回林溪，沿着泥泞而亲切的田埂小路，一路踉跄着到了三晋林里墓地。开发区征地的定位木桩已经将这片墓地包围进去了，刚打下的白色石灰线，越过田埂、池塘与田地，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强行切入村庄的刀口。尽管墓地搬迁在即，我们还是虔诚地培土、点香、祭酒，比任何一次都不马虎。甚至，几个堂兄还有意在墓地旁边堆起几堆土，看上去像坟那样，以便到时迁坟，可以向政府多要每个坟三百元的迁坟补贴。
鞭炮噼里叭啦响起，初春的墓地上空，一股青色的硝烟升起，与村庄那永恒的炊烟缓缓地缠绕在一起。
接下来的清明会餐，照例在堂兄发根家的楼房里。七八桌热气腾腾的菜肴摆上来，孩子们在走廊上蹿来蹿去。不知谁家的黄狗也闻香而来，在桌子底下乱蹿，被大人一次次地喝叱着赶开。没有一点悲伤，没有一点哀怨，连一点清明节该有的肃穆都没有，相反，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喜庆的气息。我与同龄的几个堂兄弟推杯把盏，脸膛很快被酒精醺得陀红。喝着喝着，就讲到村庄的拆迁，讲到童年，讲到赚钱谋生，讲到没了村庄后的未来。我忽然伤感起来，想起村庄的未来，就说了这句话。但我的话很快就被兄弟们的劝酒声盖了过去。显然，这不是适合倾诉衷肠的地方。
也许他们并不这样理解土地，这只是我过于文人化的矫情罢了。毕竟，我与他们不一样，离开林溪、离开土地已经快二十年了。我一直在政府机关工作，闲暇之余，读过几本书，身上的文人气息日益增多，而与林溪、与土地之间的现实关系，却越来越趋于淡泊、疏远。我的衣食住行都完全依赖城市，我的食物在商场里而不是在田岗里，我的收入在银行的工资卡上而不是在农作物的收成里，我的悲喜在上司的颜色里而不是在村庄的未来里。林溪村的土地肥瘦甚至存留，都与我不再产生直接的关切。用村庄里伯伯、娘娘们的话说，我早已经是“洗脚上岸”了的人。
但奇怪的是，离开故土越久，我就越对她难以割舍，她也越纠结在我的心灵深处，以至成为我心中难以绕过、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心结。每次林溪村稍有风吹草动，就要惊扰我敏感的神经，触动我满怀的忧思。在谈起土地时，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怕自己文人的酸气会遮蔽或篡改我对林溪真正的、纯粹的情感。我甚至担心自己正在加速变成一个生活的审美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但这样的感情仍然是无法克制的，当开发区对林溪村土地的征购开始时，我对它的情感近乎狂热。
也许，这样的伤感，与其说是我在离开林溪之后的乡愁中生长起来的，不如说是我在林溪即将拆迁的阴影中加速积累的。之前，即便我在城市里生活的日子，我也总是很自然地将林溪作为永恒的心灵归宿之地，作为我永远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作为我生命轨迹永远不会改变的圆心。我早已把它作为我人生所有荣耀与耻辱的出发地、归宿地。
在城里生活，我常常有意无意地把自己与那些不知道自已故乡何处的人区别开来（当今，这样的无根游子越来越多）。我觉得没有故乡的人是值得同情的，不但因为他们缺少地理意义上的归宿地，我还常常觉得他们的荣耀与耻辱无人分享，这就像一个失去观众的演员一样令人沮丧。故乡的存在，使人自信，让人牵挂，给人无穷的精神养份和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我把故乡视为永恒。
随着拆迁的日渐临近，我忍不住更加频繁地回到老家林溪，看看那些不久就将永远消失的田畴、草木与村舍，看看我童年赤脚踩过的那些田埂、玩耍过的那些草地，以及那些用永不变更的姿式立站了数百年不曾挪动过一步的老树……我心中的眷恋随着预感到的拆迁而疯长。如果有一天拆迁的命令下来了，我会感到自己立即要被连根拔起，像所有那些我可怜过的没有故乡的城里人一样，成为人世间一棵漂泊之萍。
这将是一次永恒的漂泊，一次永远不再会有着落的流浪。没了故土，我将从此与所有城市生活中的漂泊者一样失去精神的港湾。我到城市生活已经十几年，城市除了给我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之外，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城市生活是一种没有根的生活。在人行道等候红灯的时候，我从众多各异的脸孔上发现一种疲惫，这是漂泊者的疲惫，是一种精神没有根基、没有历史可以攀附的漂泊。我向来觉得，城市只有城市本身的历史，而没有城市人的历史，城市人的背后是空洞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这些没有历史的个体，注定是孤独的个体，他们像原子一样单个地而非族群地生活在城里，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哪里，也不明白自己血管中淌着什么样的血液。他们由祖先从历史深处垂延下来的血脉线索，迷失在从乡村到城市迁徙的路途中。
他们，只是漂泊地生活着。
我曾经是多么热烈地迷恋着漂泊，迷恋着自己有朝一天像江上的浮萍一样，随波逐流，每天迎着不同的太阳，行走四方，浪迹天涯。当那个背着吉它的流浪者从我正在就读的太和圩中学大门口经过时，漂泊流浪的意念立即在一颗稚嫩的心中疯狂地滋长。我似乎找到了自己漂泊生活的范式。我羡慕他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唯一的身家仅是那把半新不旧的吉它；羡慕他年纪轻轻却满脸沧桑，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却掩盖不住炯炯有神的双眼与自我陶醉；羡慕他身上无拘无束的自由与放浪形骸。我多想随他而去！可是我不会吉它。如果我有一把他那样的吉它，我一定会放弃学校的功课远走他乡。
今天想来，我当初的这种意念，或许来自我对土地、对故土的逃离。很小，一种逃离感就紧紧地抓住着我。那是对林溪的逃离。我不清楚是什么在远方一次次地召唤着我，但我内心深处的呼唤总是响在我的耳边、我的梦里，那么宏大的声音，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我还太小，不知道故土的重量与含义，更不懂乡愁为何物。我只觉得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都充满异域的诱惑，都比我熟悉的林溪好，太阳比林溪红，月亮比林溪亮。这种意念纠缠着我十几年，故土竟以一幅枷锁、一种约束呈现在我成长的岁月中。
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所要逃离到何处去，也许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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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村庄的命脉，村庄靠土地来供养、来依附、来寄托，就象灵魂离不开肉体的外壳一样。”在清明节族人聚会时，我对林溪的堂兄弟们说。
那天，我们全族男丁在村庄的祖墓地扫墓。拆迁的消息越来越紧，矮江村、何当村几个邻村都已动工了，我以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按照传统的方式集体祭扫祖坟了。一早我就从城里赶回林溪，沿着泥泞而亲切的田埂小路，一路踉跄着到了三晋林里墓地。开发区征地的定位木桩已经将这片墓地包围进去了，刚打下的白色石灰线，越过田埂、池塘与田地，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强行切入村庄的刀口。尽管墓地搬迁在即，我们还是虔诚地培土、点香、祭酒，比任何一次都不马虎。甚至，几个堂兄还有意在墓地旁边堆起几堆土，看上去像坟那样，以便到时迁坟，可以向政府多要每个坟三百元的迁坟补贴。
鞭炮噼里叭啦响起，初春的墓地上空，一股青色的硝烟升起，与村庄那永恒的炊烟缓缓地缠绕在一起。
接下来的清明会餐，照例在堂兄发根家的楼房里。七八桌热气腾腾的菜肴摆上来，孩子们在走廊上蹿来蹿去。不知谁家的黄狗也闻香而来，在桌子底下乱蹿，被大人一次次地喝叱着赶开。没有一点悲伤，没有一点哀怨，连一点清明节该有的肃穆都没有，相反，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喜庆的气息。我与同龄的几个堂兄弟推杯把盏，脸膛很快被酒精醺得陀红。喝着喝着，就讲到村庄的拆迁，讲到童年，讲到赚钱谋生，讲到没了村庄后的未来。我忽然伤感起来，想起村庄的未来，就说了这句话。但我的话很快就被兄弟们的劝酒声盖了过去。显然，这不是适合倾诉衷肠的地方。
也许他们并不这样理解土地，这只是我过于文人化的矫情罢了。毕竟，我与他们不一样，离开林溪、离开土地已经快二十年了。我一直在政府机关工作，闲暇之余，读过几本书，身上的文人气息日益增多，而与林溪、与土地之间的现实关系，却越来越趋于淡泊、疏远。我的衣食住行都完全依赖城市，我的食物在商场里而不是在田岗里，我的收入在银行的工资卡上而不是在农作物的收成里，我的悲喜在上司的颜色里而不是在村庄的未来里。林溪村的土地肥瘦甚至存留，都与我不再产生直接的关切。用村庄里伯伯、娘娘们的话说，我早已经是“洗脚上岸”了的人。
但奇怪的是，离开故土越久，我就越对她难以割舍，她也越纠结在我的心灵深处，以至成为我心中难以绕过、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心结。每次林溪村稍有风吹草动，就要惊扰我敏感的神经，触动我满怀的忧思。在谈起土地时，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怕自己文人的酸气会遮蔽或篡改我对林溪真正的、纯粹的情感。我甚至担心自己正在加速变成一个生活的审美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但这样的感情仍然是无法克制的，当开发区对林溪村土地的征购开始时，我对它的情感近乎狂热。
也许，这样的伤感，与其说是我在离开林溪之后的乡愁中生长起来的，不如说是我在林溪即将拆迁的阴影中加速积累的。之前，即便我在城市里生活的日子，我也总是很自然地将林溪作为永恒的心灵归宿之地，作为我永远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作为我生命轨迹永远不会改变的圆心。我早已把它作为我人生所有荣耀与耻辱的出发地、归宿地。
在城里生活，我常常有意无意地把自己与那些不知道自已故乡何处的人区别开来（当今，这样的无根游子越来越多）。我觉得没有故乡的人是值得同情的，不但因为他们缺少地理意义上的归宿地，我还常常觉得他们的荣耀与耻辱无人分享，这就像一个失去观众的演员一样令人沮丧。故乡的存在，使人自信，让人牵挂，给人无穷的精神养份和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我把故乡视为永恒。
随着拆迁的日渐临近，我忍不住更加频繁地回到老家林溪，看看那些不久就将永远消失的田畴、草木与村舍，看看我童年赤脚踩过的那些田埂、玩耍过的那些草地，以及那些用永不变更的姿式立站了数百年不曾挪动过一步的老树……我心中的眷恋随着预感到的拆迁而疯长。如果有一天拆迁的命令下来了，我会感到自己立即要被连根拔起，像所有那些我可怜过的没有故乡的城里人一样，成为人世间一棵漂泊之萍。
这将是一次永恒的漂泊，一次永远不再会有着落的流浪。没了故土，我将从此与所有城市生活中的漂泊者一样失去精神的港湾。我到城市生活已经十几年，城市除了给我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之外，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城市生活是一种没有根的生活。在人行道等候红灯的时候，我从众多各异的脸孔上发现一种疲惫，这是漂泊者的疲惫，是一种精神没有根基、没有历史可以攀附的漂泊。我向来觉得，城市只有城市本身的历史，而没有城市人的历史，城市人的背后是空洞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这些没有历史的个体，注定是孤独的个体，他们像原子一样单个地而非族群地生活在城里，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哪里，也不明白自己血管中淌着什么样的血液。他们由祖先从历史深处垂延下来的血脉线索，迷失在从乡村到城市迁徙的路途中。
他们，只是漂泊地生活着。
我曾经是多么热烈地迷恋着漂泊，迷恋着自己有朝一天像江上的浮萍一样，随波逐流，每天迎着不同的太阳，行走四方，浪迹天涯。当那个背着吉它的流浪者从我正在就读的太和圩中学大门口经过时，漂泊流浪的意念立即在一颗稚嫩的心中疯狂地滋长。我似乎找到了自己漂泊生活的范式。我羡慕他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唯一的身家仅是那把半新不旧的吉它；羡慕他年纪轻轻却满脸沧桑，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却掩盖不住炯炯有神的双眼与自我陶醉；羡慕他身上无拘无束的自由与放浪形骸。我多想随他而去！可是我不会吉它。如果我有一把他那样的吉它，我一定会放弃学校的功课远走他乡。
今天想来，我当初的这种意念，或许来自我对土地、对故土的逃离。很小，一种逃离感就紧紧地抓住着我。那是对林溪的逃离。我不清楚是什么在远方一次次地召唤着我，但我内心深处的呼唤总是响在我的耳边、我的梦里，那么宏大的声音，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我还太小，不知道故土的重量与含义，更不懂乡愁为何物。我只觉得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都充满异域的诱惑，都比我熟悉的林溪好，太阳比林溪红，月亮比林溪亮。这种意念纠缠着我十几年，故土竟以一幅枷锁、一种约束呈现在我成长的岁月中。
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所要逃离到何处去，也许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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