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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用不着在仅仅数年之后就将全部的土地悉数拱手交出。
或许，只有林溪村的草木和流动的风记得这一切。
祖父背着那只身影不离伴随着他行走江湖多年的经包（用于放置算卦的万年历、看风水的罗盘等工具的包袋）像往常一样回到了林溪村。他的经包再一次被铜钱和现洋充填得鼓胀起来。加上他前些年的积蓄，他已攒下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对于一个多半时间处于赤贫的人来说，这笔财富足以让人陶醉。就在他用满足的眼神再一次清点自己家当的时候，祖父忽然产生了一个出乎意外的想法：我要买地。
如果时间倒回1946年夏天，我们可以看到：祖父一家五口，膝下现在两男一女，田地十三亩，生活还算宽裕。十几亩土地，这在当时当地而言，也并不算少，即使不用外出行走江湖，一家人的生活也应该衣食无忧。更何况，祖父总是隔三差五地背着他的经包外出“做生意”，短则一次十天半月，长则一次数月之久。他的活动半径辐及赣中的大部分地区：吉水、泰和、新干、樟树、峡江、安福、分宜、新喻等县。他一路结下了不少江湖朋友，依靠他们落脚。而那些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底层贫苦农民，则像迎接神一样等待着我祖父用他的“五星命理”去点破他们命运的玄机，从而在无尽的苦难中获得一点点可怜的心理慰藉。当然，在他们获得慰藉的同时，祖父经包中的钱袋也渐渐隆起。
我有时觉得，那时候的祖父不是一个江湖术士，反而更像中国旧社会的一个民间精神导师，更像基督教社会中的牧师：他上通上帝，下达百姓，向上帝他求告百姓的苦难与救赎之道，向百姓他传递上帝的忠告与命运的不可违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买土地都不是祖父最紧迫的事情。他是农民，却并不依靠土地而谋生。那他购置土地的动力来自哪里呢？笼统地说，也许是中国农民的思维与习惯定势，是安土重迁的文化使然。具体的解释也许是：祖父长年奔走江湖，每天睁开双眼看到的都是不同的面孔与不同的风景，在他看似春风得意的背面，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不安，一种对生活无所依托的漂泊感；或者说，在他获得尊严的同时产生了一种对时间消逝的虚无感，江湖的陌生与险恶，让他置身于随时可能失去一切的恐惧之中，而唯一能消弥漂泊感、平息不安与恐惧的，无疑就是那无法移动、近乎永恒的土地。
祖父看上了村口最上等的七亩地。这七亩地，水口好，天睛不干，久雨不涝，是一块可当秧田的上等好地。可不知什么时候，这七亩地已经属于邻村的一户势力强大的大户人家了。
这并没有动摇祖父的决心。他开出了比通常高出三倍的价格，几乎是倾其所有家产。当祖父最终将价开到每亩00块大洋时，大户人家也觉得不好意思再讹诈下去了。
看着两千多块沉甸甸的大洋哗啦啦地倒进大户地主的钱袋中，祖父的脸上应该绽开了一丝不容易觉察的笑容。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即使江湖再大的险恶，也从此有了二十亩土地忠实的护佑。
之后的祖父，依然是背着经包行走天涯，依然是一出门就十天半月，依然是披星戴月、跋山涉水。他不得不比以往更加勤勉。他随行的物品中从此多出了一个黑陶油罐，里面注满了清润的菜油。每当在一个地方歇下脚，祖父就取下油罐，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点亮灯芯，将那本早已翻破了的万年历和另一本烂熟了的《易经》在桌上平铺开来，慢慢研读，在六十四卦中参悟命运的变幻莫测，一任街门外莺歌燕舞，直至灯台上清油将近，火苗渐熄。
祖父当然无法预测到三年后的变化。1949年，祖父在地里转悠了几天，最后在痛哭流泪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极不情愿地交出了包括这七亩地在内的所有二十亩土地给人民政府的农会清算委员会，与全村人一起平均分配。祖父自己这时也成了农会清算会的委员。不管你是多么酷热积攒土地，最终也抗逆不了历史的命运与时代的巨大惯性。1956年，祖父又在半强制半自愿中将分配给自己的土地悉数交给了农业生产高级社。至此，祖父已经一无所有。他的经包已经多年不用，他回到了林溪，成了生产队一名每天按时出工的劳动者。站在那些曾经花费了他几乎所有积蓄购置回来的土地面前，祖父从此埋藏了对土地的所有热情，与村里的任何一个阿猫阿狗一样，成了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无论贫富贵贱，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这样，反而将一个人对土地的渴求热度降到了冰点。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如果说祖父对土地的向往历经了一个由热而冷的变迁，那么完全可以说，父亲经历的则是由冷而热的过程。历史往往就是如此诡异无常，任意在他的主人身上打下令人啼笑皆非的印记。
1996年，当父亲带领全村男丁，牵牛肩耙，强行翻耕那与镇政府争议中的100亩农场地时，父亲对土地的热情达到了顶点，也完成了他对土地由冷到热的一个完整轮回。
我常常猜测，那应该是一个早春的天气，柳枝上的芽尖儿已经暴胀开了，太阳开始明亮起来，照在身上温暖和煦，但水里却还残留着几分冬天的寒意。田地里青青一片，长着冬绿的杂草，还没有从冬天的沉寂中苏醒过来。随着阳光的转暖，地里一年的安排应该明确，多少地该种水稻，多少地该种棉花，多少地该种瓜、种豆、种各色蔬菜，都要做出详细的安排。
晨色微明时候，父亲就扯着嗓子在村子里喊起了话：“今天上午去农场翻田哟——一家一个人——”饭后，村里的男人们就陆续出来了，村里通往下风的机耕道上，人声喧闹起来，赶牛的吆喝声，大声说话的声音，在早春的田岗上形成一道别样的景致。他们往下风的那个镇政府农场浩浩荡荡地进发，像是开赴一场伟大战争的前线。
林溪村南边的那岸水田名叫下风。出村不远处，在一片田地中间，突兀地立着几间老式的砖瓦房，低矮、整齐，不像民房那样别致地错落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农场。这个农场原本是六十年代初人民公社时成立的，从林溪村划出了一百亩水稻田给了农场。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乡镇企业都已经破落，这样的农场也早已名存实亡。现在，农场将土地全承包给了两个外地人耕种。前些年，林溪村村民几次自发组织向镇政府讨要土地，每次都在等待中渐渐没了回音。感觉被愚弄的林溪村民准备不再向镇政府讨要了，而是采取行动。父亲，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村干部而被大家举荐为带领者。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父亲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党员、生产队队长、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大队长，不止一次带领过村民。他带领村民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带领大家大炼钢铁、带领大家扒掉各家各户小灶共吃“大锅饭”，带领大家将粮食“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带领大家在地里数十人集体劳动，带领大家搞“文化大革命”，带领大家划阶级、割资本主义尾巴，带领大家斗地主，带领大家抓生产，促发展，带领大家“农业学大寨”，带领大家分田到户，带领大家植树造林、科学种田，带领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带领大家种棉花……
父亲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从村委会干部岗位上卸任五年后，他会再一次带领大家，用行动去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之前，他总是带领大家去完成上级的某项任务，而这一次却是带领大家去与政府索要自己的土地。有讽刺意味的是，四十年前，正是他代表林溪村两百名社员在公社划出一百亩土地给公社农场的文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仅一个上午，村民几乎将百亩水田全部做样子般地翻耕了一遍。试想，数十个人与牛的组合，在一百亩地里来回耕作，赶牛的吆喝声与充满喜悦的谈笑声，回荡在初春田野上，金黄的油菜花开得正灿烂，在远处的地平线上衬映着，这是怎样一幅唯美的图画呀。
尽管后来镇里以聚众闹事为由，给了父亲党内警告处分，但最终土地还是归还到了村里。这年夏天，水田里的稻子长势喜人，与下风的稻子连为一片，从此不再分出彼此。
处分决定书是镇政府小习送来的。他是父亲多年的朋友，在村委蹲点的那几年，渐渐与父亲有了私交。父亲用他那双接过数十次优秀党员、优秀村干部荣誉的双手接过处分决定书。父亲竟然十分坦然。也许他知道，承受这惩罚的，并不是他孤独的一个人，还有他背后所有村民。父亲笑呵呵的，留下小习吃了午饭。席间，两人话语良多，从来滴酒不沾的父亲，竟然喝下去一瓶啤酒，酒后，一向坚强的父亲泪眼滂沱。小习也大醉而回。此后，两人成莫逆之交，友情愈笃。
我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情。”（未完待续）
或者用不着在仅仅数年之后就将全部的土地悉数拱手交出。
或许，只有林溪村的草木和流动的风记得这一切。
祖父背着那只身影不离伴随着他行走江湖多年的经包（用于放置算卦的万年历、看风水的罗盘等工具的包袋）像往常一样回到了林溪村。他的经包再一次被铜钱和现洋充填得鼓胀起来。加上他前些年的积蓄，他已攒下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对于一个多半时间处于赤贫的人来说，这笔财富足以让人陶醉。就在他用满足的眼神再一次清点自己家当的时候，祖父忽然产生了一个出乎意外的想法：我要买地。
如果时间倒回1946年夏天，我们可以看到：祖父一家五口，膝下现在两男一女，田地十三亩，生活还算宽裕。十几亩土地，这在当时当地而言，也并不算少，即使不用外出行走江湖，一家人的生活也应该衣食无忧。更何况，祖父总是隔三差五地背着他的经包外出“做生意”，短则一次十天半月，长则一次数月之久。他的活动半径辐及赣中的大部分地区：吉水、泰和、新干、樟树、峡江、安福、分宜、新喻等县。他一路结下了不少江湖朋友，依靠他们落脚。而那些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底层贫苦农民，则像迎接神一样等待着我祖父用他的“五星命理”去点破他们命运的玄机，从而在无尽的苦难中获得一点点可怜的心理慰藉。当然，在他们获得慰藉的同时，祖父经包中的钱袋也渐渐隆起。
我有时觉得，那时候的祖父不是一个江湖术士，反而更像中国旧社会的一个民间精神导师，更像基督教社会中的牧师：他上通上帝，下达百姓，向上帝他求告百姓的苦难与救赎之道，向百姓他传递上帝的忠告与命运的不可违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买土地都不是祖父最紧迫的事情。他是农民，却并不依靠土地而谋生。那他购置土地的动力来自哪里呢？笼统地说，也许是中国农民的思维与习惯定势，是安土重迁的文化使然。具体的解释也许是：祖父长年奔走江湖，每天睁开双眼看到的都是不同的面孔与不同的风景，在他看似春风得意的背面，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不安，一种对生活无所依托的漂泊感；或者说，在他获得尊严的同时产生了一种对时间消逝的虚无感，江湖的陌生与险恶，让他置身于随时可能失去一切的恐惧之中，而唯一能消弥漂泊感、平息不安与恐惧的，无疑就是那无法移动、近乎永恒的土地。
祖父看上了村口最上等的七亩地。这七亩地，水口好，天睛不干，久雨不涝，是一块可当秧田的上等好地。可不知什么时候，这七亩地已经属于邻村的一户势力强大的大户人家了。
这并没有动摇祖父的决心。他开出了比通常高出三倍的价格，几乎是倾其所有家产。当祖父最终将价开到每亩00块大洋时，大户人家也觉得不好意思再讹诈下去了。
看着两千多块沉甸甸的大洋哗啦啦地倒进大户地主的钱袋中，祖父的脸上应该绽开了一丝不容易觉察的笑容。他心里踏实了许多，即使江湖再大的险恶，也从此有了二十亩土地忠实的护佑。
之后的祖父，依然是背着经包行走天涯，依然是一出门就十天半月，依然是披星戴月、跋山涉水。他不得不比以往更加勤勉。他随行的物品中从此多出了一个黑陶油罐，里面注满了清润的菜油。每当在一个地方歇下脚，祖父就取下油罐，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点亮灯芯，将那本早已翻破了的万年历和另一本烂熟了的《易经》在桌上平铺开来，慢慢研读，在六十四卦中参悟命运的变幻莫测，一任街门外莺歌燕舞，直至灯台上清油将近，火苗渐熄。
祖父当然无法预测到三年后的变化。1949年，祖父在地里转悠了几天，最后在痛哭流泪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极不情愿地交出了包括这七亩地在内的所有二十亩土地给人民政府的农会清算委员会，与全村人一起平均分配。祖父自己这时也成了农会清算会的委员。不管你是多么酷热积攒土地，最终也抗逆不了历史的命运与时代的巨大惯性。1956年，祖父又在半强制半自愿中将分配给自己的土地悉数交给了农业生产高级社。至此，祖父已经一无所有。他的经包已经多年不用，他回到了林溪，成了生产队一名每天按时出工的劳动者。站在那些曾经花费了他几乎所有积蓄购置回来的土地面前，祖父从此埋藏了对土地的所有热情，与村里的任何一个阿猫阿狗一样，成了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无论贫富贵贱，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这样，反而将一个人对土地的渴求热度降到了冰点。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如果说祖父对土地的向往历经了一个由热而冷的变迁，那么完全可以说，父亲经历的则是由冷而热的过程。历史往往就是如此诡异无常，任意在他的主人身上打下令人啼笑皆非的印记。
1996年，当父亲带领全村男丁，牵牛肩耙，强行翻耕那与镇政府争议中的100亩农场地时，父亲对土地的热情达到了顶点，也完成了他对土地由冷到热的一个完整轮回。
我常常猜测，那应该是一个早春的天气，柳枝上的芽尖儿已经暴胀开了，太阳开始明亮起来，照在身上温暖和煦，但水里却还残留着几分冬天的寒意。田地里青青一片，长着冬绿的杂草，还没有从冬天的沉寂中苏醒过来。随着阳光的转暖，地里一年的安排应该明确，多少地该种水稻，多少地该种棉花，多少地该种瓜、种豆、种各色蔬菜，都要做出详细的安排。
晨色微明时候，父亲就扯着嗓子在村子里喊起了话：“今天上午去农场翻田哟——一家一个人——”饭后，村里的男人们就陆续出来了，村里通往下风的机耕道上，人声喧闹起来，赶牛的吆喝声，大声说话的声音，在早春的田岗上形成一道别样的景致。他们往下风的那个镇政府农场浩浩荡荡地进发，像是开赴一场伟大战争的前线。
林溪村南边的那岸水田名叫下风。出村不远处，在一片田地中间，突兀地立着几间老式的砖瓦房，低矮、整齐，不像民房那样别致地错落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农场。这个农场原本是六十年代初人民公社时成立的，从林溪村划出了一百亩水稻田给了农场。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乡镇企业都已经破落，这样的农场也早已名存实亡。现在，农场将土地全承包给了两个外地人耕种。前些年，林溪村村民几次自发组织向镇政府讨要土地，每次都在等待中渐渐没了回音。感觉被愚弄的林溪村民准备不再向镇政府讨要了，而是采取行动。父亲，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村干部而被大家举荐为带领者。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父亲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党员、生产队队长、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大队长，不止一次带领过村民。他带领村民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带领大家大炼钢铁、带领大家扒掉各家各户小灶共吃“大锅饭”，带领大家将粮食“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带领大家在地里数十人集体劳动，带领大家搞“文化大革命”，带领大家划阶级、割资本主义尾巴，带领大家斗地主，带领大家抓生产，促发展，带领大家“农业学大寨”，带领大家分田到户，带领大家植树造林、科学种田，带领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带领大家种棉花……
父亲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从村委会干部岗位上卸任五年后，他会再一次带领大家，用行动去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之前，他总是带领大家去完成上级的某项任务，而这一次却是带领大家去与政府索要自己的土地。有讽刺意味的是，四十年前，正是他代表林溪村两百名社员在公社划出一百亩土地给公社农场的文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仅一个上午，村民几乎将百亩水田全部做样子般地翻耕了一遍。试想，数十个人与牛的组合，在一百亩地里来回耕作，赶牛的吆喝声与充满喜悦的谈笑声，回荡在初春田野上，金黄的油菜花开得正灿烂，在远处的地平线上衬映着，这是怎样一幅唯美的图画呀。
尽管后来镇里以聚众闹事为由，给了父亲党内警告处分，但最终土地还是归还到了村里。这年夏天，水田里的稻子长势喜人，与下风的稻子连为一片，从此不再分出彼此。
处分决定书是镇政府小习送来的。他是父亲多年的朋友，在村委蹲点的那几年，渐渐与父亲有了私交。父亲用他那双接过数十次优秀党员、优秀村干部荣誉的双手接过处分决定书。父亲竟然十分坦然。也许他知道，承受这惩罚的，并不是他孤独的一个人，还有他背后所有村民。父亲笑呵呵的，留下小习吃了午饭。席间，两人话语良多，从来滴酒不沾的父亲，竟然喝下去一瓶啤酒，酒后，一向坚强的父亲泪眼滂沱。小习也大醉而回。此后，两人成莫逆之交，友情愈笃。
我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