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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晨起床后，我用心地修饰了自己一番。我觉得，自己容貌的状态越好，或者说越象个女孩子，我就对自己越有信心一点，好象这是一种无形的资格认证一样。我的努力似乎已经收到了一点小小的成效，虽然短发男装，可是在地铁车站上，擦肩而过的一个大男孩子看着我的脸，侧头向他的同伴“这是女孩还是男孩？”的悄声耳语让我心中窃喜。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好的兆头，男女莫辨的混乱状态，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的混淆。
蓝天丽日之下绿荫环绕的一座白色的楼房，这就是我们千里奔波的目的地。望着它，我激动的心情，我想一定和一路历尽千辛万苦而宿愿终偿的朝圣者相去不远。我让姐姐等在楼下，然后我走进了那个散发着来苏水气味的门厅，一级一级地往上走。我的心跳得很厉害，连迈步上楼的动作都不利索起来。
三楼正对着楼梯口的，是一间镶着磨花玻璃的办公室，上面标有“成形科”的字样。站在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里面的人走动起来，玻璃窗上才会映出疏淡游移的影像，模糊不清。我走上前去，使劲咽下唾沫，敲响了门。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探出头来。我问他X教授在吗？他告诉我X教授出去了，我一下楞住了，不知道如何反应，那扇门就颇有分寸地轻轻在面前掩上了。我呆立在那里，脑子一下子乱了，想不出下一步该怎么办。
正在这时，伴随着轻轻的脚步声，一个年老的女大夫径直向这扇门走了过来。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她会不会就是那个我还不知道是男还是女的X教授呢？可是她不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接着，这个女大夫忽然开口问我，你找X教授有什么事吗？我踌躇着不知如何启齿。她锐利地看了我一眼，我想你一定想做变性手术，对吗？我先是一惊，然后就心里一松，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她又颇有礼貌地问我能不能先和她谈谈？她的态度是那么客气温和，我当然求之不得。她环视了一下四周，说，这样吧，我们下楼去谈。
我们一前一后地下了楼。在室外灿烂的阳光下，我生命的困惑在这个陌生的女性面前开始了今生头一步的求证。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她似乎对我关于病况和症状的描述并不太感兴趣。她只向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关于此项手术所需的手续和步骤，然后就让我去找旁边他们分院的精神科F教授开具精神诊断证明。她说这是施行此类手术必备的第一道手续。
我衷心地向她道了谢。然后找到姐姐，又一起来到五十米开外的分院。挂上了号，我们在二楼精神科的走廊上坐下来等着叫号。这里的两排塑料座椅上坐满了等着看病的人，我不知道他们都有着什么样的精神疾患，不过多数人看上去同常人无异，但有的人就显得不大对劲。尤其是一个梳着两条垂至腰间的麻花辫的中年妇女，她在走廊上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同时不停地用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愤怒地声讨着某一个不知名姓的人。她的身旁，一个从面貌到精神都显得疲惫而无奈的中年男人，大概是她的丈夫，正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慷慨激昂的妻子。这个女人的思维显然跟她的装束一样仍旧停留在某一个已经消逝了的时空里，从她滔滔不绝的论辩内容听来，我推断她或许是一个“文革”微不足道的牺牲品。正想得出神，我旁边的姐姐忽然好象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她说好端端一个人何苦跑到这里跟这些人呆在一起！我无言以对。
那个负责叫号的中年护士满脸横肉，一口居高临下的北京话，态度骄横无礼得同她身上那套洁白柔软的护士服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每一个挂号看病的人都不得不咬牙皱眉地忍受着她的呵斥。半个多小时后，她终于咄咄逼人地喊到我的名字。在她冷漠地指引下，我推开一扇标有“精神科”字样的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明亮整洁的诊室，一个五十开外的大夫在桌子后面正襟而坐，想必就是F教授了。他个子瘦而高，清癯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颇有学者风度。他抬手示意我坐下，然后毫无表情地注视着我，等待我陈述病况。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还是F教授先开了口，你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他的语气和态度有一种安抚人心的郑重和谦和，我开始觉得自己镇定下来。鼓起勇气，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想做变性手术。他听了毫无异状，只是点了点头，示意我往下说，同时拿起笔来刷刷地在面前的病历本上写起字来。
我从来没有当着一个陌生人叙述自己内心状况的经验，何况还是那么隐秘而不可示人的，我不知道怎样开头。F教授就耐心地引导我，他问一句，我答一句，平常得就象一个普通感冒的诊治场面。而且他严肃的态度也渐渐使我觉得，我并不只是作为一种心理疾病的患者讲述着难以启齿的个人隐私，而是配合着一个精神病专科的医师进行着某一种严肃而有益的医学探讨。我慢慢地放松下来。
最后，F教授问我，你一定要做手术吗？我说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生活得很痛苦。他问我怎么痛苦？我一下子顿住了，尽力思索了一番，可还是感到大脑空白一片。那些常常令我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的疯狂和痛苦都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在来京的列车上，我也象临考的小学生一样，在心里反复地演练又演练的。沉痛的倾诉，失控的情绪。痛不欲生，五内如焚。那些平时不招自来一呼即出的情绪好象统统从干涸的舌间蒸发了。我勉强地说下去，可结结巴巴、辞不达意。我感到自己的叙述是那样的苍白和缺乏说服力，甚至显得有些拙劣。我没有办法创造出一种能够博取他人理解和支持的气氛，我简直恨自己。
后来，F教授合上了病历。在窗帘的阴影中，他的脸显得白皙而严肃。他一字一句地对我说，我无权干涉你的选择，但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劝你慎重考虑一下。因为施行变性手术之后，你的工作、生活、处境和婚姻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况且，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必须对你交代清楚。在我们医院... -->>
那天早晨起床后，我用心地修饰了自己一番。我觉得，自己容貌的状态越好，或者说越象个女孩子，我就对自己越有信心一点，好象这是一种无形的资格认证一样。我的努力似乎已经收到了一点小小的成效，虽然短发男装，可是在地铁车站上，擦肩而过的一个大男孩子看着我的脸，侧头向他的同伴“这是女孩还是男孩？”的悄声耳语让我心中窃喜。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好的兆头，男女莫辨的混乱状态，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的混淆。
蓝天丽日之下绿荫环绕的一座白色的楼房，这就是我们千里奔波的目的地。望着它，我激动的心情，我想一定和一路历尽千辛万苦而宿愿终偿的朝圣者相去不远。我让姐姐等在楼下，然后我走进了那个散发着来苏水气味的门厅，一级一级地往上走。我的心跳得很厉害，连迈步上楼的动作都不利索起来。
三楼正对着楼梯口的，是一间镶着磨花玻璃的办公室，上面标有“成形科”的字样。站在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里面的人走动起来，玻璃窗上才会映出疏淡游移的影像，模糊不清。我走上前去，使劲咽下唾沫，敲响了门。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探出头来。我问他X教授在吗？他告诉我X教授出去了，我一下楞住了，不知道如何反应，那扇门就颇有分寸地轻轻在面前掩上了。我呆立在那里，脑子一下子乱了，想不出下一步该怎么办。
正在这时，伴随着轻轻的脚步声，一个年老的女大夫径直向这扇门走了过来。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她会不会就是那个我还不知道是男还是女的X教授呢？可是她不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接着，这个女大夫忽然开口问我，你找X教授有什么事吗？我踌躇着不知如何启齿。她锐利地看了我一眼，我想你一定想做变性手术，对吗？我先是一惊，然后就心里一松，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她又颇有礼貌地问我能不能先和她谈谈？她的态度是那么客气温和，我当然求之不得。她环视了一下四周，说，这样吧，我们下楼去谈。
我们一前一后地下了楼。在室外灿烂的阳光下，我生命的困惑在这个陌生的女性面前开始了今生头一步的求证。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她似乎对我关于病况和症状的描述并不太感兴趣。她只向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关于此项手术所需的手续和步骤，然后就让我去找旁边他们分院的精神科F教授开具精神诊断证明。她说这是施行此类手术必备的第一道手续。
我衷心地向她道了谢。然后找到姐姐，又一起来到五十米开外的分院。挂上了号，我们在二楼精神科的走廊上坐下来等着叫号。这里的两排塑料座椅上坐满了等着看病的人，我不知道他们都有着什么样的精神疾患，不过多数人看上去同常人无异，但有的人就显得不大对劲。尤其是一个梳着两条垂至腰间的麻花辫的中年妇女，她在走廊上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同时不停地用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愤怒地声讨着某一个不知名姓的人。她的身旁，一个从面貌到精神都显得疲惫而无奈的中年男人，大概是她的丈夫，正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慷慨激昂的妻子。这个女人的思维显然跟她的装束一样仍旧停留在某一个已经消逝了的时空里，从她滔滔不绝的论辩内容听来，我推断她或许是一个“文革”微不足道的牺牲品。正想得出神，我旁边的姐姐忽然好象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她说好端端一个人何苦跑到这里跟这些人呆在一起！我无言以对。
那个负责叫号的中年护士满脸横肉，一口居高临下的北京话，态度骄横无礼得同她身上那套洁白柔软的护士服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每一个挂号看病的人都不得不咬牙皱眉地忍受着她的呵斥。半个多小时后，她终于咄咄逼人地喊到我的名字。在她冷漠地指引下，我推开一扇标有“精神科”字样的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明亮整洁的诊室，一个五十开外的大夫在桌子后面正襟而坐，想必就是F教授了。他个子瘦而高，清癯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颇有学者风度。他抬手示意我坐下，然后毫无表情地注视着我，等待我陈述病况。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还是F教授先开了口，你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他的语气和态度有一种安抚人心的郑重和谦和，我开始觉得自己镇定下来。鼓起勇气，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想做变性手术。他听了毫无异状，只是点了点头，示意我往下说，同时拿起笔来刷刷地在面前的病历本上写起字来。
我从来没有当着一个陌生人叙述自己内心状况的经验，何况还是那么隐秘而不可示人的，我不知道怎样开头。F教授就耐心地引导我，他问一句，我答一句，平常得就象一个普通感冒的诊治场面。而且他严肃的态度也渐渐使我觉得，我并不只是作为一种心理疾病的患者讲述着难以启齿的个人隐私，而是配合着一个精神病专科的医师进行着某一种严肃而有益的医学探讨。我慢慢地放松下来。
最后，F教授问我，你一定要做手术吗？我说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生活得很痛苦。他问我怎么痛苦？我一下子顿住了，尽力思索了一番，可还是感到大脑空白一片。那些常常令我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的疯狂和痛苦都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在来京的列车上，我也象临考的小学生一样，在心里反复地演练又演练的。沉痛的倾诉，失控的情绪。痛不欲生，五内如焚。那些平时不招自来一呼即出的情绪好象统统从干涸的舌间蒸发了。我勉强地说下去，可结结巴巴、辞不达意。我感到自己的叙述是那样的苍白和缺乏说服力，甚至显得有些拙劣。我没有办法创造出一种能够博取他人理解和支持的气氛，我简直恨自己。
后来，F教授合上了病历。在窗帘的阴影中，他的脸显得白皙而严肃。他一字一句地对我说，我无权干涉你的选择，但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劝你慎重考虑一下。因为施行变性手术之后，你的工作、生活、处境和婚姻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况且，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必须对你交代清楚。在我们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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