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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里糊涂推进了一辆面包车，然后装到一间大房子里。第二一早，我就被推上一辆有着绿色敞篷的卡车。装满一车后，卡车就开出了上海。他们把我们送到苏北，放下来，办完移交手续，就走了。可卡车前脚刚走，我后脚就跟其它被遣返人员一起，重新踏上了开往上海的长途汽车。这次到了上海，我再也不敢睡马路了，而是在一个屋檐下坐到天亮，然后按照杨忠孝娘写给我的地址，找到杨忠孝的工地。在他工地上，我做到了半个月的小工。后来，那个请假回家的人来了，我就没工做了，只好问杨忠教借了五百元钱出来。我不想回家，可不回家做什么呢？我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摆地摊。”
“你还摆过地摊？”向志荣越发好奇了。
“对，摆过。”孙炳辉津津有味地说，“我先到市郊结合部，化六十元钱，租了一间农民围墙边搭起来的小房子，然后乘车到常熟服饰城，批了一批便宜的衣服，弄回上海，摆到闵行一条热闹的街边去叫卖。一个星期下来，我赚了三百多元钱，就信心大增，决定做下去。可不久，城管队员开始象猫捉老鼠一样，驱赶捕捉我们。我成天提心吊胆地与他们捉迷藏，打游击。好在我年轻腿脚灵，眼睛又尖，所以每次逃跑都跑得最快，一次次成功逃避了城管人员的围追堵截，从来没有被罚款，没收过。这样摆了一个多月的摊，我一算，居然赚了两千多元钱。一天，我吃完晚饭，在租住的村庄小路上散步。因为心情好，见一个照过面的老头迎面走过来，我冲他点点头问，你也住在这里？没想到，就是这一搭讪，我就走上了成功之路。”
“是吗？”向志荣有些难以置信，“你一搭讪，就成功了？”
“对，搭讪后，我的命运就开始发生变化。”孙炳辉神采飞扬地说，“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想起前一阵在工地上做小工的经历，就说是搞工程的。他问我是做老板，还是打工的，我说是老板。他就高兴地说，那正好，我手上有个高层建筑，你做过高层吗？我吹牛说，当然做过，然后煞有介事地说了几个工地名称，其实都是胡诌的。老头竟然相信了，答应带我去谈这个工程。于是，我先找人借了一个两级建筑资质的复印件，然后买了一身象样的西装领带皮鞋和小包，再化一千多元钱买了一个手机，印了一盒名片。全副武装后，这天，我特意买了一包中华烟，随老头来到这家房产公司。没想到这家房产公司的老板，是个快要急疯了的广东人。他的房产公司再借不到钱，办不出开发房产的有关手续，他的地皮就要被没收了。所以他根本无意考问我有没有实力做这个工程，而是急不可耐地说：我现在只认钱，不认人，我要找有实力的老板，你真的有钱吗？广东人姓蔡。蔡总打量着我，满眼的疑惑。为了能接到这个工程，我腰一挺，毫不含糊地说：你要借多少钱？他说至少五百万。我说没问题，但必须把合同签给我。蔡总，你别看我年纪轻，可各人有各人的路子。我就跟你透点底吧，我一个亲戚，是上海陆家嘴一个银行的行长。蔡总一听，眼睛一下子锐亮起来：合同订给你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保证五百万给我到位。我爽快地说：小事一桩。就这样，我只化了一千多元钱，就订到了一个暂定价为四千万元的高层建筑合同。可是钱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弄得身无分文，哪里来的五百万啊？我也根本没有什么当银行行长的亲戚。但不吹，能订到这个合同吗？”
向志荣听着听着，脸色不知不觉沉了下来：这不是捣浆糊吗？
没想到，孙炳辉自己也承认了：“为了能真正接成这个工程，我只得捣浆糊。我先让一个介绍人，找来一个有钱的老板，我口头答应把这个高层建筑的安装工程分包给他做，条件是先借五万元给我。那个安装老板一看我的总包合同，当即就开给我一张五万元的支票。我马上将它变成现金，然后换了个手机号码，到桃浦地区租了一层旧楼，用红地毯一铺，再买了些办公设备，一个象模象样的建筑分公司诞生了。我请了一些专门跑建筑中介的闲人，拉施工队伍来谈这个工程。我分包的条件，你也知道，借五百万，垫资到正负零，抽总价百分之六的管理费，不含税金。”
向志荣越听，越感到不是滋味：实际上，他这是在转手倒卖工程，跟他以前在地摊上倒卖服装是一样的。这是典型的捣浆糊行为！为了空手捣成这件事，他到处让人拉队伍来谈分包，上海滩上就又多了一个以孙炳辉为中心的小小浆糊圈。
孙炳辉却更加起劲地说：“一时间，我的办公室里人来人往，一支支队伍走进走出，人声嘈杂，热闹非凡。可谈来谈去，谁也拿不出五百万，就一直没谈成。而蔡总却急得嗷嗷叫，不停地打电话催我。催催，不见有钱到位，他就开始骂我是骗子，叫嚷要中止合同。我呢？还是不急不躁，一方面继续用谎话哄他，拖他，一方面用从施工队那里捣来的小钱，招待他吃喝玩乐。当然，我也抓住蔡总的一个软肋，才稳坐钓鱼台的。蔡总根本不具备发包工程的条件，就把工程合同订给了我，这不也是捣浆糊吗？没有中标书的合同，就是废纸一张。你捣我，我捣你，两人扯平，谁也不欠谁了。”
向志荣看着这个得意洋洋的学生，心里想，他年纪虽小，城府却不浅，也很精明。这也许就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在学校里，他成绩平平，表现不是太好，没想到走上社会后，（未完待续）
糊里糊涂推进了一辆面包车，然后装到一间大房子里。第二一早，我就被推上一辆有着绿色敞篷的卡车。装满一车后，卡车就开出了上海。他们把我们送到苏北，放下来，办完移交手续，就走了。可卡车前脚刚走，我后脚就跟其它被遣返人员一起，重新踏上了开往上海的长途汽车。这次到了上海，我再也不敢睡马路了，而是在一个屋檐下坐到天亮，然后按照杨忠孝娘写给我的地址，找到杨忠孝的工地。在他工地上，我做到了半个月的小工。后来，那个请假回家的人来了，我就没工做了，只好问杨忠教借了五百元钱出来。我不想回家，可不回家做什么呢？我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摆地摊。”
“你还摆过地摊？”向志荣越发好奇了。
“对，摆过。”孙炳辉津津有味地说，“我先到市郊结合部，化六十元钱，租了一间农民围墙边搭起来的小房子，然后乘车到常熟服饰城，批了一批便宜的衣服，弄回上海，摆到闵行一条热闹的街边去叫卖。一个星期下来，我赚了三百多元钱，就信心大增，决定做下去。可不久，城管队员开始象猫捉老鼠一样，驱赶捕捉我们。我成天提心吊胆地与他们捉迷藏，打游击。好在我年轻腿脚灵，眼睛又尖，所以每次逃跑都跑得最快，一次次成功逃避了城管人员的围追堵截，从来没有被罚款，没收过。这样摆了一个多月的摊，我一算，居然赚了两千多元钱。一天，我吃完晚饭，在租住的村庄小路上散步。因为心情好，见一个照过面的老头迎面走过来，我冲他点点头问，你也住在这里？没想到，就是这一搭讪，我就走上了成功之路。”
“是吗？”向志荣有些难以置信，“你一搭讪，就成功了？”
“对，搭讪后，我的命运就开始发生变化。”孙炳辉神采飞扬地说，“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想起前一阵在工地上做小工的经历，就说是搞工程的。他问我是做老板，还是打工的，我说是老板。他就高兴地说，那正好，我手上有个高层建筑，你做过高层吗？我吹牛说，当然做过，然后煞有介事地说了几个工地名称，其实都是胡诌的。老头竟然相信了，答应带我去谈这个工程。于是，我先找人借了一个两级建筑资质的复印件，然后买了一身象样的西装领带皮鞋和小包，再化一千多元钱买了一个手机，印了一盒名片。全副武装后，这天，我特意买了一包中华烟，随老头来到这家房产公司。没想到这家房产公司的老板，是个快要急疯了的广东人。他的房产公司再借不到钱，办不出开发房产的有关手续，他的地皮就要被没收了。所以他根本无意考问我有没有实力做这个工程，而是急不可耐地说：我现在只认钱，不认人，我要找有实力的老板，你真的有钱吗？广东人姓蔡。蔡总打量着我，满眼的疑惑。为了能接到这个工程，我腰一挺，毫不含糊地说：你要借多少钱？他说至少五百万。我说没问题，但必须把合同签给我。蔡总，你别看我年纪轻，可各人有各人的路子。我就跟你透点底吧，我一个亲戚，是上海陆家嘴一个银行的行长。蔡总一听，眼睛一下子锐亮起来：合同订给你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保证五百万给我到位。我爽快地说：小事一桩。就这样，我只化了一千多元钱，就订到了一个暂定价为四千万元的高层建筑合同。可是钱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弄得身无分文，哪里来的五百万啊？我也根本没有什么当银行行长的亲戚。但不吹，能订到这个合同吗？”
向志荣听着听着，脸色不知不觉沉了下来：这不是捣浆糊吗？
没想到，孙炳辉自己也承认了：“为了能真正接成这个工程，我只得捣浆糊。我先让一个介绍人，找来一个有钱的老板，我口头答应把这个高层建筑的安装工程分包给他做，条件是先借五万元给我。那个安装老板一看我的总包合同，当即就开给我一张五万元的支票。我马上将它变成现金，然后换了个手机号码，到桃浦地区租了一层旧楼，用红地毯一铺，再买了些办公设备，一个象模象样的建筑分公司诞生了。我请了一些专门跑建筑中介的闲人，拉施工队伍来谈这个工程。我分包的条件，你也知道，借五百万，垫资到正负零，抽总价百分之六的管理费，不含税金。”
向志荣越听，越感到不是滋味：实际上，他这是在转手倒卖工程，跟他以前在地摊上倒卖服装是一样的。这是典型的捣浆糊行为！为了空手捣成这件事，他到处让人拉队伍来谈分包，上海滩上就又多了一个以孙炳辉为中心的小小浆糊圈。
孙炳辉却更加起劲地说：“一时间，我的办公室里人来人往，一支支队伍走进走出，人声嘈杂，热闹非凡。可谈来谈去，谁也拿不出五百万，就一直没谈成。而蔡总却急得嗷嗷叫，不停地打电话催我。催催，不见有钱到位，他就开始骂我是骗子，叫嚷要中止合同。我呢？还是不急不躁，一方面继续用谎话哄他，拖他，一方面用从施工队那里捣来的小钱，招待他吃喝玩乐。当然，我也抓住蔡总的一个软肋，才稳坐钓鱼台的。蔡总根本不具备发包工程的条件，就把工程合同订给了我，这不也是捣浆糊吗？没有中标书的合同，就是废纸一张。你捣我，我捣你，两人扯平，谁也不欠谁了。”
向志荣看着这个得意洋洋的学生，心里想，他年纪虽小，城府却不浅，也很精明。这也许就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在学校里，他成绩平平，表现不是太好，没想到走上社会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