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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边境小镇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记得母亲和我说，我刚出生的时候家里还有不少田地，至少衣食无忧。不过，在我两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事，从此家中的光景便每况愈下了。”
鲁道夫吸了一口烟，继续娓娓说道：“那一年春天大旱，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我父亲嗜酒如命，在一次酒醉后糊涂的从一个犹太商人那里借了一笔钱。家里的生活当时改善了不少，但为了偿还这笔钱和利息父亲不得不开始变卖田地。五年后，父亲去世了，为了还清欠款并给父亲筹备丧葬费用，母亲再次卖掉了家中大部分田地。从12岁小学毕业那年起，我开始在镇上的一家制鞋厂里做学徒，虽然每天挣的钱仅仅够自己吃一顿饭，但我却不得不做，因为家中的生计实在是太艰难了。当时鞋厂里还有好几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孩子，我是所有人中干活最诚实的。”
“17岁那年，我的母亲也去世了。当时我在鞋厂里已经是熟练工，但镇上的工资水平很低。每年冬季，从摩拉维亚都会偷偷跑过来的一些捷克人，他们要求的工资很少，因为他们那里的食物要便宜很多。”
“在亲戚们的建议下，我来到柏林，打算通过几年的努力赚取一笔回乡娶亲的费用。但是柏林工厂的待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而且每月的开支又如此巨大。在来到柏林的第一年，我和我的一位工友以及他的母亲和妹妹，一共4个人租住在西郊的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公寓内，两张床就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不过好在这儿交通方便，每天早晨还可以节省十几分钟上公共厕所排队的时间，能多睡一会。”
“虽然环境很艰苦，但我还是满怀希望的憧憬着未来。哈德罗夫先生答应我，等我干满一年，就给于我和本地熟练工人一样的待遇。工资能增加三成，工作时间则可以缩短一个小时，从每天12小时减少到11个小时，并且每月还可以有三天的假期。”
“半年后，有一天晚上工友的妹妹说我想强暴她，其实那天是我的生日，稍微喝了点酒，并非故意的。不过，两周后我还是被迫从公寓中搬出来，重新找了一个住处。新找到的住处依然是两人一间的小公寓，但只有两个单人床，是我和一个马车夫合租的，租金自然比原来高出了不少。”
“半年时间很快过去了，哈德罗夫按照约定给我涨了工资，我高兴极了。那个月我拿到了32马克，扣除房租8马克以及餐费12马克，我还能剩下12马克。如果能一直这样工作下去，六年后我估计可以攒齐1000马克，到那时就能够家乡置办一处田地了。但是我仅仅高兴了一个月，1887年的三月份，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所有的食物都涨价了，黑面包的价格涨了一半。就这样，辛苦工作一年下来依然所剩无几。”
“更为麻烦的是，不久后，我的身体变差了。医生告诉我，如果继续这样劳累下去而不注意休息，我最多还能再活十来年的时间，而眼睛要不了5年就会坏掉。乡间的农夫们不生大病的情况下也能活个40多岁，想想自己辛苦做工，命运确是如此悲催。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不辛苦就得挨饿，可是如此辛苦的活下去到头来又能如何？生活没了奔头，人就真正懈怠了。”
鲁道夫眨眨眼睛，出神的回忆着自己的往事。
“1888年下半年，同室的那个马车夫死去了，因为柏林的公共交通换成有轨电车后，他就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房东说他大概死于营养不良。新来的室友是一位从波兰逃过来的俄国人，名叫乌里扬诺夫，他年纪不大却秃着头，德语说的还算不错。他没什么正经职业，但似乎有些积蓄，倒不至于挨饿。他总有闲暇时间读书看报，也能了解最新发生的事情。当我抱怨食物太贵的时候，他对我解释说，这都是俾斯麦首相增加了对俄国关税导致的，他说‘俄国的黑面包的价格只有这里的一半’，那一刻我惊诧万分。”
“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人们偶尔说起的社会主义者，受到俄国政府通缉才跑到德国来。他向我解释了为什么工人永远都是受苦的命运，告诉我只有工人们联合起来组成工会并使用暴力才能战胜工厂主和贵族政府，结束自身受奴役的命运。”
“有一段时间他告诉我说，他被便衣侦探盯上了，要我每天帮他带一些食物和报纸回来。后来，他为了感谢我的帮助请我去哈姆特舞场玩了一个通宵。”
“不久后，乌里扬诺夫先生动身去了瑞士。新来的室友汉斯则是个酒鬼，他原来在铁厂工作，挣的工资也不少。因为未婚妻和一个有钱人跑了，所以变成了酒鬼。我也跟着他整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偶尔也会去哈姆特舞场快活一次。去年年末，我被检查出换了一种叫梅毒的严重的生理疾病，医生说即便花钱治疗也活不了多久了。我曾想过要回乡下去，可身边仅有的一点余钱，什么都做不了。这时候，汉斯在大醉了一次后再也没有醒来。看着灰暗的天空，我想起了乌里扬诺夫的话……”
听完鲁道夫的自述，威廉百感交集，他万万不能想到，此时的欧洲的工人阶层生活是如此的困苦和艰辛。也难怪每年都有大批怀揣自己梦想的德国人漂洋过海到美国去。
“不必起诉了，十日后绞死。”
威廉冷冷的丢下一句话，走出了审讯室。
从这一刻起，改善工人待遇问题成为威廉心中的头等大事，他是个有历史尝试的人，所以他害怕布尔什维克远甚于什么英国、法国和俄国。
可能有些读者不能理解一百年前的欧洲，人们生活如此困难。其实确实是这样，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生活改善都是拜科技进步所赐。
18世纪，加勒比种植园的奴隶们工作苦不苦，但英国本土的童工比他们更苦，女工的收入比他们更低；
1850年，普通法国人的预期寿命是40岁；
整个19世纪，英国手工工厂的人均工资是欧洲最高的，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工作效率远高于法国，也高于普鲁士；
一战前，占英国88%的人口只掌握了全部财富的7.5%，这个基尼系数现在无论放到哪个民主国家都够造反好几次了。
一个边境小镇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记得母亲和我说，我刚出生的时候家里还有不少田地，至少衣食无忧。不过，在我两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事，从此家中的光景便每况愈下了。”
鲁道夫吸了一口烟，继续娓娓说道：“那一年春天大旱，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我父亲嗜酒如命，在一次酒醉后糊涂的从一个犹太商人那里借了一笔钱。家里的生活当时改善了不少，但为了偿还这笔钱和利息父亲不得不开始变卖田地。五年后，父亲去世了，为了还清欠款并给父亲筹备丧葬费用，母亲再次卖掉了家中大部分田地。从12岁小学毕业那年起，我开始在镇上的一家制鞋厂里做学徒，虽然每天挣的钱仅仅够自己吃一顿饭，但我却不得不做，因为家中的生计实在是太艰难了。当时鞋厂里还有好几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孩子，我是所有人中干活最诚实的。”
“17岁那年，我的母亲也去世了。当时我在鞋厂里已经是熟练工，但镇上的工资水平很低。每年冬季，从摩拉维亚都会偷偷跑过来的一些捷克人，他们要求的工资很少，因为他们那里的食物要便宜很多。”
“在亲戚们的建议下，我来到柏林，打算通过几年的努力赚取一笔回乡娶亲的费用。但是柏林工厂的待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而且每月的开支又如此巨大。在来到柏林的第一年，我和我的一位工友以及他的母亲和妹妹，一共4个人租住在西郊的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公寓内，两张床就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不过好在这儿交通方便，每天早晨还可以节省十几分钟上公共厕所排队的时间，能多睡一会。”
“虽然环境很艰苦，但我还是满怀希望的憧憬着未来。哈德罗夫先生答应我，等我干满一年，就给于我和本地熟练工人一样的待遇。工资能增加三成，工作时间则可以缩短一个小时，从每天12小时减少到11个小时，并且每月还可以有三天的假期。”
“半年后，有一天晚上工友的妹妹说我想强暴她，其实那天是我的生日，稍微喝了点酒，并非故意的。不过，两周后我还是被迫从公寓中搬出来，重新找了一个住处。新找到的住处依然是两人一间的小公寓，但只有两个单人床，是我和一个马车夫合租的，租金自然比原来高出了不少。”
“半年时间很快过去了，哈德罗夫按照约定给我涨了工资，我高兴极了。那个月我拿到了32马克，扣除房租8马克以及餐费12马克，我还能剩下12马克。如果能一直这样工作下去，六年后我估计可以攒齐1000马克，到那时就能够家乡置办一处田地了。但是我仅仅高兴了一个月，1887年的三月份，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所有的食物都涨价了，黑面包的价格涨了一半。就这样，辛苦工作一年下来依然所剩无几。”
“更为麻烦的是，不久后，我的身体变差了。医生告诉我，如果继续这样劳累下去而不注意休息，我最多还能再活十来年的时间，而眼睛要不了5年就会坏掉。乡间的农夫们不生大病的情况下也能活个40多岁，想想自己辛苦做工，命运确是如此悲催。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不辛苦就得挨饿，可是如此辛苦的活下去到头来又能如何？生活没了奔头，人就真正懈怠了。”
鲁道夫眨眨眼睛，出神的回忆着自己的往事。
“1888年下半年，同室的那个马车夫死去了，因为柏林的公共交通换成有轨电车后，他就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房东说他大概死于营养不良。新来的室友是一位从波兰逃过来的俄国人，名叫乌里扬诺夫，他年纪不大却秃着头，德语说的还算不错。他没什么正经职业，但似乎有些积蓄，倒不至于挨饿。他总有闲暇时间读书看报，也能了解最新发生的事情。当我抱怨食物太贵的时候，他对我解释说，这都是俾斯麦首相增加了对俄国关税导致的，他说‘俄国的黑面包的价格只有这里的一半’，那一刻我惊诧万分。”
“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人们偶尔说起的社会主义者，受到俄国政府通缉才跑到德国来。他向我解释了为什么工人永远都是受苦的命运，告诉我只有工人们联合起来组成工会并使用暴力才能战胜工厂主和贵族政府，结束自身受奴役的命运。”
“有一段时间他告诉我说，他被便衣侦探盯上了，要我每天帮他带一些食物和报纸回来。后来，他为了感谢我的帮助请我去哈姆特舞场玩了一个通宵。”
“不久后，乌里扬诺夫先生动身去了瑞士。新来的室友汉斯则是个酒鬼，他原来在铁厂工作，挣的工资也不少。因为未婚妻和一个有钱人跑了，所以变成了酒鬼。我也跟着他整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偶尔也会去哈姆特舞场快活一次。去年年末，我被检查出换了一种叫梅毒的严重的生理疾病，医生说即便花钱治疗也活不了多久了。我曾想过要回乡下去，可身边仅有的一点余钱，什么都做不了。这时候，汉斯在大醉了一次后再也没有醒来。看着灰暗的天空，我想起了乌里扬诺夫的话……”
听完鲁道夫的自述，威廉百感交集，他万万不能想到，此时的欧洲的工人阶层生活是如此的困苦和艰辛。也难怪每年都有大批怀揣自己梦想的德国人漂洋过海到美国去。
“不必起诉了，十日后绞死。”
威廉冷冷的丢下一句话，走出了审讯室。
从这一刻起，改善工人待遇问题成为威廉心中的头等大事，他是个有历史尝试的人，所以他害怕布尔什维克远甚于什么英国、法国和俄国。
可能有些读者不能理解一百年前的欧洲，人们生活如此困难。其实确实是这样，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生活改善都是拜科技进步所赐。
18世纪，加勒比种植园的奴隶们工作苦不苦，但英国本土的童工比他们更苦，女工的收入比他们更低；
1850年，普通法国人的预期寿命是40岁；
整个19世纪，英国手工工厂的人均工资是欧洲最高的，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工作效率远高于法国，也高于普鲁士；
一战前，占英国88%的人口只掌握了全部财富的7.5%，这个基尼系数现在无论放到哪个民主国家都够造反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