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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董平这位军团长的带头，后续的工作就更好办了。
额外说一句，作为第五军团的军团长，他本应该在后方维持梁岛稳定和安全的，最起码梁岛要驻扎一个军团，否则不能保证会不会遇到以外，只靠海警和陆警难免还有些不够看，毕竟这两支部队刚刚成立没多久，训练程度还没有达到可以直接参战的标准。
可是董平是个耐不住性子的，曹岩明明给他的命令是让他的第五军团在梁岛驻扎，同时加强训练。结果他却一个人跑了出来，曹岩教训了他一顿，发了他两年的薪俸，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毕竟梁岛现在确实没什么危险，不过后面曹岩还有惩罚计划，无论如何，也要把董平的性子稍微磨平一些才行。
董平当然不在乎这些薪俸，反正他作为军团长，吃喝穿戴样样不愁，现在连老婆都有了，就更加不会因为薪俸的事情而发愁了。
集体相亲虽然重要，但也只是冬日的调剂品罢了，曹岩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立刻整顿如今的扶桑，所有占领区都进行改革。军事方面直接进行管制，每天进入夜间之后，是不允许任何人出门的，但凡出门就直接当反叛论处，根本不给辩解的机会直接处死，杀死几百人之后，其他的扶桑人立刻不敢在大半夜出门了。然后是加强教育，吴用等人的教育部，目前已经培养出了第一批教师，虽然水平并不高，但教导一下简单的文字还是没问题的。
只要普通民众懂得识字了，后面的事情就好做了。
为了尽可能强化中华文化在周边各国的影响，曹岩已经对造纸术和印刷术进行了改良。
造纸术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北宋时期的纸张已经很不错了，要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纸张的质量还略差。曹岩让梁山的工匠对现有的造纸器械进行了改进，一千常用的麦秆和芦苇、树皮等材料已经被摒弃，目前梁山造纸，已经全部开始使用木料。木料的纤维更粗，制造的纸张质量也更好。同时纸张里加入了胶和增白剂等东西，都是尽可能找的纯天然产物，保证纸张的洁白程度和柔韧性都有不小的提升。
印刷术方面，就有些搞头了。
印刷术是华夏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缣帛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社会的需要。直到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72－178年，才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的唐朝，人们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划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
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
于是北宋发明家毕发明了活字印刷，改进雕版印刷这些缺点。他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
毕升的方法是这样的：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象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
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的时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可以随制随用。为便于拣字，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排字的时候，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拣出来一个个排进框内。排满一框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药剂稍微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的时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纸，加一定的压力就行了。为了可以连续印刷，就用两块铁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两版交替使用。
印完以后，用火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一抖，活字就可以从铁板上脱落下来，再按韵放回原来木格里，以备下次再用。
毕升还试验过木活字印刷，由于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困难，木活字沾水后变形，以及和药剂粘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等原因，所以毕升没有采用。毕升的胶泥活字版印书方法，如果只印二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份，工作效率就极其可观了，不仅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质量，比雕版印刷要优越得多。甚至就连现代的凸版铅印，虽然在设备和技术条件上是宋朝毕的活字印刷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活字印刷的发明，可以说是为人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里面，古代华夏的平民发明家毕的功绩不可磨灭的。可是关于毕升的生平事迹，人们却一无所知，幸亏毕创造活字印刷的事迹，比较完整地记录在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里。1965年出土一件印本残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有关专家考证认定为是毕之后大约50年北宋时期的泥活字印本，应是迄今发现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版费时费工，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毕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
但泥印还是有问题，那就是活字的强度不够，使用过几次之后，活字就容易变形，容易损毁，所以曹岩直接就让梁山的工匠用铅来制造活字。铅活字印刷术，这又是好几百年之后才会出现的新技术，在印刷技术上没什么变化，但却在材料上发生了改变，这样一来，活字的强度就有了保证，铅活字用个上百次甚至是几百次都毫无问题。
有了纸，有了印刷术，扶桑这边的墨不太好，但没关系，能印刷就行。
大批量印刷出各种教材，全部免费投放到了扶桑各地，而且曹岩要求扶桑上下搞免费蒙学，适龄儿童必须入学学习，这属于强制的行政命令，任何人不得违抗。
至于说传授内容，考虑到扶桑人和大陆人还不一样，他们所传承的毕竟不是汉家正统，所以曹岩直接把“三百千”拿出来作为教材。
所谓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的简称，在古代，这三本书就是儿童蒙学最主要的读物。
这其中，《千字文》是最早成书的，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即公元502到549年，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就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千字文》。文中1000字本来不得有所重复，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却重复了一个“洁”字。因此，《千字文》实际只运用了999字。
除周兴嗣版《千字文》之外，另有《续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千字文》以儒学理论为纲、穿插诸多常识，用四字韵语写出，很适于儿童诵读，后来就成了华夏古代教育史上最早、最成功的启蒙教材。宋明以后直至清末，《千字文》与《三字经》、《百家姓》一起，构成了我国人民最基础的“三、百、千”启蒙读物。旧有打油诗云：“学童三五并排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说得就是这个。事实上，不仅汉民族用作儿童启蒙教材，一些兄弟民族也使用，甚至传到了扶桑。
可惜扶桑的当权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里面的问题，所以他并没有下令将《千字文》的内容传播下去，最多是私底下有些传播，但却并没有完全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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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董平这位军团长的带头，后续的工作就更好办了。
额外说一句，作为第五军团的军团长，他本应该在后方维持梁岛稳定和安全的，最起码梁岛要驻扎一个军团，否则不能保证会不会遇到以外，只靠海警和陆警难免还有些不够看，毕竟这两支部队刚刚成立没多久，训练程度还没有达到可以直接参战的标准。
可是董平是个耐不住性子的，曹岩明明给他的命令是让他的第五军团在梁岛驻扎，同时加强训练。结果他却一个人跑了出来，曹岩教训了他一顿，发了他两年的薪俸，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毕竟梁岛现在确实没什么危险，不过后面曹岩还有惩罚计划，无论如何，也要把董平的性子稍微磨平一些才行。
董平当然不在乎这些薪俸，反正他作为军团长，吃喝穿戴样样不愁，现在连老婆都有了，就更加不会因为薪俸的事情而发愁了。
集体相亲虽然重要，但也只是冬日的调剂品罢了，曹岩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立刻整顿如今的扶桑，所有占领区都进行改革。军事方面直接进行管制，每天进入夜间之后，是不允许任何人出门的，但凡出门就直接当反叛论处，根本不给辩解的机会直接处死，杀死几百人之后，其他的扶桑人立刻不敢在大半夜出门了。然后是加强教育，吴用等人的教育部，目前已经培养出了第一批教师，虽然水平并不高，但教导一下简单的文字还是没问题的。
只要普通民众懂得识字了，后面的事情就好做了。
为了尽可能强化中华文化在周边各国的影响，曹岩已经对造纸术和印刷术进行了改良。
造纸术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北宋时期的纸张已经很不错了，要说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纸张的质量还略差。曹岩让梁山的工匠对现有的造纸器械进行了改进，一千常用的麦秆和芦苇、树皮等材料已经被摒弃，目前梁山造纸，已经全部开始使用木料。木料的纤维更粗，制造的纸张质量也更好。同时纸张里加入了胶和增白剂等东西，都是尽可能找的纯天然产物，保证纸张的洁白程度和柔韧性都有不小的提升。
印刷术方面，就有些搞头了。
印刷术是华夏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缣帛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
社会的需要。直到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72－178年，才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的唐朝，人们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划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
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
于是北宋发明家毕发明了活字印刷，改进雕版印刷这些缺点。他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
毕升的方法是这样的：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象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
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的时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可以随制随用。为便于拣字，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排字的时候，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拣出来一个个排进框内。排满一框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药剂稍微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的时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纸，加一定的压力就行了。为了可以连续印刷，就用两块铁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两版交替使用。
印完以后，用火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一抖，活字就可以从铁板上脱落下来，再按韵放回原来木格里，以备下次再用。
毕升还试验过木活字印刷，由于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困难，木活字沾水后变形，以及和药剂粘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等原因，所以毕升没有采用。毕升的胶泥活字版印书方法，如果只印二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份，工作效率就极其可观了，不仅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质量，比雕版印刷要优越得多。甚至就连现代的凸版铅印，虽然在设备和技术条件上是宋朝毕的活字印刷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活字印刷的发明，可以说是为人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里面，古代华夏的平民发明家毕的功绩不可磨灭的。可是关于毕升的生平事迹，人们却一无所知，幸亏毕创造活字印刷的事迹，比较完整地记录在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里。1965年出土一件印本残页《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有关专家考证认定为是毕之后大约50年北宋时期的泥活字印本，应是迄今发现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版费时费工，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用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了，毕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
但泥印还是有问题，那就是活字的强度不够，使用过几次之后，活字就容易变形，容易损毁，所以曹岩直接就让梁山的工匠用铅来制造活字。铅活字印刷术，这又是好几百年之后才会出现的新技术，在印刷技术上没什么变化，但却在材料上发生了改变，这样一来，活字的强度就有了保证，铅活字用个上百次甚至是几百次都毫无问题。
有了纸，有了印刷术，扶桑这边的墨不太好，但没关系，能印刷就行。
大批量印刷出各种教材，全部免费投放到了扶桑各地，而且曹岩要求扶桑上下搞免费蒙学，适龄儿童必须入学学习，这属于强制的行政命令，任何人不得违抗。
至于说传授内容，考虑到扶桑人和大陆人还不一样，他们所传承的毕竟不是汉家正统，所以曹岩直接把“三百千”拿出来作为教材。
所谓三百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的简称，在古代，这三本书就是儿童蒙学最主要的读物。
这其中，《千字文》是最早成书的，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即公元502到549年，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就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千字文》。文中1000字本来不得有所重复，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却重复了一个“洁”字。因此，《千字文》实际只运用了999字。
除周兴嗣版《千字文》之外，另有《续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千字文》以儒学理论为纲、穿插诸多常识，用四字韵语写出，很适于儿童诵读，后来就成了华夏古代教育史上最早、最成功的启蒙教材。宋明以后直至清末，《千字文》与《三字经》、《百家姓》一起，构成了我国人民最基础的“三、百、千”启蒙读物。旧有打油诗云：“学童三五并排坐，天地玄黄喊一年”，说得就是这个。事实上，不仅汉民族用作儿童启蒙教材，一些兄弟民族也使用，甚至传到了扶桑。
可惜扶桑的当权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里面的问题，所以他并没有下令将《千字文》的内容传播下去，最多是私底下有些传播，但却并没有完全推广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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