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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下旬，广州各银行，及土丝各大行商曾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决定不肯申报，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马上接到大本营命令，大意说：“闻该行等密议反对，此时政府军饷紧急，该商等应勉为其难，为各行倡率，今若此则无异附逆行动，请力劝谕各行众遵行”。各行商接函后，大为惶恐，因为“附逆行动”，严重的可判处死刑。各行商遂改变前议，只得申报服从。
后世最为黑心的本朝地产界有一屋两卖之怪事，而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大元帅府，不知是财政厅拍卖公产的经办人员懒于查核，还是故意为之，给钱就卖，以至竟有一个地块连卖六次、颁有六份业权执照之纪录，其荒唐令时下的黑心地产大佬亦自叹弗如。
这是一个永远无人能够超越的境界，这已经不是贪赃枉法所能达成的效果了。自古多有无为而治，只有孙逸仙一人达到了无法而治的境界。
**大业为重，大家也要体谅嘛。这话可是大元帅说的，金口玉言，要你信你就得信，不信也信。
时下的粤省，也不全是这样的官。广州市参事员钟锡芬氏，就因反对大元帅府没收寺观庵堂庙宇作为公产变卖的提案，被孙大炮的嫡长子广州市长孙科扣留，指为附效陈逆为虎作伥而狠罚五万元——北洋系的军阀们至多只敢让督军团胁迫议员通过议案，南方政府则直接敲榨议员拿钱。
尽管多端搜罗和奖励举报官产频频拍卖而引至怨声载道，大元帅府所获却甚为微薄，因为欲投官产者眼见政局不稳，担心孙大炮的政府随时倒台，所投得官产不为新上台者所承认，官产拍出价格极底，如此民怨而府库亦无大收获，实两头都不讨好，以至大炮哥惟兀自慨叹：“自军兴以后，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无可搜罗，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这么折腾了一段时间，依旧是饷源竭蹶的局面，省库几无余款可拨。为此，孙逸仙又当了一次经济学博士，以大元帅府的名义印制大量“短期军用手票”发给军人充为薪饷。其后陆续又有“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各种无本金担保的纸券出现。
因大元帅府的财政金融信用几濒破产，军用手票等东西皆不为商家民众所接受，军人惟有端枪胁迫商家进行交易，这不过是抢劫的另一种形式罢了。孙逸仙几年前曾指责桂系陆荣廷踞粤时所滥印之纸币为“既无抵押，又无担保，完全是进行赤luo裸的无本生意。”而观之大元帅府所发的军用手票之者，亦与陆干卿的纸钞并无二致。
看来，这两位童鞋应该是同一个经济学砖家叫兽教出来的优秀学生，在行事手段上，竟如此同出一撤。
所谓“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孙麾下虽人材济济，而孙治下之粤省，却实已近于太史公所谓“盗贼发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摄，奸邪起不能塞，官秏乱不能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谷不熟不能适”的地步。
然省城商民对客军及大元帅府的横征暴敛怨声载道，于官史中几无提及，只在与孙大炮意见不合的一些党国元老的回忆中略有所述，亦属语焉不详，且均被视为郁郁不得志的政客对污蔑国父之言论而不足信。
惟其时作为孙及其**政府政治顾问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在给苏俄的秘密报告中亦提及“老百姓非常敌视国民党。老百姓甚至对孙本人也很敌视，因为他用自己的威望庇护了这种胡作非为。”假如说其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近于无冕之王的老毛子鲍罗廷也污蔑国父，则国父亦真活该被污蔑了。
君之视民如草芥，则民亦视君如寇仇，此自古皆然。
孙大炮的雇佣军入粤后，各地赌禁毒禁顿弛。大元帅府虽然表面上矢言禁赌禁烟，但粤省赌博风气再次兴盛已是不争之事实，客军武装贩运鸦片更属其发财的办法之一。美领事馆发回国内的报告亦称：“孙政府所谓的禁烟局，实际上是抽烟税的筹款机关。”
大元帅府为筹集战争费用而置筹饷局，其主要饷源便是“番摊赌税”。赌风日炽令到民间每有怨言，孙大炮则称“陈炯明的叛军去投降滇军，当中许多坏人教滇军卖烟开赌，所以弄成今日的广州乌烟瘴气。”把一切责任尽数推到陈竞存和滇军身上去。
这种事情，在党国之父的文集里，看到类似胡扯比比皆是。陈炯明治粤的时候没多少这种事，怎么你来了就有了？就这，还需要解释吗？要么，是你治下不严，这是罪。要么，是你诚心这么干，这更是罪。
犯了错，还要耍赖，这可真是好风范，好气魄。
孙逸仙被戏称为“孙大炮”，绝非徒有虚名，其满嘴跑火车乱放炮不是一回两回。当年老袁蒙其大度，自废临时大总统的武功，得以出任正式总统，不免对其感激有加，听他拍胸脯称“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
老袁顺势让他筹备建设铁路，到处考察研究一番，却一里铁路也没建出来而不了了之，大炮之名，从此广为称颂。
其实以袁大头的行政资历及其主持洋务二十余年之经验，固然知道所谓“十年修二十万里铁路”决无可能，但他仍投孙大炮之所好，委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让他带着侧室、拉上一帮无业的同盟会大佬到处考察铁路建设。
没多久，孙跟老袁翻脸闹起“二次**”，老袁便叫人对中国铁路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审计结果是，孙大炮和他的班子连一寸铁路也没造出，却花了两百万大洋，民国早期的两百万啊
如果没有贪官中饱私囊，只要这铁路不是修到青藏高原上去，这笔钱估计修上两公里的单线电气化铁路会绰绰有余。审计结果一出，全国舆论哗然，令孙国父大出洋相。与“十年建二十万里铁路”相类，其传之后世的扯大炮巨著《建国方略》，所擘画者亦多不切实际。
孙大炮尝扬诩自臧云：“我敢说除我外，无**之导师。”
这气魄之雄浑霸绝，比于马子任，犹过之而无不及，现代中国鲜有其匹者。马哥尚知委婉地跟旁人要高帽，拿到高帽还装模作者地辞谢一番，孙大炮拿不到辄干脆自封。其每将原则性之理念当作策略性的权宜之计信口开合随意挥洒，尤多授后世学人以把柄，而多摭之作为孙氏丧权鬻国之证据。
官史称之为**策略，仅是说说而已，最终不是并没有卖掉么？
然倘若抵押出卖国权民利尤能称之为策略，则把汪兆铭氏从历史的耻辱柱上解放下来，再当作民族英雄供奉亦并无不可矣。不过说句公道话，当年汪兆铭签的那份协议本身并不是错，错在于时间不对。
打不过就求和，这不丢人，可问题是当年的时机，投降毫无意义。以汪兆铭的生平，为藏不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有担当，勇于任事。但他的政治目光实在是让人叹息，错一次不要紧，你不能每次都错吧。
早年在同盟会里面混，跟了最没本事最没品德孙逸仙。好吧，十几年的蹉跎，总算是在紧靠苏联之后丑媳妇熬成婆。哪知道孙逸仙看上了更帅的姜瑞元，这下子可好，军权没抓住，后半辈子生活没找落是注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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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下旬，广州各银行，及土丝各大行商曾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决定不肯申报，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马上接到大本营命令，大意说：“闻该行等密议反对，此时政府军饷紧急，该商等应勉为其难，为各行倡率，今若此则无异附逆行动，请力劝谕各行众遵行”。各行商接函后，大为惶恐，因为“附逆行动”，严重的可判处死刑。各行商遂改变前议，只得申报服从。
后世最为黑心的本朝地产界有一屋两卖之怪事，而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大元帅府，不知是财政厅拍卖公产的经办人员懒于查核，还是故意为之，给钱就卖，以至竟有一个地块连卖六次、颁有六份业权执照之纪录，其荒唐令时下的黑心地产大佬亦自叹弗如。
这是一个永远无人能够超越的境界，这已经不是贪赃枉法所能达成的效果了。自古多有无为而治，只有孙逸仙一人达到了无法而治的境界。
**大业为重，大家也要体谅嘛。这话可是大元帅说的，金口玉言，要你信你就得信，不信也信。
时下的粤省，也不全是这样的官。广州市参事员钟锡芬氏，就因反对大元帅府没收寺观庵堂庙宇作为公产变卖的提案，被孙大炮的嫡长子广州市长孙科扣留，指为附效陈逆为虎作伥而狠罚五万元——北洋系的军阀们至多只敢让督军团胁迫议员通过议案，南方政府则直接敲榨议员拿钱。
尽管多端搜罗和奖励举报官产频频拍卖而引至怨声载道，大元帅府所获却甚为微薄，因为欲投官产者眼见政局不稳，担心孙大炮的政府随时倒台，所投得官产不为新上台者所承认，官产拍出价格极底，如此民怨而府库亦无大收获，实两头都不讨好，以至大炮哥惟兀自慨叹：“自军兴以后，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无可搜罗，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这么折腾了一段时间，依旧是饷源竭蹶的局面，省库几无余款可拨。为此，孙逸仙又当了一次经济学博士，以大元帅府的名义印制大量“短期军用手票”发给军人充为薪饷。其后陆续又有“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各种无本金担保的纸券出现。
因大元帅府的财政金融信用几濒破产，军用手票等东西皆不为商家民众所接受，军人惟有端枪胁迫商家进行交易，这不过是抢劫的另一种形式罢了。孙逸仙几年前曾指责桂系陆荣廷踞粤时所滥印之纸币为“既无抵押，又无担保，完全是进行赤luo裸的无本生意。”而观之大元帅府所发的军用手票之者，亦与陆干卿的纸钞并无二致。
看来，这两位童鞋应该是同一个经济学砖家叫兽教出来的优秀学生，在行事手段上，竟如此同出一撤。
所谓“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孙麾下虽人材济济，而孙治下之粤省，却实已近于太史公所谓“盗贼发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摄，奸邪起不能塞，官秏乱不能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谷不熟不能适”的地步。
然省城商民对客军及大元帅府的横征暴敛怨声载道，于官史中几无提及，只在与孙大炮意见不合的一些党国元老的回忆中略有所述，亦属语焉不详，且均被视为郁郁不得志的政客对污蔑国父之言论而不足信。
惟其时作为孙及其**政府政治顾问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在给苏俄的秘密报告中亦提及“老百姓非常敌视国民党。老百姓甚至对孙本人也很敌视，因为他用自己的威望庇护了这种胡作非为。”假如说其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近于无冕之王的老毛子鲍罗廷也污蔑国父，则国父亦真活该被污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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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炮的雇佣军入粤后，各地赌禁毒禁顿弛。大元帅府虽然表面上矢言禁赌禁烟，但粤省赌博风气再次兴盛已是不争之事实，客军武装贩运鸦片更属其发财的办法之一。美领事馆发回国内的报告亦称：“孙政府所谓的禁烟局，实际上是抽烟税的筹款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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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被戏称为“孙大炮”，绝非徒有虚名，其满嘴跑火车乱放炮不是一回两回。当年老袁蒙其大度，自废临时大总统的武功，得以出任正式总统，不免对其感激有加，听他拍胸脯称“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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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孙跟老袁翻脸闹起“二次**”，老袁便叫人对中国铁路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审计结果是，孙大炮和他的班子连一寸铁路也没造出，却花了两百万大洋，民国早期的两百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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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炮尝扬诩自臧云：“我敢说除我外，无**之导师。”
这气魄之雄浑霸绝，比于马子任，犹过之而无不及，现代中国鲜有其匹者。马哥尚知委婉地跟旁人要高帽，拿到高帽还装模作者地辞谢一番，孙大炮拿不到辄干脆自封。其每将原则性之理念当作策略性的权宜之计信口开合随意挥洒，尤多授后世学人以把柄，而多摭之作为孙氏丧权鬻国之证据。
官史称之为**策略，仅是说说而已，最终不是并没有卖掉么？
然倘若抵押出卖国权民利尤能称之为策略，则把汪兆铭氏从历史的耻辱柱上解放下来，再当作民族英雄供奉亦并无不可矣。不过说句公道话，当年汪兆铭签的那份协议本身并不是错，错在于时间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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