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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三十六章 主席林森

    此时正是民国1年,林森任南京**政府主席,汪兆铭任行政院长,姜瑞元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泡-书_吧(.paoshu8.)东北丢失,淞沪保卫战损失巨大,姜瑞元迫于政治舆论上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再一次退位下野。

    在他的政治生涯之中,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不管多么无奈和苦闷,暂时性的脱离政治漩涡中心也不是坏事,而且手中只要牢牢掌握着军权,也不怕其反对势力翻出什么大浪来。

    中华民国是这时中国唯一合法政权,19年对于民国来说,正值内忧外患之时。

    内忧主要在于中国各地的割据政权,有的表面上臣服于**政府,有的则连样子都懒得做,比如说华联和红(men)。

    华联自不必说,盘踞六省,占着中国南方沿海的膏腴之地,经济繁荣,工业强盛,实在是**政府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

    而中华红(men)也不消停,趁着日本入侵东北的大好时机,赤军于191年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成立了中华赤色共和国,成为全国赤化运动的中心区域,并得到了苏俄的帮助。

    其主要武装力量为赤一方面军又,称中央赤军。当时,全国已在1个县、0万人中建立了县以上的赤化政权,赤区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

    姜瑞元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华联已经在对抗外敌上与**军表现出了步调一致的合作态度,更何况柿子也要挑软的捏,红(men)赤区成为了中央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在19年的前两年**党已组织了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均以损兵折将告败。

    而如今已是19年,迫于日本侵华之举越来越明显,姜瑞元也迫切需要一个稳固的大后方,才能放心让主力部队在前线进行卫国抗战。

    正因为如此,**党又发动第四次“围剿”,结果黄陂、草台冈两仗,损失三个师、枪支万余,被俘万余名。第四围剿又遭失败,在1月 1日 赤四方面军由陕入川。

    在此情势之下,加之西方经济也正处大萧条之际,原本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更是萎糜不振,金融和工商业动荡,大量白银外泄、原材料价格跌落、消费市场一片低迷。工人大罢工不断,农村哀鸿遍野。

    中央政府原本计划投资于经济项目的款项被大量地挪用于军事目标,**党被迫从整理内债入手,以避免财政危机的发生。

    至于国家外患,则更不必说,191月东北在日本的铁蹄下全部沦陷。1月1日,日军又在青岛登陆。1月8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1月0日,国民政府被迫迁都洛阳。月9日,日本的扶持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

    这一连串的战事激变,都是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说起**政府的首都,也是根据时局的动荡几经改变,早在196年1月1日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成立,标志着**政府已经迁至武汉。而197年1月1日的时候,政府的首脑也都正式在武汉办公,并以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全名。

    武汉作为国都,大**的发展使**政府由广州时期进入了武汉时期。

    197年4月1日姜瑞元因为红(men)在北伐军身后捣蛋,所以向这群赤化脑残们举起了屠刀,镇压了红(men)的反**政变,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建立了南京**政府,同武汉**政府对峙。

    这时,中国出现了宁汉分裂的政治局面。代表武汉**政府的汪兆铭在被红(men)耍了一遭之后也很快右转,发动了“灭赤”的“七一五”熊东,这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的正式开始

    **党终于可以摆脱苏俄的束缚,虽然因为先天的组织性问题,仍旧没有摆脱赤化的体系本质。但至少这种赤化是中国自己的,而不像中华红(men)那般,纯粹的苏俄忠犬,肆无忌惮的出卖国家和民族。

    而这时,汉方的反对,各地军阀派系的离心,以及徐州战役的失败,也使姜瑞元陷入困境。他以退为进,向南京政府提出辞职,并于8月1日离开南京去上海,宣布下野。9月16日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决定**政府首都由武汉迁到南京,实现了“宁汉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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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瑞元凭着下野时期的空挡,迎娶了宋美龄,更是因此获得英美支持,随后不久便宣告复出,重掌军政大权,“宁汉合流”标志着**党一党专政统治的建立。

    赤化的本质就在于这里,党权高于国家,政治权谋重于民族利益。用暴力的手段压制民众不满,并且形成一种无限膨胀的政治特权阶级。而姜瑞元在这一点上,依旧是走着赤化的路线,与红(men)的组织理念如出一辙。

    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党至少还是有着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存在,而红(men)则是彻彻底底的赤化了,民族文化在他们眼中,都是腐朽陈旧,并且应该舍弃的糟粕。

    19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乃帝都,形势危急。不得已之下,**政府讨论迁都,有说迁往西安的,有说洛阳的,还有说汉口的,最后选定迁都洛阳。

    月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乘专车从开封转到洛阳,这时的迁都,名义上是要持久抗战,实际上首都并未整个搬走,重心仍在南京。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中日关系缓和。

    到了11月,**政府就把都城重新迁回南京。金陵毕竟是六朝古都,而且在这个时代也的确比洛阳更适合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历史的长河之中,总有许多并不耀眼的人被后世所遗忘,但这些沉默寡言的人,也有着许多品格极高,值得世人敬仰的人物,比如说在19年一月出任国家主席的林森。

    他身为**政府主席,但却被不少**党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是辛亥**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然而为官处世却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

    他就是林森,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

    林森出生于福建省闽县,从“一介书生到国府主席”的人生历程,以及他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参议长,又连任1年国家元首的经历,的确也是算得上一段传奇。

    虽身居一国之尊,林森但向来不以贵人自居,“平民元首”的形象使很多接近、了解他的人都肃然起敬。他出身寒微,在教会学校里接受了长达14年的西式教育。因对民族危亡有切肤之痛,很快踏上了共和**的道路,且成为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对辛亥**贡献卓著。

    辛亥**胜利后,他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当上了首任参院议长,参与了创造共和的诸多关键决策,与孙逸仙和袁世凯都共过事。袁世凯篡权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又辗转奔波,致力于再造共和,并在此过程中历经宦海浮沉,数起数落。

    在孙逸仙死后不久,林森便由“容赤”转向反赤,在政治眼光和个人良知上,都有着让人惊叹的才能与坚持。

    林森的经历丰富、复杂而坎坷,而综观其一生,对中国文明的恢复做过不少的好事。除了爱国之志终生不渝外,为官清正廉洁、不慕名利、重视教育、自律甚严等,也是他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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