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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年的亚洲，都被各种愤怒与仇恨所扭曲着，中国与日本这两个统属华夏文化圈的国家，却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征战不休。
中国内部现存的几大势力，分别是**党、红门与华联这三大政治势力。**党内部派系驳杂，有着是旧时代军阀的苟合的产物，矛盾不断。
至于红门，则是因为姜瑞元不得不借助苏俄的援助，所以才容忍了这些流贼的存在。
三大势力之中，论人口和资源优势，华联并不算特别突出。但说到工业实力，却是绝对的第一，甚至在多项军事技术领域上，已经超越了列强国家。唯有产量还有些不足，这是因工业根基薄弱的缘故。
日本在狂热派军人的引导下，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
目前在正面战场上抵抗日本的是**党的军队，无论是华联还是红门，都自按兵不动，静静等待着两败俱伤的时刻到来。
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姜瑞元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来拖垮日军。
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打中国人的设想。姜瑞元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
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198年6月9日，**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
不久，**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兆铭就对当时主政**党军的姜瑞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认为所谓的焦土政策，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
若像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己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
带这些人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非要做出一个比较的话，姜瑞元是一个冷酷的君王，而汪兆铭则是一个温暖的政客。他们为了各自的理念，采用着截然相反的举动，很难说到底谁是爱国谁是卖国，唯一的区别或许在于道路的不同吧。
焦土政策的残酷手段，让汪兆铭越来越怀疑“牺牲”这两个字的意义。
中国的老百姓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再在火炉里停着……
汪兆铭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
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党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
**军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
这一连串的疑问，无时无刻不在拷问着汪兆铭坦荡的内心。他不是一个可以高座庙堂而冷酷计算得失的国君，更不愿意成为所谓的救世主，他只是一个关心百姓生活的文人。
内心温柔的他，越来越觉得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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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兆铭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
“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红门、山西派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干倒姜瑞元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姜，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
姜瑞元也不傻，他打算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姜瑞元自己的高调，逼着姜瑞元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
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汪兆铭他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
19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汪兆铭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的主要焦点在于两处，也即是委员长姜瑞元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
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红门的游击队。红门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这群苏俄狗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汪兆铭则对此颇有异见：“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姜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不过在**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兆铭感到已不可能说服姜瑞元等人走“和平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自己独自的和平道路。汪兆铭最终还是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主要人物是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
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下与中国接触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错，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
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兆铭出马，汪兆铭则脱离**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
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汪兆铭自己也明白得很，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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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年的亚洲，都被各种愤怒与仇恨所扭曲着，中国与日本这两个统属华夏文化圈的国家，却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征战不休。
中国内部现存的几大势力，分别是**党、红门与华联这三大政治势力。**党内部派系驳杂，有着是旧时代军阀的苟合的产物，矛盾不断。
至于红门，则是因为姜瑞元不得不借助苏俄的援助，所以才容忍了这些流贼的存在。
三大势力之中，论人口和资源优势，华联并不算特别突出。但说到工业实力，却是绝对的第一，甚至在多项军事技术领域上，已经超越了列强国家。唯有产量还有些不足，这是因工业根基薄弱的缘故。
日本在狂热派军人的引导下，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
目前在正面战场上抵抗日本的是**党的军队，无论是华联还是红门，都自按兵不动，静静等待着两败俱伤的时刻到来。
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姜瑞元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来拖垮日军。
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打中国人的设想。姜瑞元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
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198年6月9日，**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
不久，**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兆铭就对当时主政**党军的姜瑞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认为所谓的焦土政策，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
若像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己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
带这些人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非要做出一个比较的话，姜瑞元是一个冷酷的君王，而汪兆铭则是一个温暖的政客。他们为了各自的理念，采用着截然相反的举动，很难说到底谁是爱国谁是卖国，唯一的区别或许在于道路的不同吧。
焦土政策的残酷手段，让汪兆铭越来越怀疑“牺牲”这两个字的意义。
中国的老百姓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再在火炉里停着……
汪兆铭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
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党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
**军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
这一连串的疑问，无时无刻不在拷问着汪兆铭坦荡的内心。他不是一个可以高座庙堂而冷酷计算得失的国君，更不愿意成为所谓的救世主，他只是一个关心百姓生活的文人。
内心温柔的他，越来越觉得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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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兆铭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
“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红门、山西派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干倒姜瑞元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姜，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
姜瑞元也不傻，他打算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姜瑞元自己的高调，逼着姜瑞元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
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汪兆铭他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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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的主要焦点在于两处，也即是委员长姜瑞元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
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红门的游击队。红门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这群苏俄狗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汪兆铭则对此颇有异见：“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姜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不过在**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兆铭感到已不可能说服姜瑞元等人走“和平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自己独自的和平道路。汪兆铭最终还是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主要人物是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
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下与中国接触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错，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
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兆铭出马，汪兆铭则脱离**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
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汪兆铭自己也明白得很，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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