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三章 自卑感与优越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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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无比。这就好比，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事前预知，都可以被事前计算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中也就无所谓期望。事实上，生活中没有了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样的生活质量也就大打折扣。
实际上，生命的乐趣正是因为存在诸多不确定。所以，我们活着，便是不断地把这些不确定的事情变得确定。任何结果，经由一定过程得来，才变得有意义，否则，便会让人觉得淡然无味。所以，生活中的挑战无穷无尽，这是我们的幸运。人之奋斗永无止境，我们总能发现或造出新问题，并为合作和奉献创造新机会。
与心理健康者不同的是，神经症患者在发展中一旦受到阻碍，常会陷入深深的焦虑感中。他们对生活中问题的认识处于很肤浅的水平，所以，他们常会觉得生命异常沉重。对于正常人来说，一旦遇到问题，就会设计出越来越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并不断地从中找到新的答案，最终，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感觉和本身需要，充满勇气地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
追求优越的目标
每个人的优越感都各有特点，它依赖于个人赋予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并非用言辞表达出来的，主要体现在其生活风格中。所以，心理学家一定要仔细推敲，学会辨别出隐藏在其中的含义。
其实，人们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明了生命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明了，并不是依靠精确的数学计算得出的，而是在黑暗中摸索、通过感觉获悉的。或许一个人在小的时候，依稀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这不过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比如说，有个人想成为医生，但做医生可能意味着做许多不同的事。他可能不仅想成为某一医学领域的专家，还希望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为此，他积极训练自己如何帮助别人，并尽可能通过职业渠道来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还经常发现，医生一般在儿童期就认识到了死亡的真面目。这种死亡让他们感觉到极不安全。或许在他们的身边，曾有亲人的去世，于是，他们今后的一个目标便是与死神抗争。基于类似经历的人，可能还会选择做一个教师。当然，教师可以分很多种，如果一个教师的社会感很低，显然在帮助别人的方面，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那些有高度社会感的老师才会平等对待学生，并真心希望为人类的福利做出贡献。我们在此要提出的是，教师之间的能力和品质大相径庭，因此，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显然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通常情况下，人们基于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会为自己树立相应的目标。然而这些目标总是动态变化的。无论怎么变化，其隐藏的连贯性是持续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格的统一性。这就好比，我们拿出一个规则的三角形，把它转到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形状，但不管这个三角形放到什么角度上来看，它始终还是同一个。
所以，我们绝不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这样做或那样做，你对优越感的追求就能得到彻底满足了。”实际上，我们对优越感的追求极为灵活。坦率地说，一个人越健康、越正常，那么当他的努力在某一方向受阻时，他就越能为自己的努力找到更多的新途径。在这个问题上，只有神经症患者才会盯着自己设定的目标说：“我必须得到这个，否则我将一无所有。”
我们在看待别人对于优越感的追求时，在评价上一定要慎重，绝不能仅从个人角度出发来予以简单的评价。正如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孩子这样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期望：“我想成为上帝。”实际上，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想法。
此外，还有老师想把孩子训练、教育得像上帝一样。我们不妨将时光倒退回遥远的古代，其实在古代宗教戒律中，也有着同样的目标，那就是教徒必须把自己修炼得近乎神灵。我们所听到的“超人”这一观念，实则是“神圣”较为温和的一种表述形式。我们暂且不说别的，只说一下尼采。他疯了之后，在给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署名自己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尼采在这里就表达了要塑造自己为耶稣的主观愿望。
实际上，一个人发疯后，就会毫无顾忌地为自己树立起成为神这一优越感的目标，他们可能会声称“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皇帝”。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中心，希望能够持续地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甚至希望自己能够预知未来，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其实，在宗教教义中，只有神才会永生不死，只有他才能历经世代而永存。在此，我并不想探讨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尽管它们都是对生命的诠释，都是“意义”。不容回避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这个意义，即成为神，变得神圣。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优越感的目标。
所以，一个人对于优越感的目标一旦确定，他所有的行动都会力争与这一目标一致。为实现其明确目标、这个人的所有习惯和行动都完全正确，无可非议。所有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所有酗酒者、罪犯、性变态者，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反映了与为达到他们认为是优越地位完全一致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本身无可指责。如果他是在追求这样的目标，他就完全应当表现出这样的行为。
例如，一所学校里有一个男孩，他在全班最懒。有位老师问他：“你的功课怎么这么差？”他回答说：“如果我在班上最懒，你就会在我身上花很多时间。你从不注意好学生，因为他们从不捣蛋，功课又做得很好。”倘使他的目的是要引起注意控制老师，他是找到了这样做的最佳方法。想要改掉他的懒惰病只会无济于事：他需要懒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看来，他就是完全正确，假若他不这样做，那他就是个大笨蛋。
还有个男孩在家里很听话，但显得有点愚笨。他在学校是落后生，在家又不机灵。他有个大两岁的哥哥，哥哥与他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聪明活泼，但因为鲁莽，老惹麻烦。一天，有人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情愿像现在这样笨一点，也不愿像你那样粗鲁。”我们一旦认识到他是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表现得愚笨实在可视为明智之举了。因为他笨，对他的要求也就低。如果他犯错，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备。从他的目标来看，他不显得愚笨才是傻瓜！
然而，直到今天，各种问题还都是通过对付病症而治疗的。这种现象不管是在医学上，还是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方法是予以彻底否定的。有一个小孩算术不行，或学校对他的评语不好，但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些细枝末节，尽力想对此加以改善，那完全没有效果。也许他想让老师生气，甚至想使自己被开除来逃避整个学校。如果我们不许他运用某种方式，他会找到新方法来实现目标。可见，我们必须深入患者自身，将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找到他表现行为的内在动机。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成年神经症患者，例如，假设一个人有偏头痛。要是这个人认为偏头痛对自己有用，或是自己需要的效果，那么这种头痛就会适时发作。通过头痛病，他可以避免去解决各种生活问题。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每当他被迫见识新人或做出决定时，头痛病就会发作。
同时，头痛还能帮助他控制下属、妻子或家庭成员。由此来看，我们怎么能期望他放弃这个好不容易发现的有效工具呢？实际上，从这个患者看来，这种痛苦不过是给自己进行了一笔聪明的投资罢了。
或许，有些大夫可以用药物治疗减轻他的病情，但是，如果他企图控制别人的目标不变，即使他最终放弃这种症状，那么，他还会再找一种症状来起类似的作用。这就好比，即使头痛病“治好”了，他可能还会患失眠症，或是另外某种新症状。只要目标不变，他便会始终患上一些病。
在我接触到的一些神经症患者中，有些神经症患者能以惊人的速度甩掉现有病症，并毫不迟疑地装出新病症来。他们可谓患神经症的高手，可以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戏目。这就好比，我在教室要来一把梯子，爬上去，蹲在黑板顶上。我想，任何人看到后，都可能会想：“阿德勒博士发疯了！真不知道他上那么高做什么！”
其实，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拿梯子做什么用，以及我为什么要爬上去，坐在一个如此不舒适的地方。但是，如果他们知道：“原来他是想坐在黑板上，因为要是身体不比别人高，他就会感到自卑。只有在能俯视学生时，他才会觉得安全。”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以为我疯得很厉害了。实际上，我就是用了一种极好的方法来实现自己明确的目标。如此一来，这个梯子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工具，而我爬梯子的行为也就显得可以解释了。
当然，要是有人能让我确信，我的这种做法的确是很低级的把戏，或者有人把梯子搬走，那么，我想还会踩上椅子来爬上去。如果再糟糕一些，我的椅子也被拿走了，我就会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往上爬。在这里，只要我内心的目标不改变，那么这种惊人的举动就会发生，或许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帮助那些为了追求优越感而误入歧途的人呢？这里的一个关键点是，要让这个人意识到，所追求的优越感是人所共有的。这样的话，才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以适当的方法对待病人，他们的问题就不是难以克服的。实际上，人类对于一切价值和成功的判断，都是基于合作。
没有人完全缺乏社会感，就连神经症患者和罪犯也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他们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开脱，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给别人。从这些情况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知道这一秘密的。然而，他们已没有勇气去过一种有用的生活。自卑情结告诉他们：“你不可能会与人合作。”他们避开生命中的真正问题，而与虚无的阴影搏斗来肯定自己的力量。
此外，在人类的劳动分工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目标。或许每种劳动分工都多少有些小错，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合作需要很多各不相同的长处。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的优势可能是数学；另一个儿童的优势可能是艺术；至于第三个，可能是体育。当然，也会有很多儿童意识到自己不同的缺陷。
比如说，一个消化不良的儿童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问题主要是消化不良，那么他的兴趣可能就会转向食物，这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于是，他将来可能会成为一名厨师或营养专家。由此可见，人在发展中，一种自卑感的存在总会有相应的补偿萌生，并用于弥补他的缺陷。
当然，如果一个人的优越感与一种高度的社会感相伴随，那么他实现的目标必然是令人欣喜的。因为他如果这样做的话，结果并不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造福更多人，甚至全人类。
枯燥无比。这就好比，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事前预知，都可以被事前计算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中也就无所谓期望。事实上，生活中没有了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样的生活质量也就大打折扣。
实际上，生命的乐趣正是因为存在诸多不确定。所以，我们活着，便是不断地把这些不确定的事情变得确定。任何结果，经由一定过程得来，才变得有意义，否则，便会让人觉得淡然无味。所以，生活中的挑战无穷无尽，这是我们的幸运。人之奋斗永无止境，我们总能发现或造出新问题，并为合作和奉献创造新机会。
与心理健康者不同的是，神经症患者在发展中一旦受到阻碍，常会陷入深深的焦虑感中。他们对生活中问题的认识处于很肤浅的水平，所以，他们常会觉得生命异常沉重。对于正常人来说，一旦遇到问题，就会设计出越来越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并不断地从中找到新的答案，最终，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感觉和本身需要，充满勇气地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
追求优越的目标
每个人的优越感都各有特点，它依赖于个人赋予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并非用言辞表达出来的，主要体现在其生活风格中。所以，心理学家一定要仔细推敲，学会辨别出隐藏在其中的含义。
其实，人们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明了生命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明了，并不是依靠精确的数学计算得出的，而是在黑暗中摸索、通过感觉获悉的。或许一个人在小的时候，依稀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这不过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比如说，有个人想成为医生，但做医生可能意味着做许多不同的事。他可能不仅想成为某一医学领域的专家，还希望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为此，他积极训练自己如何帮助别人，并尽可能通过职业渠道来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还经常发现，医生一般在儿童期就认识到了死亡的真面目。这种死亡让他们感觉到极不安全。或许在他们的身边，曾有亲人的去世，于是，他们今后的一个目标便是与死神抗争。基于类似经历的人，可能还会选择做一个教师。当然，教师可以分很多种，如果一个教师的社会感很低，显然在帮助别人的方面，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那些有高度社会感的老师才会平等对待学生，并真心希望为人类的福利做出贡献。我们在此要提出的是，教师之间的能力和品质大相径庭，因此，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显然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通常情况下，人们基于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会为自己树立相应的目标。然而这些目标总是动态变化的。无论怎么变化，其隐藏的连贯性是持续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格的统一性。这就好比，我们拿出一个规则的三角形，把它转到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形状，但不管这个三角形放到什么角度上来看，它始终还是同一个。
所以，我们绝不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这样做或那样做，你对优越感的追求就能得到彻底满足了。”实际上，我们对优越感的追求极为灵活。坦率地说，一个人越健康、越正常，那么当他的努力在某一方向受阻时，他就越能为自己的努力找到更多的新途径。在这个问题上，只有神经症患者才会盯着自己设定的目标说：“我必须得到这个，否则我将一无所有。”
我们在看待别人对于优越感的追求时，在评价上一定要慎重，绝不能仅从个人角度出发来予以简单的评价。正如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孩子这样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期望：“我想成为上帝。”实际上，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想法。
此外，还有老师想把孩子训练、教育得像上帝一样。我们不妨将时光倒退回遥远的古代，其实在古代宗教戒律中，也有着同样的目标，那就是教徒必须把自己修炼得近乎神灵。我们所听到的“超人”这一观念，实则是“神圣”较为温和的一种表述形式。我们暂且不说别的，只说一下尼采。他疯了之后，在给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署名自己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尼采在这里就表达了要塑造自己为耶稣的主观愿望。
实际上，一个人发疯后，就会毫无顾忌地为自己树立起成为神这一优越感的目标，他们可能会声称“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皇帝”。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中心，希望能够持续地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甚至希望自己能够预知未来，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其实，在宗教教义中，只有神才会永生不死，只有他才能历经世代而永存。在此，我并不想探讨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尽管它们都是对生命的诠释，都是“意义”。不容回避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这个意义，即成为神，变得神圣。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优越感的目标。
所以，一个人对于优越感的目标一旦确定，他所有的行动都会力争与这一目标一致。为实现其明确目标、这个人的所有习惯和行动都完全正确，无可非议。所有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所有酗酒者、罪犯、性变态者，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反映了与为达到他们认为是优越地位完全一致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本身无可指责。如果他是在追求这样的目标，他就完全应当表现出这样的行为。
例如，一所学校里有一个男孩，他在全班最懒。有位老师问他：“你的功课怎么这么差？”他回答说：“如果我在班上最懒，你就会在我身上花很多时间。你从不注意好学生，因为他们从不捣蛋，功课又做得很好。”倘使他的目的是要引起注意控制老师，他是找到了这样做的最佳方法。想要改掉他的懒惰病只会无济于事：他需要懒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看来，他就是完全正确，假若他不这样做，那他就是个大笨蛋。
还有个男孩在家里很听话，但显得有点愚笨。他在学校是落后生，在家又不机灵。他有个大两岁的哥哥，哥哥与他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聪明活泼，但因为鲁莽，老惹麻烦。一天，有人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情愿像现在这样笨一点，也不愿像你那样粗鲁。”我们一旦认识到他是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表现得愚笨实在可视为明智之举了。因为他笨，对他的要求也就低。如果他犯错，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备。从他的目标来看，他不显得愚笨才是傻瓜！
然而，直到今天，各种问题还都是通过对付病症而治疗的。这种现象不管是在医学上，还是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方法是予以彻底否定的。有一个小孩算术不行，或学校对他的评语不好，但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些细枝末节，尽力想对此加以改善，那完全没有效果。也许他想让老师生气，甚至想使自己被开除来逃避整个学校。如果我们不许他运用某种方式，他会找到新方法来实现目标。可见，我们必须深入患者自身，将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找到他表现行为的内在动机。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成年神经症患者，例如，假设一个人有偏头痛。要是这个人认为偏头痛对自己有用，或是自己需要的效果，那么这种头痛就会适时发作。通过头痛病，他可以避免去解决各种生活问题。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每当他被迫见识新人或做出决定时，头痛病就会发作。
同时，头痛还能帮助他控制下属、妻子或家庭成员。由此来看，我们怎么能期望他放弃这个好不容易发现的有效工具呢？实际上，从这个患者看来，这种痛苦不过是给自己进行了一笔聪明的投资罢了。
或许，有些大夫可以用药物治疗减轻他的病情，但是，如果他企图控制别人的目标不变，即使他最终放弃这种症状，那么，他还会再找一种症状来起类似的作用。这就好比，即使头痛病“治好”了，他可能还会患失眠症，或是另外某种新症状。只要目标不变，他便会始终患上一些病。
在我接触到的一些神经症患者中，有些神经症患者能以惊人的速度甩掉现有病症，并毫不迟疑地装出新病症来。他们可谓患神经症的高手，可以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戏目。这就好比，我在教室要来一把梯子，爬上去，蹲在黑板顶上。我想，任何人看到后，都可能会想：“阿德勒博士发疯了！真不知道他上那么高做什么！”
其实，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拿梯子做什么用，以及我为什么要爬上去，坐在一个如此不舒适的地方。但是，如果他们知道：“原来他是想坐在黑板上，因为要是身体不比别人高，他就会感到自卑。只有在能俯视学生时，他才会觉得安全。”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以为我疯得很厉害了。实际上，我就是用了一种极好的方法来实现自己明确的目标。如此一来，这个梯子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工具，而我爬梯子的行为也就显得可以解释了。
当然，要是有人能让我确信，我的这种做法的确是很低级的把戏，或者有人把梯子搬走，那么，我想还会踩上椅子来爬上去。如果再糟糕一些，我的椅子也被拿走了，我就会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往上爬。在这里，只要我内心的目标不改变，那么这种惊人的举动就会发生，或许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帮助那些为了追求优越感而误入歧途的人呢？这里的一个关键点是，要让这个人意识到，所追求的优越感是人所共有的。这样的话，才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以适当的方法对待病人，他们的问题就不是难以克服的。实际上，人类对于一切价值和成功的判断，都是基于合作。
没有人完全缺乏社会感，就连神经症患者和罪犯也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他们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开脱，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给别人。从这些情况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知道这一秘密的。然而，他们已没有勇气去过一种有用的生活。自卑情结告诉他们：“你不可能会与人合作。”他们避开生命中的真正问题，而与虚无的阴影搏斗来肯定自己的力量。
此外，在人类的劳动分工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目标。或许每种劳动分工都多少有些小错，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合作需要很多各不相同的长处。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的优势可能是数学；另一个儿童的优势可能是艺术；至于第三个，可能是体育。当然，也会有很多儿童意识到自己不同的缺陷。
比如说，一个消化不良的儿童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问题主要是消化不良，那么他的兴趣可能就会转向食物，这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于是，他将来可能会成为一名厨师或营养专家。由此可见，人在发展中，一种自卑感的存在总会有相应的补偿萌生，并用于弥补他的缺陷。
当然，如果一个人的优越感与一种高度的社会感相伴随，那么他实现的目标必然是令人欣喜的。因为他如果这样做的话，结果并不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造福更多人，甚至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