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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领导的商人，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
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启废禅让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1]
当然讲不通。事实上，从史前的尧舜到文明的殷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国家联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却不能叫“三朝”。
事实上，夏商周都不是统一国家，也不是领土国家，甚至不是完全形成的国家。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之前，是漫长的成长期。
催生这古老文明的助产士是夏启。由于夏的君主称为“后”，所以又叫“夏后启”。夏是国号，后是王衔，启是人名。后，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是“后”，意思是诞育者。在传说中，正是夏启这位诞育者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中华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这就叫“启废禅让”，是中华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司马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恐怕很纠结。
作为历史学家，太史公不能不实事求是；而儒家的影响，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让，十分重要。交权的要禅让，接手的要谦让。所以，舜接班，先要守丧三年，然后是避让，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让谁？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避让的则是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还是后来那些篡改历史的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
我们要问：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要不然，尧和舜为什么死不放手，夏后启又为什么当仁不让？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个多事之秋。那么再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这是一种恶俗。
永远让人尊敬的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老调子已经唱完
不装的是夏启。
按照也许是编造出来的老规矩，禹在生前也指定了接班人，这就是“益”。禹去世后，益也萧规曹随，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更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从周武王到汉武帝，其合法性岂不也都成了问题？
只好打圆场，说明“事出有因”。
司马迁说，启这个人，其实是很优秀的。不像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扶不起来。再说了，益当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干和功劳都还没来得及表现。所以酋长们都拥护启，都说我们的领袖不愧为缔造者大禹的儿子啊！[2]
好一个“吾君帝禹之子也”！扯来扯去，只有这句话说到了根本，说到了点子上。
是的。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其实，前面讲的那些，什么“禹子启贤”，什么“佐禹日浅”，都不能自圆其说。启优秀，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的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益的实力大大超过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早就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夏后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怎么样呢？他成了“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当然，他们原本就叫“后”，比如后夔、后稷、后羿等等。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邦国君主也叫“罗惹”。正所谓“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当然，这时的国家还不成熟，只是雏形，因此只能叫“部落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也一定很多，它们被整体地称为“诸夏”。诸，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夏启的车上有祖，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祖宗崇拜，甚至早就有了。早到什么时候？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也许，我们的故事就该这样讲下去，如果不是有了商。
谁代表中国
商也是一个“闯红灯”的。
闯红灯是使命所在。事实上，正如尧舜禹只不过“三个代表”，夏商周也不是“三个王朝”。尧舜禹与夏商周，分界线是国家的诞生。尧舜禹代表之前的部落联盟，夏商周则代表之后的初级阶段：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但即便是西周，也只有城市国家，没有领土国家，更谈不上“中央集权，天下一统”。因此，夏商周都不是“朝代”，而是“时代”。
时代总要终结，集权则是趋势。春秋是准备，战国是实验，秦汉是完成。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是反复，唐宋元明清则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再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十月革命三声炮响，这个时代也终结，中国又走到了今天。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夏商周也一样。
事实上，夏商周不但是三个阶段和三个时代，也是三种文化和三种文明，创造它们的则是三个民族：夏族、商族和周族。当然，他们起先都不是民族，充其量是“部族”。这三个部族，应该大体上同时起源。司马迁说，夏的始祖禹，商的始祖契（读如谢），周的始祖弃，都是尧舜联盟的“内阁成员”。这个说法，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张光直说，夏商周三代相继又三国并存，则完全可能是事实。
奇怪！并存的三家，怎么会是三代？
关键在于“谁代表中国”。
什么叫“中国”？古人所谓“中国”，首先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意思是“世界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地理条件是要在中原，因为这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建立在这个地方的城市，就叫“中国”。
当然，所谓“中原”，有一个较大范围；“中国”所在，也有弹性。比如夏启都安邑，在山西；夏桀都洛阳，在河南；商汤都亳（读如博），在山东；盘庚迁殷，又在河南。他们都是多次迁都的，所以商又叫“殷”或“殷商”。周的都城则有两个，一个叫“宗周”（长安），在陕西；一个叫“成周”（洛阳），在河南。反正，夏商周的都城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下之中”，就是“中国”，就是“华夏”。
问题是，凭什么归他们说了算？
因为综合国力最强。
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何况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至少当时是这样。何况夏商周，也会有意识地推行，体面的说法叫“以文明去教化”，简称“文化”，是动词。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先“武化”，再“文化”。刘向的《说苑·指武篇》讲得很清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就是说，我好心好意用文明去教化你，你还死不改悔，那就看刀！
文化，就是“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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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领导的商人，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
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启废禅让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1]
当然讲不通。事实上，从史前的尧舜到文明的殷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国家联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却不能叫“三朝”。
事实上，夏商周都不是统一国家，也不是领土国家，甚至不是完全形成的国家。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之前，是漫长的成长期。
催生这古老文明的助产士是夏启。由于夏的君主称为“后”，所以又叫“夏后启”。夏是国号，后是王衔，启是人名。后，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是“后”，意思是诞育者。在传说中，正是夏启这位诞育者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中华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这就叫“启废禅让”，是中华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司马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恐怕很纠结。
作为历史学家，太史公不能不实事求是；而儒家的影响，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让，十分重要。交权的要禅让，接手的要谦让。所以，舜接班，先要守丧三年，然后是避让，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让谁？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避让的则是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还是后来那些篡改历史的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
我们要问：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要不然，尧和舜为什么死不放手，夏后启又为什么当仁不让？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个多事之秋。那么再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这是一种恶俗。
永远让人尊敬的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老调子已经唱完
不装的是夏启。
按照也许是编造出来的老规矩，禹在生前也指定了接班人，这就是“益”。禹去世后，益也萧规曹随，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更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从周武王到汉武帝，其合法性岂不也都成了问题？
只好打圆场，说明“事出有因”。
司马迁说，启这个人，其实是很优秀的。不像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扶不起来。再说了，益当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干和功劳都还没来得及表现。所以酋长们都拥护启，都说我们的领袖不愧为缔造者大禹的儿子啊！[2]
好一个“吾君帝禹之子也”！扯来扯去，只有这句话说到了根本，说到了点子上。
是的。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其实，前面讲的那些，什么“禹子启贤”，什么“佐禹日浅”，都不能自圆其说。启优秀，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的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益的实力大大超过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早就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夏后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怎么样呢？他成了“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当然，他们原本就叫“后”，比如后夔、后稷、后羿等等。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邦国君主也叫“罗惹”。正所谓“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当然，这时的国家还不成熟，只是雏形，因此只能叫“部落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也一定很多，它们被整体地称为“诸夏”。诸，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夏启的车上有祖，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祖宗崇拜，甚至早就有了。早到什么时候？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也许，我们的故事就该这样讲下去，如果不是有了商。
谁代表中国
商也是一个“闯红灯”的。
闯红灯是使命所在。事实上，正如尧舜禹只不过“三个代表”，夏商周也不是“三个王朝”。尧舜禹与夏商周，分界线是国家的诞生。尧舜禹代表之前的部落联盟，夏商周则代表之后的初级阶段：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但即便是西周，也只有城市国家，没有领土国家，更谈不上“中央集权，天下一统”。因此，夏商周都不是“朝代”，而是“时代”。
时代总要终结，集权则是趋势。春秋是准备，战国是实验，秦汉是完成。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是反复，唐宋元明清则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再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十月革命三声炮响，这个时代也终结，中国又走到了今天。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夏商周也一样。
事实上，夏商周不但是三个阶段和三个时代，也是三种文化和三种文明，创造它们的则是三个民族：夏族、商族和周族。当然，他们起先都不是民族，充其量是“部族”。这三个部族，应该大体上同时起源。司马迁说，夏的始祖禹，商的始祖契（读如谢），周的始祖弃，都是尧舜联盟的“内阁成员”。这个说法，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张光直说，夏商周三代相继又三国并存，则完全可能是事实。
奇怪！并存的三家，怎么会是三代？
关键在于“谁代表中国”。
什么叫“中国”？古人所谓“中国”，首先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意思是“世界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地理条件是要在中原，因为这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建立在这个地方的城市，就叫“中国”。
当然，所谓“中原”，有一个较大范围；“中国”所在，也有弹性。比如夏启都安邑，在山西；夏桀都洛阳，在河南；商汤都亳（读如博），在山东；盘庚迁殷，又在河南。他们都是多次迁都的，所以商又叫“殷”或“殷商”。周的都城则有两个，一个叫“宗周”（长安），在陕西；一个叫“成周”（洛阳），在河南。反正，夏商周的都城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下之中”，就是“中国”，就是“华夏”。
问题是，凭什么归他们说了算？
因为综合国力最强。
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何况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至少当时是这样。何况夏商周，也会有意识地推行，体面的说法叫“以文明去教化”，简称“文化”，是动词。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先“武化”，再“文化”。刘向的《说苑·指武篇》讲得很清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就是说，我好心好意用文明去教化你，你还死不改悔，那就看刀！
文化，就是“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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