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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高欢恨恨地说：“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北史·列传第四十三》。">
南朝文化一时成为东亚世界居主流地位的文化，大量向百济、日本传播。其传播路线主要有三条，即直接从长江口到日本，由华南经台湾沿琉球到日本，以及经由百济到日本。<span class="mark" title="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8—139页。"> 于是，东亚地区的草原、中原、海洋三重结构的世界，其历史开始呈现为一种总体联动性的发展。即草原、中原关系，发展为秩序的生成线，其载体是起自长城沿线的北朝；中原、海洋关系，则发展成为秩序的传播线，其载体是南朝。南朝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五胡乱华之际，大量中原士人被迫南逃避难，江南才得以发展起来；嗣后北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使得南朝不得不在海外进行文化竞争。咨诸历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南侵过程，在中原带来血腥与混乱，同时却也带来江南开发的深入化。中华帝国对于南方的统治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普遍理想并不必然钟爱其中原的发明者，而是恍若“自私的基因”，只会选择最有利于让理想本身得以光大的路径。中原涂炭，反令普遍理想得到更大的传播，历史便如此前行。
<span class="bold">3.朝廷与帝国的强弱之辨
侯家驹先生发现，在南北朝当中，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是出身士族者占官吏总数的比例越高的国家，其国势越强；越向后的朝代，士族在官僚中所占的比例越低。<span class="mark" title="两晋官吏出身士族者占官吏总数64.9%；南朝方面，宋为69%，南齐59.2%，梁57.2%，陈56.6%；北朝方面，北魏73.3%，西魏北周67.9%，东魏北齐58.2%。参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册，第253页。"> 他推想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基础不是个人，而是家族，所以这一比例越高，表示政府受到强宗大姓的支持越多，以致基础越巩固。尤可进一步推知，出身士族的官僚所占比例越多，意味着帝国越无须分散精力来对付国内的士族力量；相反，士族自身所具备的组织资源，可以为帝国所用，其国势必然强大。但这也意味着皇权越受制于士族，不得伸张；越向后的朝代，士族比例越低，意味着皇权与寒族官僚结盟以抗士族，皇权的伸张越强。但这只是带来强朝廷，却破坏了帝国内部的组织资源，导致弱帝国。
这种说法仍太过粗糙，仔细比对可以发现，“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span class="mark" title="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207页。"> 。而贵族与官僚的结构性关系，在南北朝有着较大差别。南朝的官员，品、秩不一定对应，这意味着南朝官僚的贵族属性更强，官员的身份并不由其官品决定，而基于其文化士族的身份；北朝的官员，品、秩一体化，这意味着皇权的力量较强，军功贵族已经走在官僚化转型的路上。同样，江东的文化远胜北方，但其学校不如北方之盛，甚至还在五胡十六国时，北方的学校就胜过东晋。<span class="mark" title="前赵、后赵、前秦、前燕、南燕等都有国家学校，学生从数百到上千人不等，其君主也都曾亲临学校，监督学生考核。东晋的国家学校则不过百十学生，且时有时无，管理松散。后赵设有经学、史学和律学等专科学校，史学之独立为“学”，竟是羯人石勒之功。参见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209页。"> 之所以江东文化更盛，在于江东君主起自贵族支持，君弱而臣强，贵族是主要的治国者，文化是贵族的身份识别标志之一，江东对官僚的需求较弱，不太需要国家学校；之所以北方学校更盛，在于北朝君主起自武功，相对于江东而言，属君强而臣弱，君主需要官僚治国，以压制军事贵族的独立性，故而要建国家学校培养人才。北方的法制更胜江东，也是同样的原因。
因此，对于南朝的国家来说，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差不多是零和关系，互为代价，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建制已经贵族化，国家是作为贵族合作的非集权秩序存在，寒族很难获得发展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南朝在多重均衡当中所落入的就是一个稳定性很差的点，并且凭其自身基本无法走出来。北朝的国家，相较于南朝而言，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不是零和关系，有可能互相扶助，并且两种能力的强弱与贵族、士族占据官僚的比例成正比，因为其贵族制度逐渐走向建制化，国家是作为君主主导下的集权治理秩序存在，军事贵族的组织资源可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器所需的组织资源。最终，南北朝最后时段并存的北周、北齐、陈这三国中，来自北方、士族占据官僚当中比例更高的北周及其后继者隋，完成了天下一统。
<span class="bold">三、孝文帝之败与宇文泰之成
<span class="bold">1.孝文帝的集权改革与失败
田余庆先生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span class="mark" title="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62页。"> 盖因政治秩序的建构，其底层根基毕竟还是武力，而在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武力基础便是草原骑兵，这意味着中原鼎沸之后，历史运动的主轴只能转到过渡地带的长城沿线，由兼容农、草的人群来完成秩序的重构。对于政治来说，武力的运用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武力的运用是否能够拥有正当性；正当性只能基于一种普遍理想的叙述而被建构出来，而普遍理想只能出自中原，“兼容中原、草原”便不仅仅是基于军事的财政需求，更是基于普遍秩序之建构的内在精神需求了：唯有中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精神内核，唯有草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担纲者。
到魏孝文帝登基时，北魏帝国已历大半个世纪，其二元帝国的制度建设已颇有气象。但是皇帝仍然受制于两种贵族、豪族：一是鲜卑军事贵族，八部大人对皇帝的意志始终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一是中原的豪族，他们维持坞堡经济，隐匿户口，逃避租调徭役，令国家的税基不足，中央财政力量不大，这反过来使得皇帝更加依赖鲜卑军事贵族。
于是，魏孝文帝统治前期推行了均田制与三长制的改革（实际上此时孝文帝仍未亲政，是在文明冯太后的主持下完成改革）。依照均田令，成丁皆依规定亩数受田，至年老方归还国家，受田者有完成租庸调三种赋役的责任。由于连年战乱，地广人稀，国家有足够的田可授；而受田者会被从豪族的庇佑下吸引出来，成为自耕农，扩大国家的税基。为了均田制的运转更加有效，又设立三长制，规定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的职责就是检查户口，征发租庸调。北魏以国家能够主导的三长制取代豪族主导的宗主督护制，基层政权也逐渐为国家所掌控。同时，整顿吏治，对官吏进行考核，规定其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支付，不许自筹。如此，又使得官僚体系逐渐也进入皇权的控制范围内。这一系列的政策，强化了朝廷的财政能力，又以在财政上依附于朝廷的官僚体系为工具，强化了朝廷中央集权的能力，皇帝可以开始尝试摆脱军事贵族的制约。
在孝文帝亲政之后，他在第一次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改革，就是从平城迁都洛阳，并规定随迁的鲜卑人说汉语，着汉服，改汉姓，与汉人通婚。这一系列改革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北魏在事实上开始放弃了二元帝国的政治架构。<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相关讨论。"> 北魏皇权太轻易地抛弃了鲜卑军事贵族，而未能设计出一种更好的对其进行财政赎买的政策，于是丧失了帝国的内在均衡；这样一种政策要到辽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后文会再详叙。未获得自觉的二元帝国又蜕化为一元帝国，北魏因此自毁长城，在孝文帝身后不久便陷入严重内乱，最终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span class="bold">2.宇文泰混一胡汉
作为对北魏汉化的一个反动，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主事者竞相开始了再鲜卑化的运动，着力恢复鲜卑语、鲜卑姓等，以便确保核心的鲜卑军事力量支持自己。两国彼此之间征战不休，东魏、北齐地处关东富庶之地，其人口地利远非西魏、北周可比，后者渐渐不支。这种情况下，东魏主事者高欢没有融合胡汉的迫切需求，他所应用的军事力量，主要还是鲜卑的草原骑兵。西魏主事者宇文泰则不得不另辟蹊径，由于其人口总量太小，必须把汉人以某种方式组织和动员起来，而这种组织和动员又不能与既有的鲜卑军制相冲突。所以，陈寅恪先生提出，宇文泰“唯有于随顺此鲜卑反动潮流大势之下，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笼络其部下之汉族，而是种汉化又须有以异于高氏治下洛阳邺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承袭之汉魏晋之二系统，此宇文泰所以使苏绰、卢辩之徒以周官之文比附其鲜卑部落旧制，资其野心利用之理由也”<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0页。">。于是，在宇文泰治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复周礼”的活动，第一次是在王莽改制时。
宇文泰纳苏绰之建议，行“六条诏书”，曰“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对这六条，宇文泰“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周书·苏绰传》。">。基于六条诏书的理念，宇文泰继续推行均田制，以此比附于《周礼》当中的田制。“在国家、社会的发展阶段与后世相比仍处在未分化状态、祭政合一的社会中产生的《周礼》得以在（华北有大量荒地）这种社会条件下采用。另一方面，对于这个时期的统治者胡族阶层而言，《周礼》的构成和内容都比较原始，因此反而容易接受。”<span class="mark" title="［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第255页。"> 均田制构成了西魏、北周的基本财政基础，并有机地结合于宇文泰新建的府兵制。
府兵制来源于对北魏旧有军制的改造。在孝文帝迁都之前，北魏六镇的鲜卑军户作为征服者，自视为高贵族群，有着很强的荣誉感，也有着草原部落制之下的那种自由身份；但是孝文帝迁都推行汉化政策之后，鲜卑军户的粗豪习俗反倒成为卑贱的标志，军户沦为贱役一般的存在。这对于习惯于源初自由的部落民军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北魏末年的六镇军人叛乱与此有关。宇文泰在西魏设立了八位柱国大将军，比附于北魏的八部大人制；但由于一些刻意的人事安排，其中只有六柱国实际分别统兵，比附于周官六军之制。<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40—142页。"> 每位柱国下设两位大将军，每位大将军再下设两位开府仪同，共计二十四位开府仪同，组成二十四军，这发展成为府兵制，府兵本身对于部落军制也有继承关系。同时，由汉人贵族率领的乡党部队（乡兵）也被吸收成为府兵来源。府兵制由此成为兼容儒草、包纳胡汉的制度机制，是西魏、北周的立国基础。府兵的身份被设定为皇帝的直属侍卫，军人重新恢复了其荣誉感，并因此而形成了较之东魏、北齐更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
更进一步，宇文泰为了将鲜卑六镇军人与其他胡汉人群融合为一不可分离的集团，除了将他们在物质上置于同一利害环境当中，还需要在精神上使其具有同出一渊源的信仰。故而，宇文泰复称西魏所据的关中之地为汉文化之发源地，不以关东或江南为汉文化的中心所在地。<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98页。"> 关中为西周兴起之地，基于关中本位，西魏遂成正朔之所在。而可比附于周礼的均田制、可比附于周官的官制及府兵制，与关中本位更形成了彼此相互契合之关系。
由此，起自北魏末年的内乱，反倒带来了更大的制度创新，走向了真正的混一胡汉。“正是由于这场内乱，才使胡族人民开始从贱民走向自由民，同时它还使得汉人贵族从主体上参与到国政中来，……参与国政的问题还包含了汉人贵族制社会中的政治自由的问题。由此看来，北魏末的内乱正是胡汉民族各自奔向自由的一大潮流。”<span class="mark" title="［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8页。">
最终，以此一富有想象力的混一胡汉之制为基础，北周征服了北齐，一统华北；旋即隋氏代周，又一鼓作气征服了江南的陈朝。这个过程形成了更加复杂且深刻的融合。西魏、北周更多的是进行了制度的综合创新，而非原创性的文化；就文化层面而言，隋唐接续的更多是在北魏和北齐留存的、通过士族家学传承的中原汉魏文化，保存于河西地区的汉魏西晋文化，以及东晋和南朝发展起来的礼制。<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5页。">
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已经连续分裂了近四百年的东亚大陆，重归统一。这次统一的最终稳定结果是大唐帝国，它克服了大汉帝国面对草原帝国时终致天下崩解的军事、安全、财政困境，把胡汉一体化的原则推及至塞外，超越于草原、中原之上，一如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span class="mark" title="《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草原的视野与武功、中原的精神与财富，整合为一体，胡汉混血的隋唐皇室，终于将起自中原的普遍理想外化为一个庄严恢宏、灿烂夺目的普遍帝国。故陈寅恪先生赞之曰：“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4页。">
际控制人高欢恨恨地说：“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北史·列传第四十三》。">
南朝文化一时成为东亚世界居主流地位的文化，大量向百济、日本传播。其传播路线主要有三条，即直接从长江口到日本，由华南经台湾沿琉球到日本，以及经由百济到日本。<span class="mark" title="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8—139页。"> 于是，东亚地区的草原、中原、海洋三重结构的世界，其历史开始呈现为一种总体联动性的发展。即草原、中原关系，发展为秩序的生成线，其载体是起自长城沿线的北朝；中原、海洋关系，则发展成为秩序的传播线，其载体是南朝。南朝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五胡乱华之际，大量中原士人被迫南逃避难，江南才得以发展起来；嗣后北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使得南朝不得不在海外进行文化竞争。咨诸历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南侵过程，在中原带来血腥与混乱，同时却也带来江南开发的深入化。中华帝国对于南方的统治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普遍理想并不必然钟爱其中原的发明者，而是恍若“自私的基因”，只会选择最有利于让理想本身得以光大的路径。中原涂炭，反令普遍理想得到更大的传播，历史便如此前行。
<span class="bold">3.朝廷与帝国的强弱之辨
侯家驹先生发现，在南北朝当中，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是出身士族者占官吏总数的比例越高的国家，其国势越强；越向后的朝代，士族在官僚中所占的比例越低。<span class="mark" title="两晋官吏出身士族者占官吏总数64.9%；南朝方面，宋为69%，南齐59.2%，梁57.2%，陈56.6%；北朝方面，北魏73.3%，西魏北周67.9%，东魏北齐58.2%。参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册，第253页。"> 他推想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基础不是个人，而是家族，所以这一比例越高，表示政府受到强宗大姓的支持越多，以致基础越巩固。尤可进一步推知，出身士族的官僚所占比例越多，意味着帝国越无须分散精力来对付国内的士族力量；相反，士族自身所具备的组织资源，可以为帝国所用，其国势必然强大。但这也意味着皇权越受制于士族，不得伸张；越向后的朝代，士族比例越低，意味着皇权与寒族官僚结盟以抗士族，皇权的伸张越强。但这只是带来强朝廷，却破坏了帝国内部的组织资源，导致弱帝国。
这种说法仍太过粗糙，仔细比对可以发现，“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span class="mark" title="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207页。"> 。而贵族与官僚的结构性关系，在南北朝有着较大差别。南朝的官员，品、秩不一定对应，这意味着南朝官僚的贵族属性更强，官员的身份并不由其官品决定，而基于其文化士族的身份；北朝的官员，品、秩一体化，这意味着皇权的力量较强，军功贵族已经走在官僚化转型的路上。同样，江东的文化远胜北方，但其学校不如北方之盛，甚至还在五胡十六国时，北方的学校就胜过东晋。<span class="mark" title="前赵、后赵、前秦、前燕、南燕等都有国家学校，学生从数百到上千人不等，其君主也都曾亲临学校，监督学生考核。东晋的国家学校则不过百十学生，且时有时无，管理松散。后赵设有经学、史学和律学等专科学校，史学之独立为“学”，竟是羯人石勒之功。参见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209页。"> 之所以江东文化更盛，在于江东君主起自贵族支持，君弱而臣强，贵族是主要的治国者，文化是贵族的身份识别标志之一，江东对官僚的需求较弱，不太需要国家学校；之所以北方学校更盛，在于北朝君主起自武功，相对于江东而言，属君强而臣弱，君主需要官僚治国，以压制军事贵族的独立性，故而要建国家学校培养人才。北方的法制更胜江东，也是同样的原因。
因此，对于南朝的国家来说，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差不多是零和关系，互为代价，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建制已经贵族化，国家是作为贵族合作的非集权秩序存在，寒族很难获得发展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南朝在多重均衡当中所落入的就是一个稳定性很差的点，并且凭其自身基本无法走出来。北朝的国家，相较于南朝而言，其朝廷能力的强弱与国家能力的强弱，不是零和关系，有可能互相扶助，并且两种能力的强弱与贵族、士族占据官僚的比例成正比，因为其贵族制度逐渐走向建制化，国家是作为君主主导下的集权治理秩序存在，军事贵族的组织资源可直接转化为国家机器所需的组织资源。最终，南北朝最后时段并存的北周、北齐、陈这三国中，来自北方、士族占据官僚当中比例更高的北周及其后继者隋，完成了天下一统。
<span class="bold">三、孝文帝之败与宇文泰之成
<span class="bold">1.孝文帝的集权改革与失败
田余庆先生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span class="mark" title="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362页。"> 盖因政治秩序的建构，其底层根基毕竟还是武力，而在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武力基础便是草原骑兵，这意味着中原鼎沸之后，历史运动的主轴只能转到过渡地带的长城沿线，由兼容农、草的人群来完成秩序的重构。对于政治来说，武力的运用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武力的运用是否能够拥有正当性；正当性只能基于一种普遍理想的叙述而被建构出来，而普遍理想只能出自中原，“兼容中原、草原”便不仅仅是基于军事的财政需求，更是基于普遍秩序之建构的内在精神需求了：唯有中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精神内核，唯有草原能够提供普遍秩序所需的担纲者。
到魏孝文帝登基时，北魏帝国已历大半个世纪，其二元帝国的制度建设已颇有气象。但是皇帝仍然受制于两种贵族、豪族：一是鲜卑军事贵族，八部大人对皇帝的意志始终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一是中原的豪族，他们维持坞堡经济，隐匿户口，逃避租调徭役，令国家的税基不足，中央财政力量不大，这反过来使得皇帝更加依赖鲜卑军事贵族。
于是，魏孝文帝统治前期推行了均田制与三长制的改革（实际上此时孝文帝仍未亲政，是在文明冯太后的主持下完成改革）。依照均田令，成丁皆依规定亩数受田，至年老方归还国家，受田者有完成租庸调三种赋役的责任。由于连年战乱，地广人稀，国家有足够的田可授；而受田者会被从豪族的庇佑下吸引出来，成为自耕农，扩大国家的税基。为了均田制的运转更加有效，又设立三长制，规定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的职责就是检查户口，征发租庸调。北魏以国家能够主导的三长制取代豪族主导的宗主督护制，基层政权也逐渐为国家所掌控。同时，整顿吏治，对官吏进行考核，规定其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支付，不许自筹。如此，又使得官僚体系逐渐也进入皇权的控制范围内。这一系列的政策，强化了朝廷的财政能力，又以在财政上依附于朝廷的官僚体系为工具，强化了朝廷中央集权的能力，皇帝可以开始尝试摆脱军事贵族的制约。
在孝文帝亲政之后，他在第一次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改革，就是从平城迁都洛阳，并规定随迁的鲜卑人说汉语，着汉服，改汉姓，与汉人通婚。这一系列改革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北魏在事实上开始放弃了二元帝国的政治架构。<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相关讨论。"> 北魏皇权太轻易地抛弃了鲜卑军事贵族，而未能设计出一种更好的对其进行财政赎买的政策，于是丧失了帝国的内在均衡；这样一种政策要到辽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后文会再详叙。未获得自觉的二元帝国又蜕化为一元帝国，北魏因此自毁长城，在孝文帝身后不久便陷入严重内乱，最终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span class="bold">2.宇文泰混一胡汉
作为对北魏汉化的一个反动，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主事者竞相开始了再鲜卑化的运动，着力恢复鲜卑语、鲜卑姓等，以便确保核心的鲜卑军事力量支持自己。两国彼此之间征战不休，东魏、北齐地处关东富庶之地，其人口地利远非西魏、北周可比，后者渐渐不支。这种情况下，东魏主事者高欢没有融合胡汉的迫切需求，他所应用的军事力量，主要还是鲜卑的草原骑兵。西魏主事者宇文泰则不得不另辟蹊径，由于其人口总量太小，必须把汉人以某种方式组织和动员起来，而这种组织和动员又不能与既有的鲜卑军制相冲突。所以，陈寅恪先生提出，宇文泰“唯有于随顺此鲜卑反动潮流大势之下，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笼络其部下之汉族，而是种汉化又须有以异于高氏治下洛阳邺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承袭之汉魏晋之二系统，此宇文泰所以使苏绰、卢辩之徒以周官之文比附其鲜卑部落旧制，资其野心利用之理由也”<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0页。">。于是，在宇文泰治下，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复周礼”的活动，第一次是在王莽改制时。
宇文泰纳苏绰之建议，行“六条诏书”，曰“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对这六条，宇文泰“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周书·苏绰传》。">。基于六条诏书的理念，宇文泰继续推行均田制，以此比附于《周礼》当中的田制。“在国家、社会的发展阶段与后世相比仍处在未分化状态、祭政合一的社会中产生的《周礼》得以在（华北有大量荒地）这种社会条件下采用。另一方面，对于这个时期的统治者胡族阶层而言，《周礼》的构成和内容都比较原始，因此反而容易接受。”<span class="mark" title="［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第255页。"> 均田制构成了西魏、北周的基本财政基础，并有机地结合于宇文泰新建的府兵制。
府兵制来源于对北魏旧有军制的改造。在孝文帝迁都之前，北魏六镇的鲜卑军户作为征服者，自视为高贵族群，有着很强的荣誉感，也有着草原部落制之下的那种自由身份；但是孝文帝迁都推行汉化政策之后，鲜卑军户的粗豪习俗反倒成为卑贱的标志，军户沦为贱役一般的存在。这对于习惯于源初自由的部落民军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北魏末年的六镇军人叛乱与此有关。宇文泰在西魏设立了八位柱国大将军，比附于北魏的八部大人制；但由于一些刻意的人事安排，其中只有六柱国实际分别统兵，比附于周官六军之制。<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40—142页。"> 每位柱国下设两位大将军，每位大将军再下设两位开府仪同，共计二十四位开府仪同，组成二十四军，这发展成为府兵制，府兵本身对于部落军制也有继承关系。同时，由汉人贵族率领的乡党部队（乡兵）也被吸收成为府兵来源。府兵制由此成为兼容儒草、包纳胡汉的制度机制，是西魏、北周的立国基础。府兵的身份被设定为皇帝的直属侍卫，军人重新恢复了其荣誉感，并因此而形成了较之东魏、北齐更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
更进一步，宇文泰为了将鲜卑六镇军人与其他胡汉人群融合为一不可分离的集团，除了将他们在物质上置于同一利害环境当中，还需要在精神上使其具有同出一渊源的信仰。故而，宇文泰复称西魏所据的关中之地为汉文化之发源地，不以关东或江南为汉文化的中心所在地。<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98页。"> 关中为西周兴起之地，基于关中本位，西魏遂成正朔之所在。而可比附于周礼的均田制、可比附于周官的官制及府兵制，与关中本位更形成了彼此相互契合之关系。
由此，起自北魏末年的内乱，反倒带来了更大的制度创新，走向了真正的混一胡汉。“正是由于这场内乱，才使胡族人民开始从贱民走向自由民，同时它还使得汉人贵族从主体上参与到国政中来，……参与国政的问题还包含了汉人贵族制社会中的政治自由的问题。由此看来，北魏末的内乱正是胡汉民族各自奔向自由的一大潮流。”<span class="mark" title="［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8页。">
最终，以此一富有想象力的混一胡汉之制为基础，北周征服了北齐，一统华北；旋即隋氏代周，又一鼓作气征服了江南的陈朝。这个过程形成了更加复杂且深刻的融合。西魏、北周更多的是进行了制度的综合创新，而非原创性的文化；就文化层面而言，隋唐接续的更多是在北魏和北齐留存的、通过士族家学传承的中原汉魏文化，保存于河西地区的汉魏西晋文化，以及东晋和南朝发展起来的礼制。<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5页。">
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已经连续分裂了近四百年的东亚大陆，重归统一。这次统一的最终稳定结果是大唐帝国，它克服了大汉帝国面对草原帝国时终致天下崩解的军事、安全、财政困境，把胡汉一体化的原则推及至塞外，超越于草原、中原之上，一如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span class="mark" title="《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草原的视野与武功、中原的精神与财富，整合为一体，胡汉混血的隋唐皇室，终于将起自中原的普遍理想外化为一个庄严恢宏、灿烂夺目的普遍帝国。故陈寅恪先生赞之曰：“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