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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一家之私而丢给后人一个地雷阵，甚至是万丈深渊，同样是不负责任。黎华，你要充分地认识到，医疗是一个怎样的问题——‘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你做得越好，反而越不容易被大多数人认识到你的功绩。甚至于，说得更残酷一些，你手里只有100块钱的医疗预算，要负责100个人的医疗问题。如果你为每个人花1块钱，让人均寿命达到60岁，你说不定会被骂；而如果你为20个人每个花5块钱，让这20个人的人均寿命达到80岁，并且确保掌握舆论话语权的人就在那20个人里，而不去管剩下的人的死活，那你指不定就会被歌功颂德。因为，那些死人说不出话来。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和身边的人活到同一个水平，幸福感远没有活得比身边的人更好来得直观。这就像一个或许粗俗的笑话——所谓幸福，不是你不拉肚子，而是在一起拉肚子的时候，你在厕所里面，他在厕所外面——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精神境界，却是大多数人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存在的现实感观。”
“然而，对于社会发展的前景来说，究竟是100个能活到60岁的人更能促进发展，还是20个活到80岁的人加上80个生老病死没有保障的人？答案同样不是必然美好——究竟哪一种更好，取决于领导层的能力。前者是高门槛高回报，后者是低门槛低回报。这就像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当你的管理能力满足了门槛，选择社会主·义必然会碾压资本主·义，可这个门槛，远比现在大多数人想像中的高得多。而回到医疗的问题——我们在主观上就甭指望什么圆满，人对寿命的追求，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从来都没有止境；我们也不能只为当下负责，也得为今后负责；我们要对费力不讨好的结局有足够的觉悟，如果你最终选择当好好先生的话。”
一口气说完这些，毕文谦止了话头，看着黎华。她正紧咬着下嘴唇，琐着眉，左手捏成拳头。
“……文谦，什么是好好先生？什么又不是？”
黎华没有抬头，但那弱弱的声音，仿佛本就知道答案，却又难于接受。
“黎华，我能看到的统计资料，你一定也能看到，只要你想去看。”毕文谦的话音格外平静，“1975年，全国人口9亿出头，其中城镇人口1亿6千万出头，全国卫生人员有七百四十多万人，其中乡村医生和卫生院有四百八十多万人；1987年，全国人口接近11亿，其中城镇人口2亿7千多万，全国卫生人员有五百八十多万人，其中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有一百二十多万人。数字，总是那么冰冷而残酷，却也总是比那些抒情的修辞，比那些伤痕的呻·吟更加简洁有力。”
客厅里陷入了沉默，唯有录音机运作的微微声响。
黎华的左拳越捏越紧，终于突然化拳为掌，重重地拍在茶几上，掀起一声震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都活不下去了，还搞什么经济建设！”
毕文谦的声音依然冷静得近于冷漠：“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如果以60岁退休为界限，那么60岁之后的事情，和经济建设关系就不大了，甚至是负相关。”
黎华瞪大了眼睛，霍然而起：“怎么可以这样！”
“你觉得，现在在整个社会的范围下，关于离退休人员参与经济建设，有什么建树吗？有什么规划吗？无论直接还是间接。”
毕文谦仰着头，冷漠的眼神坦然地和黎华对视。
“我们不能这样……至少，我们不能也这样。”黎华面色沉浊地呼吸，努力压抑着情绪，低头看了看录音机，“‘关于农村的人民公社取消与农民养老的问题’，‘关于退休待遇和发挥余热的具体问题’……果真执政如棋，牵一发而动全局。问题，不能指望孤立解决。文谦，我们不能任由这样继续。”
毕文谦也看了一眼录音机，举手示意黎华重新安坐。
“所以我说出了这些问题啊！不过，在需要负历史责任的人里，有一些，我并不觉得他们在方向上绝对地错误。他们的问题，是单纯的低能，甚至无能。虽然，从结果来说，蠢和坏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说着，他又稍微前倾身子，轻轻盖住黎华拍在茶几上的手背，“我们现在面对的局面，还不像王安石那样病入肺腑，还有着余地。黎华，无论你最终做怎样的决定，我都只会和你一道。”
“那，我们该怎么做？”
黎华翻转手掌，抓住了毕文谦的手。
“不，”毕文谦感受着从黎华手上传来的力量，微笑着摇摇头，“是我们可以怎么做。”
是为了一家之私而丢给后人一个地雷阵，甚至是万丈深渊，同样是不负责任。黎华，你要充分地认识到，医疗是一个怎样的问题——‘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你做得越好，反而越不容易被大多数人认识到你的功绩。甚至于，说得更残酷一些，你手里只有100块钱的医疗预算，要负责100个人的医疗问题。如果你为每个人花1块钱，让人均寿命达到60岁，你说不定会被骂；而如果你为20个人每个花5块钱，让这20个人的人均寿命达到80岁，并且确保掌握舆论话语权的人就在那20个人里，而不去管剩下的人的死活，那你指不定就会被歌功颂德。因为，那些死人说不出话来。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和身边的人活到同一个水平，幸福感远没有活得比身边的人更好来得直观。这就像一个或许粗俗的笑话——所谓幸福，不是你不拉肚子，而是在一起拉肚子的时候，你在厕所里面，他在厕所外面——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精神境界，却是大多数人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存在的现实感观。”
“然而，对于社会发展的前景来说，究竟是100个能活到60岁的人更能促进发展，还是20个活到80岁的人加上80个生老病死没有保障的人？答案同样不是必然美好——究竟哪一种更好，取决于领导层的能力。前者是高门槛高回报，后者是低门槛低回报。这就像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当你的管理能力满足了门槛，选择社会主·义必然会碾压资本主·义，可这个门槛，远比现在大多数人想像中的高得多。而回到医疗的问题——我们在主观上就甭指望什么圆满，人对寿命的追求，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从来都没有止境；我们也不能只为当下负责，也得为今后负责；我们要对费力不讨好的结局有足够的觉悟，如果你最终选择当好好先生的话。”
一口气说完这些，毕文谦止了话头，看着黎华。她正紧咬着下嘴唇，琐着眉，左手捏成拳头。
“……文谦，什么是好好先生？什么又不是？”
黎华没有抬头，但那弱弱的声音，仿佛本就知道答案，却又难于接受。
“黎华，我能看到的统计资料，你一定也能看到，只要你想去看。”毕文谦的话音格外平静，“1975年，全国人口9亿出头，其中城镇人口1亿6千万出头，全国卫生人员有七百四十多万人，其中乡村医生和卫生院有四百八十多万人；1987年，全国人口接近11亿，其中城镇人口2亿7千多万，全国卫生人员有五百八十多万人，其中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有一百二十多万人。数字，总是那么冰冷而残酷，却也总是比那些抒情的修辞，比那些伤痕的呻·吟更加简洁有力。”
客厅里陷入了沉默，唯有录音机运作的微微声响。
黎华的左拳越捏越紧，终于突然化拳为掌，重重地拍在茶几上，掀起一声震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都活不下去了，还搞什么经济建设！”
毕文谦的声音依然冷静得近于冷漠：“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如果以60岁退休为界限，那么60岁之后的事情，和经济建设关系就不大了，甚至是负相关。”
黎华瞪大了眼睛，霍然而起：“怎么可以这样！”
“你觉得，现在在整个社会的范围下，关于离退休人员参与经济建设，有什么建树吗？有什么规划吗？无论直接还是间接。”
毕文谦仰着头，冷漠的眼神坦然地和黎华对视。
“我们不能这样……至少，我们不能也这样。”黎华面色沉浊地呼吸，努力压抑着情绪，低头看了看录音机，“‘关于农村的人民公社取消与农民养老的问题’，‘关于退休待遇和发挥余热的具体问题’……果真执政如棋，牵一发而动全局。问题，不能指望孤立解决。文谦，我们不能任由这样继续。”
毕文谦也看了一眼录音机，举手示意黎华重新安坐。
“所以我说出了这些问题啊！不过，在需要负历史责任的人里，有一些，我并不觉得他们在方向上绝对地错误。他们的问题，是单纯的低能，甚至无能。虽然，从结果来说，蠢和坏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说着，他又稍微前倾身子，轻轻盖住黎华拍在茶几上的手背，“我们现在面对的局面，还不像王安石那样病入肺腑，还有着余地。黎华，无论你最终做怎样的决定，我都只会和你一道。”
“那，我们该怎么做？”
黎华翻转手掌，抓住了毕文谦的手。
“不，”毕文谦感受着从黎华手上传来的力量，微笑着摇摇头，“是我们可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