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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在诉说他们的心声，而彭姐姐认为在慰问的场合，他们的受众，不适合那么唱。所以，我唱出来，和彭姐姐唱出来，从出发点就不一样，效果也就肯定不一样了。我能在火车上把群众唱得默然，彭姐姐却能唱得战士们流泪。这种区别，不是一页纸能记清楚的。”
说到这里，毕文谦的脑海里浮现起了彭姐姐那村姑模样，以及……那个长得瘦弱却带着自己作死的小张姐姐。
“如果说演唱是基于已有的词曲而进行的再次创作，那么词曲的创作就是首次创作，它们在思路上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创作者首先需要在自己心里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想表达的东西，或者说得正式一点儿，叫艺术形象。那，就是心里的谱。古时候有一首诗，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总结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富老师，我写一首歌，可以不要乐器，但必须有所见所闻的事物。如果它们在我心坎里，让我不禁为之而歌，那么创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随着一声叹息，毕文谦不禁联想到一个女人，一个神一般的人物。在这个年代，她还不是那个传说中的老太婆吧……她在创作的时候，就不用乐器，却是聆听自然的声音的。
毕文谦的话说完了，在喧杂的车厢里很快无影无踪，但富林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说普通人听歌唱歌，属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那么很多音乐工作者写歌唱歌，就属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恰如毕文谦话里的那个“工”字。但真正的艺术创作，的确应该山就是山，水就是水。
大约，毕文谦一开始就知道的道理，孙云快四十岁了才明白。
“文谦啊，你妈妈真是果决啊！我却做不到。”富林没有去评判毕文谦一席话的对错，却貌似答非所问地感叹起来，“我有一个女儿，大约比你小三岁。她出生时，我不在她身边，当年我需要到处随文工团演出，把她寄养在别人家里。我第一次去看她时，她已经3岁了。当时，她梳着马尾辫，穿着棉质花衣，坐在地上玩儿，我穿着军装，渐渐走过去。我一眼认出了她，她却认不得我。我对着她笑，她却站起来，边跑边喊：‘爸爸、妈妈，快跑，公安来了！’我追过去问她：‘公安来了，你跑什么？’她怯怯地答我：‘我没有户口!’文谦啊，我当时差点儿就哭了出来。从此，我把女儿接到京城身边，但还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照顾她。那时候，正是我写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不仅反响巨大，也是创作激情最高的时候。到我家里来上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女儿总是静静地站在门口听我上课，我只是认为她在好奇。却没有料到，在不久前，她在我的书桌上压了一张纸条，打头一句话：‘请付林老师指正。’后面，是她写的歌词。”
也许是停顿，也许是酝酿，也许，是别的什么情绪，几秒之后，富林吟道：“‘是粉红色的天空，是蓝色的蝴蝶，是绿色的星星，是紫色的麻雀……是荡不高的秋千，是写不黑的字帖，是飘不远的风筝，是飞不回的飞碟。是说不通的谎话，是讲不完的故事，是看不懂的电视，是啃不烂的作业……用小小的双手敲击大大的世界，用淡淡的目光偷看深深的世界，用热情的歌声呼唤沉睡的世界，用持久的童心问候未来的世界。’我从来没有想像过，一个初一的孩子会写出如此好的词。但她的的确确，是我的女儿。所以，文谦啊，你说的那番话，我相信你，相信你说的，是你的心声。”
富林再度沉默了一小会儿。
“我只是，在昨晚，你妈妈把你托付给我之后的夜里，躺在床上，睡不找的时候，有一点儿嫉妒。嫉妒你妈妈，能够为了自己的儿子，放弃自己稳定的工作，放弃习惯了半辈子的一切。而我，却做不到。”
战士在诉说他们的心声，而彭姐姐认为在慰问的场合，他们的受众，不适合那么唱。所以，我唱出来，和彭姐姐唱出来，从出发点就不一样，效果也就肯定不一样了。我能在火车上把群众唱得默然，彭姐姐却能唱得战士们流泪。这种区别，不是一页纸能记清楚的。”
说到这里，毕文谦的脑海里浮现起了彭姐姐那村姑模样，以及……那个长得瘦弱却带着自己作死的小张姐姐。
“如果说演唱是基于已有的词曲而进行的再次创作，那么词曲的创作就是首次创作，它们在思路上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创作者首先需要在自己心里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想表达的东西，或者说得正式一点儿，叫艺术形象。那，就是心里的谱。古时候有一首诗，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总结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富老师，我写一首歌，可以不要乐器，但必须有所见所闻的事物。如果它们在我心坎里，让我不禁为之而歌，那么创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随着一声叹息，毕文谦不禁联想到一个女人，一个神一般的人物。在这个年代，她还不是那个传说中的老太婆吧……她在创作的时候，就不用乐器，却是聆听自然的声音的。
毕文谦的话说完了，在喧杂的车厢里很快无影无踪，但富林的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说普通人听歌唱歌，属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那么很多音乐工作者写歌唱歌，就属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恰如毕文谦话里的那个“工”字。但真正的艺术创作，的确应该山就是山，水就是水。
大约，毕文谦一开始就知道的道理，孙云快四十岁了才明白。
“文谦啊，你妈妈真是果决啊！我却做不到。”富林没有去评判毕文谦一席话的对错，却貌似答非所问地感叹起来，“我有一个女儿，大约比你小三岁。她出生时，我不在她身边，当年我需要到处随文工团演出，把她寄养在别人家里。我第一次去看她时，她已经3岁了。当时，她梳着马尾辫，穿着棉质花衣，坐在地上玩儿，我穿着军装，渐渐走过去。我一眼认出了她，她却认不得我。我对着她笑，她却站起来，边跑边喊：‘爸爸、妈妈，快跑，公安来了！’我追过去问她：‘公安来了，你跑什么？’她怯怯地答我：‘我没有户口!’文谦啊，我当时差点儿就哭了出来。从此，我把女儿接到京城身边，但还是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照顾她。那时候，正是我写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不仅反响巨大，也是创作激情最高的时候。到我家里来上课的学生络绎不绝，女儿总是静静地站在门口听我上课，我只是认为她在好奇。却没有料到，在不久前，她在我的书桌上压了一张纸条，打头一句话：‘请付林老师指正。’后面，是她写的歌词。”
也许是停顿，也许是酝酿，也许，是别的什么情绪，几秒之后，富林吟道：“‘是粉红色的天空，是蓝色的蝴蝶，是绿色的星星，是紫色的麻雀……是荡不高的秋千，是写不黑的字帖，是飘不远的风筝，是飞不回的飞碟。是说不通的谎话，是讲不完的故事，是看不懂的电视，是啃不烂的作业……用小小的双手敲击大大的世界，用淡淡的目光偷看深深的世界，用热情的歌声呼唤沉睡的世界，用持久的童心问候未来的世界。’我从来没有想像过，一个初一的孩子会写出如此好的词。但她的的确确，是我的女儿。所以，文谦啊，你说的那番话，我相信你，相信你说的，是你的心声。”
富林再度沉默了一小会儿。
“我只是，在昨晚，你妈妈把你托付给我之后的夜里，躺在床上，睡不找的时候，有一点儿嫉妒。嫉妒你妈妈，能够为了自己的儿子，放弃自己稳定的工作，放弃习惯了半辈子的一切。而我，却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