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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门德尔这个人人家是忘不了的，于是，便让领班请她来见我。
她来了，施波席尔太太白发蓬乱，有点水肿的腿一步一步从厕所间走来，一边还在匆匆地用布擦她通红的手，显然是刚打扫完她那阴暗的小间，或者刚擦完窗户。我立刻由她的慌张神态察觉，这样突如其来地把她叫到前面来，叫到这家咖啡馆里高雅房间的大电灯下，使她不高兴。因此，她先是猜疑地瞧我，用一种目光由下往上地瞧我，一种十分小心地压低了的目光。我找她，有何贵干呀？但是，我刚开口打听雅科布-门德尔，她就睁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珠仿佛要夺眶而出，她抖动着耸起肩膀。“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竟然还有人想着他！是啊，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她几乎在哭泣了，她感动极了。老年人逢到别人使他们回忆起他们的青春岁月，回忆起某一段已被遗忘的、美好共处的光阴时，总会这样的。我问到他是不是还活着。“哦，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五六年，不，七年，去世已经有七年了。这么一位可爱、善良的先生。想想看，我认识他有多久了，二十五年都不止了，我进店时，他已经在这儿了。说起他们是怎么弄得他死去的，这真是件可耻的事情啊！”她越来越激动了，并问我是不是他的亲戚。她说，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从来没有人打听过他——他遭遇的事情，我是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呀？
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我说，给我讲一讲吧，原原本本地讲一讲吧！这个善良的老妇人显出了胆怯和拘束的神态，不断地擦她的那双湿手。我懂了，一个厕所清洁女工，系着肮脏的围裙，自发蓬乱，站在这咖啡馆的大厅里，这使她感到难堪。另外，她一直怯生生地左顾右盼，看是不是有哪个侍者在一旁听着。我于是向她提议，我们到活动室里去吧，坐到门德尔的老座位上去，请她在那儿把事情的始末讲给我听。她感谢地向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感激我懂得她的心思。她，这个已经有点摇摇晃晃的老妇人走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两名侍者惊讶地望着我们的背影，他们觉察到了此中必有缘故，若干顾客也对我们这差别悬殊的一对感到惊异。接着，在活动室里那张四方桌旁，她向我讲述了雅科布-门德尔，旧书贩门德尔的沉沦（后来，其他人的叙述，又给我增补了某些细节）。
就是啊，他后来，她这样讲述道，在战争开始以后，也还一直来的，天天一早，七点半钟就到这里，坐着，整天研究着，同以往一模一样。是啊，他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而且还常常谈到，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已经在打仗了。我可是了解的，他从来不看报纸，也从来不同别人交谈；尽管卖报的大声叫喊“号外，号外”所有其他的人都跑步围上去时，他也从不站起身来，从不在一旁听着。他同样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弗兰茨，那个侍者不在了（他在戈尔利采附近阵亡了），也不知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的儿子在普热梅希尔被俘虏了。面包越来越不像样，人家给他喝的已经不是牛奶而是代用咖啡了，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有一次，他觉得有点奇怪，怎么现在来这儿的大学生这么少呢？如此而已——“我的上帝，这个可怜人哪，除了他的书以外，再没有别的事使他高兴和担忧过。”
可是，后来有一天，灾祸临头了。上午十一点，一个晴天，一名警官领着一名秘密警察到这里来了，那个秘密警察指了指钮扣眼里的蔷薇花饰徽章，开口问道，有没有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常到这里来。接着，他们马上走到这张桌子边上来找门德尔，他还糊里糊涂地以为是来卖旧书的，或者是来请教他的呢。但他们立即要他跟着走一趟，就把他带走了。这对这家咖啡馆是个真正的耻辱，所有的人都围到了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周围。他呢？站在那两个人中间，眼镜移在前额上头发下面，望望这个，瞧瞧那个，不知道他们到底找他干什么。大家当即对那个警官说，这一定是搞错了，像门德尔先生这样的人，是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的。可是，那个秘密警察马上对大家吼叫起来，说他们不得干涉公务行动。于是，他们把他带走了。在这以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有两年之久。我今天还不清楚，当时他们干吗要把他带走。“不过我可以发誓，”她，这个老妇人激动地说“门德尔先生是不会干不法事情的。他们一定搞错了，我敢担保。这是对这个可怜的、无辜的人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
她的话一点不假，这个令人感动的、善良的施波席尔太太。我们的朋友雅科布-门德尔确实没有做过任何不法的事情，他只是干了一件糊涂的，一件动人的，一件甚至在那个疯狂的时期里也完全难以令人相信的蠢事，这只能用这个怪人的专心致志，用他像生活在月球上似的远离现实来解释。事情是这样的：一天，负责监视与外国往未邮件的军事检查局截获一张明信片，是某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所写，按规定贴足了寄国外的邮票，但是——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寄到敌对国家去的，收件人是让-拉波戴尔书商，地址是巴黎格雷涅尔沿河街，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在明信片上抱怨说，最近的八期法国图书通报月刊他都没有收到，可是他已经预付了全年的订费。那个被征调来的下级检查官，原来是位文科中学教授，个人爱好罗曼语言文学，现在被换上一套蓝色的国民军服装，当这张明信片落到他手里时，他吃了一惊。一个愚蠢的玩笑，他想道。他每星期要检查两千封信，从中搜寻和发现有问题的内容和有间谍嫌疑的用语，但还从未有过一件如此荒唐的东西落到他手指底下来。一个人从奥地利寄信到法国，还毫无顾忌地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漫不经心地把一张寄往交战国的明信片就这么简单地往信箱里一扔，仿佛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这些边界上并没有架上铁丝网，仿佛在上帝创造的白昼里，法国、德国、奥国和俄国并没有使对方男性居民的数目逐日减少几千人。因此，起先他把这张明信片当作一件稀奇东西塞进了自己的抽屉，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荒唐事。但是，几星期以后，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又是这个雅科布-门德尔写的，寄给一个叫约翰-阿尔德里奇的书商，地址是伦敦霍尔本广场，问他能否给自己买最近的几期文物杂志，落款又是这个怪人雅科布-门德尔，而且天真透顶地写上了他的详细地址。这时，这位被人套上一身制服的文科中学教授觉得这件上装有点紧了。难道这种笨拙的玩笑竟是某种暗语，自有谜一般的含义吗？总而言之，他站起身来，后跟囊的一声并拢，把两张明信片都放到了少校的桌上。这位少校高高地耸起了肩膀：怪事！他先通知警察局，要他们调查究竟有无雅科布-门德尔此人。一小时以后，雅科布-门德尔已被逮速，这个意外的遭遇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他根本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已被带到了少校那里。少校把神秘的明信片放到他的面前，问他承认不承认自己就是寄信人。这种严厉的问话口气激怒了门德尔，而首先是由于他在阅读一本重要图书目录时被他们打断了，他几乎是粗声粗气地说，这两张明信片自然是他写的。订阅的刊物，钱都付清了，自然有权去索取。坐在圈手椅里的少校向邻桌旁的少尉转过身去。两人会心地互相瞥了一眼：一个十足的白痴！接着，少校考虑，是把这个糊涂蛋厉声训斥一通，随后撵走呢，还是把事情认真地查问一番。在任何一个这类机关里，遇到这类拿不定主意的尴尬情况时，总会决定先搞一份问话记录再说。搞一份记录总是好的嘛！即使没有什么用处，但也没有什么害处，只不过填满一张毫无意义的纸，增添到成百万张这样的纸张里面去。
这一回，却使一个可怜的、稀里糊涂的人遭了殃，因为刚问到第三个问题，就出现了非常倒霉的情况。人家先问他的姓名：雅科布，正名是贾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贩（他没有书商执照，只有一张小贩许可证）。第三个问题却成了灾祸：出生地点。雅科布-门德尔回答说是佩特里考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皱起了眉头。佩特里考，不是在俄属波兰地区内，在边境附近吗？可疑！十分可疑！他于是更加严厉地盘问门德尔，什么时候获得奥地利公民权的。门德尔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模模糊糊地、惊异地呆望着少校：他说不清楚。见鬼！他到底有没有证件。说明他身份的证件除了小贩许可证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少校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好吧，他的国籍究竟是怎么回事，得让他讲清楚才行。他父亲是什么国籍，是奥地利人还是俄国人？雅科布-门德尔镇静地回答说：自然是俄国人。那么，他本人呢？他呀，三十三年前就偷越了俄国边境，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维也纳。少校越来越不安了。他什么时候入奥地利国籍的？为什么要人？门德尔反问道。他从来不关心这类事情。这么说，他还是个俄国公民，对吗？这样无聊的盘问早就使门德尔心烦了，他无所谓地回答说：“本来就是。”
这样干脆的答复把少校吓了一跳，他身子往后倒去，弄得圈手椅嘎吱作响。竟然有这等事情！在战争期间，在一九一五年底，在塔尔努夫和大规模攻势之后，一个身分不明的俄国人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首都随心所欲地到处乱闯，还寄信到法国和英国去，而警察局居然撒手不管。难怪新闻界的傻瓜们对康拉德-冯-赫岑道夫不能立即挺进华沙感到奇怪，总参谋部的傻瓜们对军队的每一次调动都被间谍把情报送给了俄国感到惊讶。这时，那个少尉也站了起来，问话变成了严厉的审讯。他，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不立即向当局报告？门德尔，始终没往坏处想，用他的唱歌似的犹太腔答道：“为什么要立即报告呢？”少校认为，这种反问是一种挑衅，便气势汹汹地问他，看到了布告没有？没有！难道他连报纸都不看？不看！
这两个军官盯着由于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而急出汗来的雅科布-门德尔发愣，仿佛月亮掉到他们的办公室来了。接着，响起了拨电话的声音，打字机的声音，传令兵跑上跑下，雅科布-门德尔被交给卫戍部队监狱负责看管，准备下一步把他送进集中营。人家叫他跟两名士兵走时，他还莫名其妙地瞪着眼睛发傻。他不知道人家要拿他干什么，但他本来也没有任何担忧的事。这个戴着金色领章，说话粗暴的人能对他有什么坏打算呢？在他的超脱现实的书籍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不谅解，而只有关于数字和文字、书名和人名的知识，以及不倦的求知欲。因此，他随和地夹在两名士兵中间下了楼梯。到了警察局，人家拿走了他大衣口袋里所有的书，井要他交出藏有几百张重要的书单和主顾地址的皮夹。这时，他才勃然大怒，动手打人。人家只好把他绑起来。这中间，他的眼镜掉到了地上，他的这架观察精神世界的魔术望远镜跌个粉碎。两天以后，人家让他穿上单薄的夏服，押送他进了科马诺姆附近的俄国平民俘虏的集中营。
在集中营的这两年里，没有书，没有他所心爱的书，没有钱，处在这所太监狱里冷漠的、粗鲁的、多半是文盲的难友中间，雅科布-门德尔经受了怎样的心灵上的恐惧；他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鹰离开了天空似的，离开了超脱人世的、对他来说是惟一的书籍世界后，在那里又饱尝了怎样的苦楚——关于这些，却找不到任何目击者来提供情况。但是，从疯狂中清醒过来的世界，已经渐渐认识到，在这场战争的一切暴行和犯罪的侵犯中，没有一件比下面的行为更无意义，更多余，因而在道义上更不可饶恕的了，那就是把一无所知的。早已超过工作年龄的侨民抓起来，集中在一处，用铁丝网圈起来，而这些人都是侨居多年，并把异国当作故乡，由于真诚相信客居权利——这种权利甚至在通古斯人和阿劳加尼亚人那里也被视为神圣的——因而没有及时逃亡，这是破坏文明的罪行。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在我们这个发了狂的欧洲的任何一处，都同样丧失理智地犯下了这一罪行。雅科布-门德尔或许也会像数以百计的其他无辜者一样，在这种围场里变成神经错乱，或者因患痢疾、因体力衰竭、因心灵受到严重损害而可怜地死去。幸亏一个偶然情况，一个惟独在奥地利才会发生的偶然情况，恰好及时地把他再一次拉回他的世界中来。在他失踪以后，一些身分高贵的主顾仍然按照他原来的地址多次给他去信。前施蒂里亚总督、纹章学著作的狂热收藏者勋伯格伯爵，前神学系主任，为奥古斯丁著作撰写评注的齐根菲尔德，八十岁高龄还在不断修改自己的回忆录的退休海军元帅埃德勒-冯-皮塞克，所有这些门德尔的保护人，都不断有信给他。这些投寄到格鲁克咖啡馆的信件中，有一些转到集中营给这个下落不明的人，这些信碰巧落到那里一位好心的上尉手里。门德尔自从眼镜被人打碎以后，由于没钱配一副新的，便一直像一只鼹鼠，灰色，失明，沉默地蹲在角落里。这么一个矮小、半瞎、肮脏的犹太人，竟然结识如此高贵的人物，这使那位上尉颇觉惊讶。有这样的朋友，本人必定不同寻常。因此，他允许门德尔答复这些来信，井请求他的保护人替他说情。结果并非石沉大海，显贵们以及那位系主任，本着一切收藏家团结一致的精神，频繁联系，并且递上了他们的联名担保书，这样，旧书贩门德尔在监禁了两年多之后，于一九一七年获释返回维也纳，当然附有条件，那就是每天到警察局汇报一次。不过，他毕竟返回到自由的天地，返回到他的又破旧又窄小的阁楼里来了，他又能去逛他心爱的书店，而首先是回到格鲁克咖啡馆。
出了黑暗地狱的门德尔如何返回格鲁克咖啡馆，可以由正直的施波席尔太太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来向我描述了。“——天——耶稣，玛利亚，约瑟，保佑我呀！我不相信，我信不过自己的眼睛了——门被推开了，您也知道，他平日进门时就是这样，歪着身子，把门推开一道缝。这时，他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咖啡馆，他，门德尔先生。他穿着破烂的、满是补丁的军大衣，头上戴着什么，也许原来是顶帽子，一顶人家扔掉了的破帽子。他没围围巾，那副模样真像个死人，灰白的脸色，灰白的头发，干瘦得叫人可怜。可是，他进来了，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他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往这张桌子走去，脱掉大衣，不过不像以前那么灵巧了，而是边脱边吁吁地喘息。他同以前不大一样，什么书也没有带，只是坐下来，一刁话不说，只是用完全没神的、鼓出的眼睛瞪着前面发愣。后来，我们把过去从德国寄来的整捆书籍杂志给他搬来了，他这才渐渐地开始阅读。不过，他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门德尔了。”
是的，他已判若两人，不再是世界奇迹，不再是一切图书的神奇的索引柜了。当年见到过他的人，都痛心地向我谈到了这一事实。他的原来是宁静的、仅仅像在睡梦中阅读的目光，看来已被扰乱，无法挽救；又有什么被撞毁了：流血的恐怖像一颗慧星，疯狂乱飞，撞在了他的书籍宇宙中这颗怪僻而平和的，这颗昴宿星团中最亮的星球上。几十年来，他的眼睛看惯了书刊上无声的、纤细的、昆虫脚似的铅印文字。可是，在那个四周架着铁丝网的关押人的围场里，这双眼睛必定看到过可怕的事情，因为那对原先是滴溜转动的、嘲讽地闪闪发亮的眼球，已被沉重的眼皮遮住了，在修过的、好不容易用细线扎在一起的眼镜后面，原先是那么活泼的眼睛，现在是半睡不醒，两圈红晕，朦朦胧胧。更加糟糕的是：他的记忆器官，这座奇异的艺术建筑，必定有一根圆柱倾倒了，整个结构已陷于紊乱。因为我们的大脑构造精细，它是用最精细的材料制造的控制台，是我们的心智的精密仪器，只要一根微血管被堵塞，一根神经受震动，一个细胞疲劳过度，只要一个这样的分子错了位置，就足以使这个绝妙地聚集着千变万化的天体和声的心灵顿时沉寂。在门德尔的记忆器官里，在这台独一无二的心智的键盘上，琴键的装置失灵了。偶或有人来请教他时，他便才枯智竭地呆望着来人，人家对他说的话，他听不太懂，他听错了，或者一听即忘。门德尔已不再是门德尔了，正如这个世界已不再是这个世界。他不再身子前后摇晃着全神贯注地读书了，他多半坐着发呆，眼镜只是机械地冲着书本，旁人弄不清他是在阅读，还是在瞌睡。有好几次，施波席尔太太这样讲述道，他的脑袋沉重地撞到书上，大白天里就昏昏入睡了。有些时候，他又一连几个钟头望着电石汽灯——这是在那些煤炭紧张的年头里，人家放在他桌上的——陌生的、有臭味的亮光出神。是啊，门德尔已不再是门德尔了，不再是世界奇迹了，而是疲倦地喘息着的、不中用的一堆胡子和衣裳，毫无意义地堆在原来的彼提阿的座椅上；他不再被看作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誉，而是被看作一个带来耻辱的人，一个散发臭气、叫人恶心的脏鬼，一个讨人厌的、毫无用处的寄食者。
新老板就是这么看待他的。此人名叫弗洛里安-古特纳，雷茨人，在一九一九年这个饥荒的年头里，做面粉和黄油的黑市买卖发了横财，他花言巧语，用迅速贬值的八万克朗纸币从老实的施坦德哈特纳手里买下了格鲁克咖啡馆。这个农夫出身的老板，手腕精明，抓住时机，迅速把这家古朴的咖啡馆修饰一新，及时用贬值的钞票添置安乐椅，修筑大理石门洞，并已在谈判，要买下隔壁的饭店，加建一个音乐茶座。在这样迫不及待地翻新装饰的过程中，这个加利曾寄食者自然十分碍他的手脚。这个家伙从清晨直到夜晚独占一张桌子，但一天总共只喝两杯咖啡，吃五个面包，虽说施坦德哈特纳特别叮嘱他千万关照这位老顾客，并且向他说明这个雅科布-门德尔是怎样的一位重要人物，在移交财产清单时，施但德哈特纳甚至把门德尔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项附带义务托付给古特纳。但是，弗洛里安-古特纳在添置新家具和程亮的铝制柜台时，也换上了一副这个牟利时期的铁石心肠，他只等着找到一个借口，把这个市郊破烂堆里剩下的最后一件讨厌东西，从他那已是气派高雅的店堂里清扫出去。看来良机快来了，因为雅科布-门德尔境况很糟。他积蓄下来的最后的钞票，在通货膨胀这台碎纸机中被磨成了粉末，他的主顾们也星散了。再去当旧书贩，爬楼梯，挨门逐户地收旧书，这个疲乏的人已经没有力气了，他穷极潦倒了。别人由成百种小小的迹象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已经很少让人去饭店给他取食物，连数目有限的咖啡和面包钱他也老是拖欠，有一回甚至拖欠了三个星期。那时候，领班就要把他撵到大街上去。幸亏这位正直的施波席尔太太，这个厕所清洁女工可怜他，替他担保。
过了一个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新领班早已在结账时多次发现面包的数目不对，除掉拿走的和付了钱的以外，总还短少。他自然立即怀疑上了门德尔，因为那个年迈的、走道都不稳的脚夫已经多次向他抱怨，说门德尔欠了他半年的账，他一分钱也还不出来。领班于是格外注意，两天以后，他躲在围火炉的档板后面，眼看雅科布-门德尔偷偷从桌旁站起身来，走进前室，飞快地从面包篮里拿出两个小面包，饿慌了似的一下子塞进嘴里。于是，当场把他逮住。有了真凭实据，现在那些缺少的面包可有下落了。领班马上向古特纳先生报告了此事。古特纳早在寻找借口，如今喜出望外。他当众训斥门德尔，说他犯了偷窃罪，甚至假装宽宏大量地说，他不想马上报警，但命令他立即滚蛋，永远见鬼去。雅科布-门德尔只是发抖，什么话都不说，摇摇晃晃地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走了。
“多么悲惨啊！”施波席尔太太是这样形容他的离去的。“我永远忘不了他是怎样站起身来的，眼镜推到前额上，脸色熬白，像一条毛巾。他来不及把大衣穿上，虽说是在一月里，您是知道的，那一年可冷哪！他吓坏了，连书都忘在桌上了，我是过后才发现的，还想追上去给他呢。可是他已经跌跌撞撞地出了门。我不敢到街上去，因为古特纳先生站在门口，冲着他的背影破口大骂，过路的人都站住了，围拢来。是啊，真是可耻，我羞愧得要命！这种事情老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是做不出来的，他不会因为几个小面包把人撵走的，他在的话，门德尔白吃一辈子都行。可是今天的人哪，都是没心肝的。把一个三十多年天天坐在这儿的人撵走——真是可耻，见了上帝，我可不对这件事情负责任——我不负。”
她，这个善良的妇人，变得十分激动，并以老年人冲动时的唠叨劲，翻来覆去地讲这件丑事，讲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是不会这样的。我不得不问她，我们的门德尔后来怎样了，她是否再见过到他。这时，她失去了常态，愈加激动了。
“每天我从他的桌旁走过时，每一回，您可以相信我的话，我心里就一震。我总是想，他现在会在哪里，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如果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会给他带些暖和的东西去的，因为他能从哪儿去挣生火和吃饭的钱呢？就我所知，他在世上没有亲戚。我始终听不到一点点消息，末了，我已经以为他不在人世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让人替他念一段弥撒祭词。因为他是个好人，我们相识二十五年都不止了。
“可是，一天清晨，七点半。对，在二月间，我正在擦黄铜窗栏杆，突然（我是说，我心里一震）。突然，门开了，门德尔进来了。您知道，他总是迷迷糊糊、歪着身子挤进来的，可是，这一回不同了。我马上发觉，他东倒西歪，一双眼睛忽闪忽闪，我的上帝，瞧他那副模样，只剩下骨头和胡子了！我看到他这副模样，立刻就明白了。我立刻就想到，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在睡觉，大白天出来梦游，他什么都忘了，小面包，古特纳先生，以及他们可耻地把他撵走，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了。感谢上帝！古特纳先生还没来，领班也正在喝咖啡。我赶紧跑过去，好告诉他，别呆在这儿，别让那个野蛮家伙再撵一回。”说到这里，她担心地回头看看，马上改口说：“我是说古特纳先生。接着，我喊他：‘门德尔先生！’他抬起头来，两眼发直。这一眨眼的工夫，我的上帝，真可怕呀！这一眨眼的工夫，他准是什么都记起来了，因为他马上打了一个哆嗦，开始发抖，不只是手指抖，不，全身都抖，从肩膀都可以看出他在发抖，他又急急忙忙朝门口跌撞过去。到了门口，他摔倒了。我们赶紧打电话给急救站，随后，他们把他弄走了，他在发烧。晚上，他就死了，肺炎，高烧，这是医生讲的。他还讲，门德尔来我们这里时，已经失去了知觉。只能是睡着觉的人才会这样进来的。我的上帝，一个人三十六年天天这样坐在这儿，这张桌子可不就是他的家了。”
关于他，我们还谈了很久。我们是认识这位怪人的最后两个，我，当时还年轻，是他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包罗万象的精神生活，尽管他的存在像微生物似的微不足道；她，这个穷困、劳累的厕所清洁女工，从未读过书，她同自己贫困的下层社会里的这个同伴有联系，仅仅是由于二十五年来她一直替他刷大衣、钉钮扣。可是，在他的这张已成陈迹的桌子旁，共同召来他的亡灵时，我们却能相互理解，而且理解得那么深。因为回忆总能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怀着爱的回忆更其如此。谈着谈着，她突然想起一件事：“耶稣，我怎么会忘了呢？那本书还在我那儿，就是他当时留在桌上的那本。我上哪儿找他，归还他呢？后来，也没别人告失，我想，就留下它作个纪念吧。这也不是什么犯法的事，对吗？”她匆匆回到后面她的小房间里把书拿了来。我好不费力地强压住了一丝微笑，因为始终以捉弄为乐，有时又爱挖苦的命运，喜欢恶作剧地给震撼人心的事添上滑稽可笑的成分。这是海恩编的日耳曼恋爱与新奇文学书目第二卷，它是任何藏书者都熟知的言情文学书目。恰恰是这本言情书目录——书籍各有其命运——作为这位已故魔术师最后的遗物，落到了无知者这双磨破的、裂口的手里，并被当作析祷书保存下来。我费力地抿着嘴唇，强压住本能地由心中流出的微笑，而这些微的犹豫却使这位正直的妇人感到莫名其妙。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本珍贵的书，或是什么呢？
我亲切地同她握手告别。“您只管放心保存吧，我们的老朋友门德尔只会高兴的，至少在几千个为一本书而感激他的人中，有一个人还想着他。”我说完告辞而去。在这位正直的老妇人面前，我感到羞愧。她单纯地，却又最富人情味地忠于这位死者。因为她，这个未受过教育的女人，至少保存了一本书，为了更好地纪念他；但是我，我却多少年来一直把旧书贩门德尔忘在了脑后，而恰恰是我，应该知道，人们写书只为越过自己的生存去同众人建立联系，并维护自身来抵御一切生命的严酷的对立面：无常和被遗忘。
布-门德尔这个人人家是忘不了的，于是，便让领班请她来见我。
她来了，施波席尔太太白发蓬乱，有点水肿的腿一步一步从厕所间走来，一边还在匆匆地用布擦她通红的手，显然是刚打扫完她那阴暗的小间，或者刚擦完窗户。我立刻由她的慌张神态察觉，这样突如其来地把她叫到前面来，叫到这家咖啡馆里高雅房间的大电灯下，使她不高兴。因此，她先是猜疑地瞧我，用一种目光由下往上地瞧我，一种十分小心地压低了的目光。我找她，有何贵干呀？但是，我刚开口打听雅科布-门德尔，她就睁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珠仿佛要夺眶而出，她抖动着耸起肩膀。“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竟然还有人想着他！是啊，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她几乎在哭泣了，她感动极了。老年人逢到别人使他们回忆起他们的青春岁月，回忆起某一段已被遗忘的、美好共处的光阴时，总会这样的。我问到他是不是还活着。“哦，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五六年，不，七年，去世已经有七年了。这么一位可爱、善良的先生。想想看，我认识他有多久了，二十五年都不止了，我进店时，他已经在这儿了。说起他们是怎么弄得他死去的，这真是件可耻的事情啊！”她越来越激动了，并问我是不是他的亲戚。她说，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从来没有人打听过他——他遭遇的事情，我是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呀？
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我说，给我讲一讲吧，原原本本地讲一讲吧！这个善良的老妇人显出了胆怯和拘束的神态，不断地擦她的那双湿手。我懂了，一个厕所清洁女工，系着肮脏的围裙，自发蓬乱，站在这咖啡馆的大厅里，这使她感到难堪。另外，她一直怯生生地左顾右盼，看是不是有哪个侍者在一旁听着。我于是向她提议，我们到活动室里去吧，坐到门德尔的老座位上去，请她在那儿把事情的始末讲给我听。她感谢地向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感激我懂得她的心思。她，这个已经有点摇摇晃晃的老妇人走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两名侍者惊讶地望着我们的背影，他们觉察到了此中必有缘故，若干顾客也对我们这差别悬殊的一对感到惊异。接着，在活动室里那张四方桌旁，她向我讲述了雅科布-门德尔，旧书贩门德尔的沉沦（后来，其他人的叙述，又给我增补了某些细节）。
就是啊，他后来，她这样讲述道，在战争开始以后，也还一直来的，天天一早，七点半钟就到这里，坐着，整天研究着，同以往一模一样。是啊，他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而且还常常谈到，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已经在打仗了。我可是了解的，他从来不看报纸，也从来不同别人交谈；尽管卖报的大声叫喊“号外，号外”所有其他的人都跑步围上去时，他也从不站起身来，从不在一旁听着。他同样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弗兰茨，那个侍者不在了（他在戈尔利采附近阵亡了），也不知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的儿子在普热梅希尔被俘虏了。面包越来越不像样，人家给他喝的已经不是牛奶而是代用咖啡了，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有一次，他觉得有点奇怪，怎么现在来这儿的大学生这么少呢？如此而已——“我的上帝，这个可怜人哪，除了他的书以外，再没有别的事使他高兴和担忧过。”
可是，后来有一天，灾祸临头了。上午十一点，一个晴天，一名警官领着一名秘密警察到这里来了，那个秘密警察指了指钮扣眼里的蔷薇花饰徽章，开口问道，有没有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常到这里来。接着，他们马上走到这张桌子边上来找门德尔，他还糊里糊涂地以为是来卖旧书的，或者是来请教他的呢。但他们立即要他跟着走一趟，就把他带走了。这对这家咖啡馆是个真正的耻辱，所有的人都围到了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周围。他呢？站在那两个人中间，眼镜移在前额上头发下面，望望这个，瞧瞧那个，不知道他们到底找他干什么。大家当即对那个警官说，这一定是搞错了，像门德尔先生这样的人，是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的。可是，那个秘密警察马上对大家吼叫起来，说他们不得干涉公务行动。于是，他们把他带走了。在这以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有两年之久。我今天还不清楚，当时他们干吗要把他带走。“不过我可以发誓，”她，这个老妇人激动地说“门德尔先生是不会干不法事情的。他们一定搞错了，我敢担保。这是对这个可怜的、无辜的人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
她的话一点不假，这个令人感动的、善良的施波席尔太太。我们的朋友雅科布-门德尔确实没有做过任何不法的事情，他只是干了一件糊涂的，一件动人的，一件甚至在那个疯狂的时期里也完全难以令人相信的蠢事，这只能用这个怪人的专心致志，用他像生活在月球上似的远离现实来解释。事情是这样的：一天，负责监视与外国往未邮件的军事检查局截获一张明信片，是某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所写，按规定贴足了寄国外的邮票，但是——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寄到敌对国家去的，收件人是让-拉波戴尔书商，地址是巴黎格雷涅尔沿河街，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在明信片上抱怨说，最近的八期法国图书通报月刊他都没有收到，可是他已经预付了全年的订费。那个被征调来的下级检查官，原来是位文科中学教授，个人爱好罗曼语言文学，现在被换上一套蓝色的国民军服装，当这张明信片落到他手里时，他吃了一惊。一个愚蠢的玩笑，他想道。他每星期要检查两千封信，从中搜寻和发现有问题的内容和有间谍嫌疑的用语，但还从未有过一件如此荒唐的东西落到他手指底下来。一个人从奥地利寄信到法国，还毫无顾忌地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漫不经心地把一张寄往交战国的明信片就这么简单地往信箱里一扔，仿佛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这些边界上并没有架上铁丝网，仿佛在上帝创造的白昼里，法国、德国、奥国和俄国并没有使对方男性居民的数目逐日减少几千人。因此，起先他把这张明信片当作一件稀奇东西塞进了自己的抽屉，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荒唐事。但是，几星期以后，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又是这个雅科布-门德尔写的，寄给一个叫约翰-阿尔德里奇的书商，地址是伦敦霍尔本广场，问他能否给自己买最近的几期文物杂志，落款又是这个怪人雅科布-门德尔，而且天真透顶地写上了他的详细地址。这时，这位被人套上一身制服的文科中学教授觉得这件上装有点紧了。难道这种笨拙的玩笑竟是某种暗语，自有谜一般的含义吗？总而言之，他站起身来，后跟囊的一声并拢，把两张明信片都放到了少校的桌上。这位少校高高地耸起了肩膀：怪事！他先通知警察局，要他们调查究竟有无雅科布-门德尔此人。一小时以后，雅科布-门德尔已被逮速，这个意外的遭遇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他根本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已被带到了少校那里。少校把神秘的明信片放到他的面前，问他承认不承认自己就是寄信人。这种严厉的问话口气激怒了门德尔，而首先是由于他在阅读一本重要图书目录时被他们打断了，他几乎是粗声粗气地说，这两张明信片自然是他写的。订阅的刊物，钱都付清了，自然有权去索取。坐在圈手椅里的少校向邻桌旁的少尉转过身去。两人会心地互相瞥了一眼：一个十足的白痴！接着，少校考虑，是把这个糊涂蛋厉声训斥一通，随后撵走呢，还是把事情认真地查问一番。在任何一个这类机关里，遇到这类拿不定主意的尴尬情况时，总会决定先搞一份问话记录再说。搞一份记录总是好的嘛！即使没有什么用处，但也没有什么害处，只不过填满一张毫无意义的纸，增添到成百万张这样的纸张里面去。
这一回，却使一个可怜的、稀里糊涂的人遭了殃，因为刚问到第三个问题，就出现了非常倒霉的情况。人家先问他的姓名：雅科布，正名是贾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贩（他没有书商执照，只有一张小贩许可证）。第三个问题却成了灾祸：出生地点。雅科布-门德尔回答说是佩特里考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皱起了眉头。佩特里考，不是在俄属波兰地区内，在边境附近吗？可疑！十分可疑！他于是更加严厉地盘问门德尔，什么时候获得奥地利公民权的。门德尔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模模糊糊地、惊异地呆望着少校：他说不清楚。见鬼！他到底有没有证件。说明他身份的证件除了小贩许可证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少校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好吧，他的国籍究竟是怎么回事，得让他讲清楚才行。他父亲是什么国籍，是奥地利人还是俄国人？雅科布-门德尔镇静地回答说：自然是俄国人。那么，他本人呢？他呀，三十三年前就偷越了俄国边境，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维也纳。少校越来越不安了。他什么时候入奥地利国籍的？为什么要人？门德尔反问道。他从来不关心这类事情。这么说，他还是个俄国公民，对吗？这样无聊的盘问早就使门德尔心烦了，他无所谓地回答说：“本来就是。”
这样干脆的答复把少校吓了一跳，他身子往后倒去，弄得圈手椅嘎吱作响。竟然有这等事情！在战争期间，在一九一五年底，在塔尔努夫和大规模攻势之后，一个身分不明的俄国人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首都随心所欲地到处乱闯，还寄信到法国和英国去，而警察局居然撒手不管。难怪新闻界的傻瓜们对康拉德-冯-赫岑道夫不能立即挺进华沙感到奇怪，总参谋部的傻瓜们对军队的每一次调动都被间谍把情报送给了俄国感到惊讶。这时，那个少尉也站了起来，问话变成了严厉的审讯。他，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不立即向当局报告？门德尔，始终没往坏处想，用他的唱歌似的犹太腔答道：“为什么要立即报告呢？”少校认为，这种反问是一种挑衅，便气势汹汹地问他，看到了布告没有？没有！难道他连报纸都不看？不看！
这两个军官盯着由于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而急出汗来的雅科布-门德尔发愣，仿佛月亮掉到他们的办公室来了。接着，响起了拨电话的声音，打字机的声音，传令兵跑上跑下，雅科布-门德尔被交给卫戍部队监狱负责看管，准备下一步把他送进集中营。人家叫他跟两名士兵走时，他还莫名其妙地瞪着眼睛发傻。他不知道人家要拿他干什么，但他本来也没有任何担忧的事。这个戴着金色领章，说话粗暴的人能对他有什么坏打算呢？在他的超脱现实的书籍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不谅解，而只有关于数字和文字、书名和人名的知识，以及不倦的求知欲。因此，他随和地夹在两名士兵中间下了楼梯。到了警察局，人家拿走了他大衣口袋里所有的书，井要他交出藏有几百张重要的书单和主顾地址的皮夹。这时，他才勃然大怒，动手打人。人家只好把他绑起来。这中间，他的眼镜掉到了地上，他的这架观察精神世界的魔术望远镜跌个粉碎。两天以后，人家让他穿上单薄的夏服，押送他进了科马诺姆附近的俄国平民俘虏的集中营。
在集中营的这两年里，没有书，没有他所心爱的书，没有钱，处在这所太监狱里冷漠的、粗鲁的、多半是文盲的难友中间，雅科布-门德尔经受了怎样的心灵上的恐惧；他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鹰离开了天空似的，离开了超脱人世的、对他来说是惟一的书籍世界后，在那里又饱尝了怎样的苦楚——关于这些，却找不到任何目击者来提供情况。但是，从疯狂中清醒过来的世界，已经渐渐认识到，在这场战争的一切暴行和犯罪的侵犯中，没有一件比下面的行为更无意义，更多余，因而在道义上更不可饶恕的了，那就是把一无所知的。早已超过工作年龄的侨民抓起来，集中在一处，用铁丝网圈起来，而这些人都是侨居多年，并把异国当作故乡，由于真诚相信客居权利——这种权利甚至在通古斯人和阿劳加尼亚人那里也被视为神圣的——因而没有及时逃亡，这是破坏文明的罪行。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在我们这个发了狂的欧洲的任何一处，都同样丧失理智地犯下了这一罪行。雅科布-门德尔或许也会像数以百计的其他无辜者一样，在这种围场里变成神经错乱，或者因患痢疾、因体力衰竭、因心灵受到严重损害而可怜地死去。幸亏一个偶然情况，一个惟独在奥地利才会发生的偶然情况，恰好及时地把他再一次拉回他的世界中来。在他失踪以后，一些身分高贵的主顾仍然按照他原来的地址多次给他去信。前施蒂里亚总督、纹章学著作的狂热收藏者勋伯格伯爵，前神学系主任，为奥古斯丁著作撰写评注的齐根菲尔德，八十岁高龄还在不断修改自己的回忆录的退休海军元帅埃德勒-冯-皮塞克，所有这些门德尔的保护人，都不断有信给他。这些投寄到格鲁克咖啡馆的信件中，有一些转到集中营给这个下落不明的人，这些信碰巧落到那里一位好心的上尉手里。门德尔自从眼镜被人打碎以后，由于没钱配一副新的，便一直像一只鼹鼠，灰色，失明，沉默地蹲在角落里。这么一个矮小、半瞎、肮脏的犹太人，竟然结识如此高贵的人物，这使那位上尉颇觉惊讶。有这样的朋友，本人必定不同寻常。因此，他允许门德尔答复这些来信，井请求他的保护人替他说情。结果并非石沉大海，显贵们以及那位系主任，本着一切收藏家团结一致的精神，频繁联系，并且递上了他们的联名担保书，这样，旧书贩门德尔在监禁了两年多之后，于一九一七年获释返回维也纳，当然附有条件，那就是每天到警察局汇报一次。不过，他毕竟返回到自由的天地，返回到他的又破旧又窄小的阁楼里来了，他又能去逛他心爱的书店，而首先是回到格鲁克咖啡馆。
出了黑暗地狱的门德尔如何返回格鲁克咖啡馆，可以由正直的施波席尔太太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来向我描述了。“——天——耶稣，玛利亚，约瑟，保佑我呀！我不相信，我信不过自己的眼睛了——门被推开了，您也知道，他平日进门时就是这样，歪着身子，把门推开一道缝。这时，他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咖啡馆，他，门德尔先生。他穿着破烂的、满是补丁的军大衣，头上戴着什么，也许原来是顶帽子，一顶人家扔掉了的破帽子。他没围围巾，那副模样真像个死人，灰白的脸色，灰白的头发，干瘦得叫人可怜。可是，他进来了，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他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往这张桌子走去，脱掉大衣，不过不像以前那么灵巧了，而是边脱边吁吁地喘息。他同以前不大一样，什么书也没有带，只是坐下来，一刁话不说，只是用完全没神的、鼓出的眼睛瞪着前面发愣。后来，我们把过去从德国寄来的整捆书籍杂志给他搬来了，他这才渐渐地开始阅读。不过，他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门德尔了。”
是的，他已判若两人，不再是世界奇迹，不再是一切图书的神奇的索引柜了。当年见到过他的人，都痛心地向我谈到了这一事实。他的原来是宁静的、仅仅像在睡梦中阅读的目光，看来已被扰乱，无法挽救；又有什么被撞毁了：流血的恐怖像一颗慧星，疯狂乱飞，撞在了他的书籍宇宙中这颗怪僻而平和的，这颗昴宿星团中最亮的星球上。几十年来，他的眼睛看惯了书刊上无声的、纤细的、昆虫脚似的铅印文字。可是，在那个四周架着铁丝网的关押人的围场里，这双眼睛必定看到过可怕的事情，因为那对原先是滴溜转动的、嘲讽地闪闪发亮的眼球，已被沉重的眼皮遮住了，在修过的、好不容易用细线扎在一起的眼镜后面，原先是那么活泼的眼睛，现在是半睡不醒，两圈红晕，朦朦胧胧。更加糟糕的是：他的记忆器官，这座奇异的艺术建筑，必定有一根圆柱倾倒了，整个结构已陷于紊乱。因为我们的大脑构造精细，它是用最精细的材料制造的控制台，是我们的心智的精密仪器，只要一根微血管被堵塞，一根神经受震动，一个细胞疲劳过度，只要一个这样的分子错了位置，就足以使这个绝妙地聚集着千变万化的天体和声的心灵顿时沉寂。在门德尔的记忆器官里，在这台独一无二的心智的键盘上，琴键的装置失灵了。偶或有人来请教他时，他便才枯智竭地呆望着来人，人家对他说的话，他听不太懂，他听错了，或者一听即忘。门德尔已不再是门德尔了，正如这个世界已不再是这个世界。他不再身子前后摇晃着全神贯注地读书了，他多半坐着发呆，眼镜只是机械地冲着书本，旁人弄不清他是在阅读，还是在瞌睡。有好几次，施波席尔太太这样讲述道，他的脑袋沉重地撞到书上，大白天里就昏昏入睡了。有些时候，他又一连几个钟头望着电石汽灯——这是在那些煤炭紧张的年头里，人家放在他桌上的——陌生的、有臭味的亮光出神。是啊，门德尔已不再是门德尔了，不再是世界奇迹了，而是疲倦地喘息着的、不中用的一堆胡子和衣裳，毫无意义地堆在原来的彼提阿的座椅上；他不再被看作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誉，而是被看作一个带来耻辱的人，一个散发臭气、叫人恶心的脏鬼，一个讨人厌的、毫无用处的寄食者。
新老板就是这么看待他的。此人名叫弗洛里安-古特纳，雷茨人，在一九一九年这个饥荒的年头里，做面粉和黄油的黑市买卖发了横财，他花言巧语，用迅速贬值的八万克朗纸币从老实的施坦德哈特纳手里买下了格鲁克咖啡馆。这个农夫出身的老板，手腕精明，抓住时机，迅速把这家古朴的咖啡馆修饰一新，及时用贬值的钞票添置安乐椅，修筑大理石门洞，并已在谈判，要买下隔壁的饭店，加建一个音乐茶座。在这样迫不及待地翻新装饰的过程中，这个加利曾寄食者自然十分碍他的手脚。这个家伙从清晨直到夜晚独占一张桌子，但一天总共只喝两杯咖啡，吃五个面包，虽说施坦德哈特纳特别叮嘱他千万关照这位老顾客，并且向他说明这个雅科布-门德尔是怎样的一位重要人物，在移交财产清单时，施但德哈特纳甚至把门德尔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项附带义务托付给古特纳。但是，弗洛里安-古特纳在添置新家具和程亮的铝制柜台时，也换上了一副这个牟利时期的铁石心肠，他只等着找到一个借口，把这个市郊破烂堆里剩下的最后一件讨厌东西，从他那已是气派高雅的店堂里清扫出去。看来良机快来了，因为雅科布-门德尔境况很糟。他积蓄下来的最后的钞票，在通货膨胀这台碎纸机中被磨成了粉末，他的主顾们也星散了。再去当旧书贩，爬楼梯，挨门逐户地收旧书，这个疲乏的人已经没有力气了，他穷极潦倒了。别人由成百种小小的迹象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已经很少让人去饭店给他取食物，连数目有限的咖啡和面包钱他也老是拖欠，有一回甚至拖欠了三个星期。那时候，领班就要把他撵到大街上去。幸亏这位正直的施波席尔太太，这个厕所清洁女工可怜他，替他担保。
过了一个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新领班早已在结账时多次发现面包的数目不对，除掉拿走的和付了钱的以外，总还短少。他自然立即怀疑上了门德尔，因为那个年迈的、走道都不稳的脚夫已经多次向他抱怨，说门德尔欠了他半年的账，他一分钱也还不出来。领班于是格外注意，两天以后，他躲在围火炉的档板后面，眼看雅科布-门德尔偷偷从桌旁站起身来，走进前室，飞快地从面包篮里拿出两个小面包，饿慌了似的一下子塞进嘴里。于是，当场把他逮住。有了真凭实据，现在那些缺少的面包可有下落了。领班马上向古特纳先生报告了此事。古特纳早在寻找借口，如今喜出望外。他当众训斥门德尔，说他犯了偷窃罪，甚至假装宽宏大量地说，他不想马上报警，但命令他立即滚蛋，永远见鬼去。雅科布-门德尔只是发抖，什么话都不说，摇摇晃晃地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走了。
“多么悲惨啊！”施波席尔太太是这样形容他的离去的。“我永远忘不了他是怎样站起身来的，眼镜推到前额上，脸色熬白，像一条毛巾。他来不及把大衣穿上，虽说是在一月里，您是知道的，那一年可冷哪！他吓坏了，连书都忘在桌上了，我是过后才发现的，还想追上去给他呢。可是他已经跌跌撞撞地出了门。我不敢到街上去，因为古特纳先生站在门口，冲着他的背影破口大骂，过路的人都站住了，围拢来。是啊，真是可耻，我羞愧得要命！这种事情老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是做不出来的，他不会因为几个小面包把人撵走的，他在的话，门德尔白吃一辈子都行。可是今天的人哪，都是没心肝的。把一个三十多年天天坐在这儿的人撵走——真是可耻，见了上帝，我可不对这件事情负责任——我不负。”
她，这个善良的妇人，变得十分激动，并以老年人冲动时的唠叨劲，翻来覆去地讲这件丑事，讲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是不会这样的。我不得不问她，我们的门德尔后来怎样了，她是否再见过到他。这时，她失去了常态，愈加激动了。
“每天我从他的桌旁走过时，每一回，您可以相信我的话，我心里就一震。我总是想，他现在会在哪里，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如果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会给他带些暖和的东西去的，因为他能从哪儿去挣生火和吃饭的钱呢？就我所知，他在世上没有亲戚。我始终听不到一点点消息，末了，我已经以为他不在人世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让人替他念一段弥撒祭词。因为他是个好人，我们相识二十五年都不止了。
“可是，一天清晨，七点半。对，在二月间，我正在擦黄铜窗栏杆，突然（我是说，我心里一震）。突然，门开了，门德尔进来了。您知道，他总是迷迷糊糊、歪着身子挤进来的，可是，这一回不同了。我马上发觉，他东倒西歪，一双眼睛忽闪忽闪，我的上帝，瞧他那副模样，只剩下骨头和胡子了！我看到他这副模样，立刻就明白了。我立刻就想到，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在睡觉，大白天出来梦游，他什么都忘了，小面包，古特纳先生，以及他们可耻地把他撵走，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了。感谢上帝！古特纳先生还没来，领班也正在喝咖啡。我赶紧跑过去，好告诉他，别呆在这儿，别让那个野蛮家伙再撵一回。”说到这里，她担心地回头看看，马上改口说：“我是说古特纳先生。接着，我喊他：‘门德尔先生！’他抬起头来，两眼发直。这一眨眼的工夫，我的上帝，真可怕呀！这一眨眼的工夫，他准是什么都记起来了，因为他马上打了一个哆嗦，开始发抖，不只是手指抖，不，全身都抖，从肩膀都可以看出他在发抖，他又急急忙忙朝门口跌撞过去。到了门口，他摔倒了。我们赶紧打电话给急救站，随后，他们把他弄走了，他在发烧。晚上，他就死了，肺炎，高烧，这是医生讲的。他还讲，门德尔来我们这里时，已经失去了知觉。只能是睡着觉的人才会这样进来的。我的上帝，一个人三十六年天天这样坐在这儿，这张桌子可不就是他的家了。”
关于他，我们还谈了很久。我们是认识这位怪人的最后两个，我，当时还年轻，是他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包罗万象的精神生活，尽管他的存在像微生物似的微不足道；她，这个穷困、劳累的厕所清洁女工，从未读过书，她同自己贫困的下层社会里的这个同伴有联系，仅仅是由于二十五年来她一直替他刷大衣、钉钮扣。可是，在他的这张已成陈迹的桌子旁，共同召来他的亡灵时，我们却能相互理解，而且理解得那么深。因为回忆总能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怀着爱的回忆更其如此。谈着谈着，她突然想起一件事：“耶稣，我怎么会忘了呢？那本书还在我那儿，就是他当时留在桌上的那本。我上哪儿找他，归还他呢？后来，也没别人告失，我想，就留下它作个纪念吧。这也不是什么犯法的事，对吗？”她匆匆回到后面她的小房间里把书拿了来。我好不费力地强压住了一丝微笑，因为始终以捉弄为乐，有时又爱挖苦的命运，喜欢恶作剧地给震撼人心的事添上滑稽可笑的成分。这是海恩编的日耳曼恋爱与新奇文学书目第二卷，它是任何藏书者都熟知的言情文学书目。恰恰是这本言情书目录——书籍各有其命运——作为这位已故魔术师最后的遗物，落到了无知者这双磨破的、裂口的手里，并被当作析祷书保存下来。我费力地抿着嘴唇，强压住本能地由心中流出的微笑，而这些微的犹豫却使这位正直的妇人感到莫名其妙。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本珍贵的书，或是什么呢？
我亲切地同她握手告别。“您只管放心保存吧，我们的老朋友门德尔只会高兴的，至少在几千个为一本书而感激他的人中，有一个人还想着他。”我说完告辞而去。在这位正直的老妇人面前，我感到羞愧。她单纯地，却又最富人情味地忠于这位死者。因为她，这个未受过教育的女人，至少保存了一本书，为了更好地纪念他；但是我，我却多少年来一直把旧书贩门德尔忘在了脑后，而恰恰是我，应该知道，人们写书只为越过自己的生存去同众人建立联系，并维护自身来抵御一切生命的严酷的对立面：无常和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