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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2日，这个日子太普通了，然而它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应该铭记一生的吉日。这一天，我几经磨难，数易其稿的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改过自新终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手捧就书，我狂奔着穿过北京几条马路，守候在爱妻打工回家的必经之路一一北京万泉路口，当她得知这一喜讯时，我俩禁不住忘情地相拥街头，热泪长流。
囚徒生涯铺垫了我坚实的文学路
10多年前我二十多岁，因为酒后伤人而坐牢。
我生在安徽省贵池乡下，读完初中，，因家境贫寒而辍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周而复始的，令人生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更令我悲观和无望。我开始出没于酒吧，夜总会，放浪形骸，借酒浇愁，酒醉之下，一语不合，暴力伤人。因此在1997年11月跨进了望江县九成监狱。此时，我万念俱灰，痛不欲生。干警问我；“为什么不带生活用品？”我没有好气反唇相讥；“都吃皇粮，还有什么何必要带生活用品，？”失去自由的牢狱生活使我的理想破灭，精神麻木，我也没有打算好好改造，因此成了狱警眼中有名的“刺儿头”然而，有一件不经意的小事，却改写了我的人生。
那一天，朔风裹着雪花，纷纷扬扬，满天飞舞，我从牢房的窗户伸出手去，小心地去接着一片雪花，我想看一看雪花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可当我缩回手时。雪花已经融化了。我不甘心，再一次伸出手去，接住了第二片，这次我的动作明显加快了，可还是来不及看上一眼又化了。那一次，我辗转反侧，难过得一夜没合眼，一个普遍人轻而易举能办到的事，为什么我却办不到？夜幕四合，我一次次地叩问自己，我究竟失去了什么？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丧失自由，而皆丧失自由更痛苦的则是对失去自由的麻木。于是我将这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写起了一篇名为[春雪]的散文，寄给了[安徽新岸报]，很快就发表了。接到样报那天，我就像过节一样快乐，一篇六百多字的文章，却让我找回了自信，找回了失去的梦！回忆自己在读小学时期写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读出语文老师赞我有文学天赋。中队指导员杨瑞见我颇有文采，在与我谈心时便鼓励我；“社会是公平的，你有一定文化，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前途的。”后来，又将我调出来任宣教员，主管图书室工作和出黑板报。
生命之灯，从此点亮，这是在我入狱半年以后。我几乎读遍了图书室所有的书，后来从报纸上得知书讯，我便一一记下来，写信告知妹妹，我读的许多中外名著就是这样让妹妹买来的。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一大堆名著，从中吸取着文学和精神的营养，并且先后在[新岸报]，[铸魂]，[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东劳动报，新民晚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八小时之外]，[当代青年]，[中国青年]，广州文艺，深圳青年等全国三十几种报刊上发表了二百余篇诗歌，小说，杂文，散文。还以[影坛双星聚京华]在1993年二月在南方日报副刊部举办的建行杯专访特写征文三等奖，1993年以散文[漠野古风]获鸭绿江杂志全国散文大赛优秀作品奖，在1995年以[请照亮我的幽寒]获金色年华]“七彩人生”擂台赛三等奖等。
2000年晚秋，一封来自北方某市商厦的信飘然而至，写信者是一位名叫方叶凡的小姐。她说，在报上看到我写的文章，文中有一种忧郁的情结，让人读后难以释怀，信的未尾还问我愿不愿意交一个商界的文友。我掩卷沉思，最终还是拿起笔坦然相告；“我是一个囚犯。”不日，她便回信道；“囚犯又怎样呢，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文学交往。”后来，我了解到她是一个商场经理。方小姐不仅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还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我们的鸿雁传书中谈人生，，也谈抱负和理想。她鼓励我拿起笔，写自己的故事，她温情和鼓励的话语，点燃了我对文学的激情，心头一热便斗胆做起小说的梦来，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只有初中文化，而且身陷牢房。但梦归梦，当时并没有付诸行动。
2002年初，我刑期将满，不知怎地就地就产生了一种城惶诚恐的心理，虽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方叶凡多次来信鼓励我要直面人生，为了打消我的畏惧心理，她还主动提出要来监狱探我。接信那天，我失眠了。老实说，经过两年多上百封的书信往来。我对这个远方的陌生姑娘产生了一种遐想与依恋。每次接到她的信，我都有一种隐隐的自卑感。爱一个人，就要给她幸福，我有这个能力吗？痛定思痛，我将这份苦涩的单相思紧锁心底，拒绝了她来监狱探我的要求。
光阴带走了我和卉子的故事
2002年4月23日，我终于走出大墙，开始了新的生活。远离社会五年，要想生存下去，活出人样，只有自己拯救臭已。半年后，我选择南下浙江打工。每次应聘，我都担然；“我坐过牢”我总想用自己的诚实和坦率，企求人们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然而我错了。我先后辗转温州，金华，杭州，台州等地，竟没有一家单位敢收留我。一个月后，工作没有找到，盘缠快用完。无奈之下，我给在上海打工的妹妹打去电话，在总机接转电话的是妹妹的闺中好友，安徽老乡卉子。卉子听出电话中是我的声音，便关切地问；“你的声音很低沉，生病了吗？要注意身体。”隔着百里之遥，我感到这个不曾谋面的女孩对我在异乡漂泊以及如履薄冰的艰辛与不易，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关爱与共鸣。妹妹来接电话，她要我去上海，并打算拿出积蓄给我开一个饭馆。我于是第二天乘车赶到上海。
饭馆刚开张时，顾客盈门，生意兴隆，那段日子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妹妹邀我外出旅游，同去的还有她一帮要好的同伴，妹妹一一为我做介绍；“这是电话总机班的卉子。”我的眼睛顿时为之一亮，原来她就是卉子！她高挑，端庄，娟秀，尤其是笑起来，一弯秀眉如同月牙儿一般，令人望之动情。我不敢同她相视，怀里像揣只小免似的慌乱不已。倒是她大方地打开话匣；“早就听你妹妹说你很有才华，发表了很多文章，是吗？”一句话便消除了我的拘谨。打那以后，她便常到我这里来玩，卉子是个文学爱好者，她喜欢听我讲书中的故事，更喜欢读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时还抄了下来。我喜欢她如花的笑靥，更喜欢看她静坐一隅读我作品时的认真模样。不久，我俩出双入对，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倘徉于南京路，漫步于上海外滩，歌曲径看荷，商场购物，湖山观景，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一天，从外滩回来，我们隔窗赏月，她饱满的红唇在我的眼前盛开成一朵红玖瑰，我忍不住捧起她的脸轻吻，卉子又恼，又嗔，又喜，脸庞泛起红晏。我对着她的耳根轻轻地问；“嫁给我，好吗？”她点点头，同意了。尤其令我感叹的是，当我问她；“我有过坐牢的经历，你能直面你的家人吗？”她坚定地说“；她坚定地说；“我什么都能面对，为了你我连生命都舍得她满脸坚定与虔诚，眼里闪动着泪花，让我有一种深层的感动哽咽，久难释然。
虽然有山盟海誓，但毕竟是婚姻大事，必需要征得她父母同意。2002年底，我与卉子结伴去了她家，并且准备了很多礼品。岂料，刚跨进家门，卉子的父母便给了当头一棒，坚决不同意这桩婚姻，并且拒收我的任何礼品，沮丧的我只好悻悻而归。我离开了卉子的家，踯躅村头，一种难言的忧伤不由得涌上心间，难道像我这样坐过牢的人就没有爱的权力吗？我怎么能丢下卉子。
这次探亲，迫于家庭压力，卉子明显地与我疏远了，即使相聚，一旦触及感情问题。她便回避。这时候，因有人将我坐过牢的事传了出去，一传十，十传百，原来生意兴隆的饭馆，变得萧条冷清，很快便关了门。世俗的白眼和婚恋的重创。再次将我迫向绝境。我鼓足勇气，再次北上，力图说服卉子的父母。这次卉子的父母倒是热情地接待了我，卉子的父母一边陪我喝酒一边问我；“你说尽全力给卉子幸福？我... -->>
2008年6月12日，这个日子太普通了，然而它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应该铭记一生的吉日。这一天，我几经磨难，数易其稿的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改过自新终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手捧就书，我狂奔着穿过北京几条马路，守候在爱妻打工回家的必经之路一一北京万泉路口，当她得知这一喜讯时，我俩禁不住忘情地相拥街头，热泪长流。
囚徒生涯铺垫了我坚实的文学路
10多年前我二十多岁，因为酒后伤人而坐牢。
我生在安徽省贵池乡下，读完初中，，因家境贫寒而辍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周而复始的，令人生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更令我悲观和无望。我开始出没于酒吧，夜总会，放浪形骸，借酒浇愁，酒醉之下，一语不合，暴力伤人。因此在1997年11月跨进了望江县九成监狱。此时，我万念俱灰，痛不欲生。干警问我；“为什么不带生活用品？”我没有好气反唇相讥；“都吃皇粮，还有什么何必要带生活用品，？”失去自由的牢狱生活使我的理想破灭，精神麻木，我也没有打算好好改造，因此成了狱警眼中有名的“刺儿头”然而，有一件不经意的小事，却改写了我的人生。
那一天，朔风裹着雪花，纷纷扬扬，满天飞舞，我从牢房的窗户伸出手去，小心地去接着一片雪花，我想看一看雪花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可当我缩回手时。雪花已经融化了。我不甘心，再一次伸出手去，接住了第二片，这次我的动作明显加快了，可还是来不及看上一眼又化了。那一次，我辗转反侧，难过得一夜没合眼，一个普遍人轻而易举能办到的事，为什么我却办不到？夜幕四合，我一次次地叩问自己，我究竟失去了什么？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丧失自由，而皆丧失自由更痛苦的则是对失去自由的麻木。于是我将这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写起了一篇名为[春雪]的散文，寄给了[安徽新岸报]，很快就发表了。接到样报那天，我就像过节一样快乐，一篇六百多字的文章，却让我找回了自信，找回了失去的梦！回忆自己在读小学时期写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读出语文老师赞我有文学天赋。中队指导员杨瑞见我颇有文采，在与我谈心时便鼓励我；“社会是公平的，你有一定文化，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前途的。”后来，又将我调出来任宣教员，主管图书室工作和出黑板报。
生命之灯，从此点亮，这是在我入狱半年以后。我几乎读遍了图书室所有的书，后来从报纸上得知书讯，我便一一记下来，写信告知妹妹，我读的许多中外名著就是这样让妹妹买来的。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一大堆名著，从中吸取着文学和精神的营养，并且先后在[新岸报]，[铸魂]，[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东劳动报，新民晚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八小时之外]，[当代青年]，[中国青年]，广州文艺，深圳青年等全国三十几种报刊上发表了二百余篇诗歌，小说，杂文，散文。还以[影坛双星聚京华]在1993年二月在南方日报副刊部举办的建行杯专访特写征文三等奖，1993年以散文[漠野古风]获鸭绿江杂志全国散文大赛优秀作品奖，在1995年以[请照亮我的幽寒]获金色年华]“七彩人生”擂台赛三等奖等。
2000年晚秋，一封来自北方某市商厦的信飘然而至，写信者是一位名叫方叶凡的小姐。她说，在报上看到我写的文章，文中有一种忧郁的情结，让人读后难以释怀，信的未尾还问我愿不愿意交一个商界的文友。我掩卷沉思，最终还是拿起笔坦然相告；“我是一个囚犯。”不日，她便回信道；“囚犯又怎样呢，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文学交往。”后来，我了解到她是一个商场经理。方小姐不仅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还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我们的鸿雁传书中谈人生，，也谈抱负和理想。她鼓励我拿起笔，写自己的故事，她温情和鼓励的话语，点燃了我对文学的激情，心头一热便斗胆做起小说的梦来，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只有初中文化，而且身陷牢房。但梦归梦，当时并没有付诸行动。
2002年初，我刑期将满，不知怎地就地就产生了一种城惶诚恐的心理，虽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方叶凡多次来信鼓励我要直面人生，为了打消我的畏惧心理，她还主动提出要来监狱探我。接信那天，我失眠了。老实说，经过两年多上百封的书信往来。我对这个远方的陌生姑娘产生了一种遐想与依恋。每次接到她的信，我都有一种隐隐的自卑感。爱一个人，就要给她幸福，我有这个能力吗？痛定思痛，我将这份苦涩的单相思紧锁心底，拒绝了她来监狱探我的要求。
光阴带走了我和卉子的故事
2002年4月23日，我终于走出大墙，开始了新的生活。远离社会五年，要想生存下去，活出人样，只有自己拯救臭已。半年后，我选择南下浙江打工。每次应聘，我都担然；“我坐过牢”我总想用自己的诚实和坦率，企求人们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然而我错了。我先后辗转温州，金华，杭州，台州等地，竟没有一家单位敢收留我。一个月后，工作没有找到，盘缠快用完。无奈之下，我给在上海打工的妹妹打去电话，在总机接转电话的是妹妹的闺中好友，安徽老乡卉子。卉子听出电话中是我的声音，便关切地问；“你的声音很低沉，生病了吗？要注意身体。”隔着百里之遥，我感到这个不曾谋面的女孩对我在异乡漂泊以及如履薄冰的艰辛与不易，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关爱与共鸣。妹妹来接电话，她要我去上海，并打算拿出积蓄给我开一个饭馆。我于是第二天乘车赶到上海。
饭馆刚开张时，顾客盈门，生意兴隆，那段日子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妹妹邀我外出旅游，同去的还有她一帮要好的同伴，妹妹一一为我做介绍；“这是电话总机班的卉子。”我的眼睛顿时为之一亮，原来她就是卉子！她高挑，端庄，娟秀，尤其是笑起来，一弯秀眉如同月牙儿一般，令人望之动情。我不敢同她相视，怀里像揣只小免似的慌乱不已。倒是她大方地打开话匣；“早就听你妹妹说你很有才华，发表了很多文章，是吗？”一句话便消除了我的拘谨。打那以后，她便常到我这里来玩，卉子是个文学爱好者，她喜欢听我讲书中的故事，更喜欢读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时还抄了下来。我喜欢她如花的笑靥，更喜欢看她静坐一隅读我作品时的认真模样。不久，我俩出双入对，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倘徉于南京路，漫步于上海外滩，歌曲径看荷，商场购物，湖山观景，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一天，从外滩回来，我们隔窗赏月，她饱满的红唇在我的眼前盛开成一朵红玖瑰，我忍不住捧起她的脸轻吻，卉子又恼，又嗔，又喜，脸庞泛起红晏。我对着她的耳根轻轻地问；“嫁给我，好吗？”她点点头，同意了。尤其令我感叹的是，当我问她；“我有过坐牢的经历，你能直面你的家人吗？”她坚定地说“；她坚定地说；“我什么都能面对，为了你我连生命都舍得她满脸坚定与虔诚，眼里闪动着泪花，让我有一种深层的感动哽咽，久难释然。
虽然有山盟海誓，但毕竟是婚姻大事，必需要征得她父母同意。2002年底，我与卉子结伴去了她家，并且准备了很多礼品。岂料，刚跨进家门，卉子的父母便给了当头一棒，坚决不同意这桩婚姻，并且拒收我的任何礼品，沮丧的我只好悻悻而归。我离开了卉子的家，踯躅村头，一种难言的忧伤不由得涌上心间，难道像我这样坐过牢的人就没有爱的权力吗？我怎么能丢下卉子。
这次探亲，迫于家庭压力，卉子明显地与我疏远了，即使相聚，一旦触及感情问题。她便回避。这时候，因有人将我坐过牢的事传了出去，一传十，十传百，原来生意兴隆的饭馆，变得萧条冷清，很快便关了门。世俗的白眼和婚恋的重创。再次将我迫向绝境。我鼓足勇气，再次北上，力图说服卉子的父母。这次卉子的父母倒是热情地接待了我，卉子的父母一边陪我喝酒一边问我；“你说尽全力给卉子幸福？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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