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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的脚手架、高高的塔式吊车，伴随着水泥搅拌机的阵阵轰鸣，似乎在一夜之间，一栋高大气派的三层商业楼，就在老乡政府原址拔地而起。
老乡政府大院不见了，我久久地徘徊着、寻觅着，极力想搜寻到属于往日大院里的一点点记忆。办公室门前那姹紫嫣红的月季花、争奇斗妍的菊花，还有几株修长的竹子，以及人行道两旁那两排合抱粗的杨树、那四季常绿泛着亮光的冬青，都到哪里去了？也许，只有打开尘封的记忆，才会寻到它的影子。
一踏进那两扇银灰色的厚重的大门，映入眼帘的，先是一条宽宽的水泥大道，大道两旁，是两排合抱粗的杨树，再向杨树两侧望去，就是两排砖瓦结构的办公室。那年，我这个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背着铺盖卷儿，就在这里上班了，就在乡政府大院住下了。
这一住，就是整整五年。
每天，我都要早早起床，打扫完卫生，还要晨练，踢腿、扩胸、跳跃，尽情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宿舍就在最后一排房子，尽西头几间，是乡广播站，每天下午下班后，大喇叭里，总会播放一些优美的电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真叫人如痴如醉。广播站前面，就是热气腾腾的伙房了。每天听得见伙房里，憨厚的郭师傅和逄师傅勺子碰锅沿、乒乒乓乓剁菜声、锅碗瓢盆唏哩哗啦声，真像一曲美妙的交响曲。再往前，依次是会议室、党委办、团委，再往前，依次是政府办、民政、计生办、农技站、经管站、派出所、武装部一墙之隔的东侧，就是隔三岔五就要放一场电影的影剧院了。
每天，我都要随着包村干部下乡。春种、夏耕、秋收、冬藏，都是工作的重点。每当夜幕降临、凉风习习，大家三五成群坐在杨树下乘凉、聊天，我却呆在屋子里赶写材料。与我一墙之隔的孙干事，似乎也很少出门，总是边看书、边听收音机。有时，孙干事也会到我窗下，或者到我屋里来，夸张地说一句：“小陈，这么用功呀，是想考状元吧！”我们就说一阵话。东隔壁的包村干部老苗，听见我们说话，也会过来凑趣。到了放电影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在影院里，看茂腔赵美容观灯，看越剧红楼梦，看传统吕剧。幽暗的灯光中，有时，我与她那双黑幽幽的眸子相视一眼，谁都不说话。我记得，就在这个宽大的影院里，曾经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召开过一次次团结向上、催人奋进的人代会、党代会。我更记得，那年，为了整顿团组织，全乡的团员青年聚集于此，狂欢一场。大家争相上台，高歌一曲。孙干事让我登台唱几首，我却不敢献丑。她却大大方方，唱了一首又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妹妹找哥泪花流、九九艳阳天，唱的很有味儿呢。
一到秋天，就更忙了，一切围着中心转。那时候，虽说不搞三秋大会战了，但一年到头，依旧唱得是“四季歌”催收催种。每天，点名、开会，大家就从各个屋子里走出来，嗅着月季花、菊花、兰草的芬芳气息，看着修剪得整齐并且泛着油亮的冬青，瞅一眼那几株修长的竹子，纷纷集合到党委办后面的会议室了，听领导布置一天的工作安排，然后骑上车子，下到村里，统计进度、填写报表。我更多的时候，在办公室值班，工作相对自由。那天，领导都下乡了，中午，孙秘书从伙房打了几份菜，叫上我跟交通小王一起喝酒，自己不胜酒力，喝的吐了酒。小王喝的躺在床上，把一盆花一脚踢在地上，跌个稀巴烂。孙秘书喝的睡过了头，连领导的电话都听不见。这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看看冬天到了，大家一直绷紧的神经，好像一下子松懈下来。如果此时还下了雪，地上还多了一群叽叽乱叫的麻雀，就更增添了几分寒意。天寒地冻，大家就围着炉子，贫贫嘴，呲呲牙，解个闷。漫长的冬日，更使我有了充裕的时间看书、写东西，甚至还背唐诗宋词，李白的行路难、白居易的长恨歌那么长，居然背了个烂熟。有时，都深夜12点多了，为消除疲乏，我就清清嗓子，唱起蒋大为的牡丹之歌、北国之春。隔壁的孙干事就吆喝了：“小陈你还不睡呀？小陈你都快变成蒋大为啦！”我就赶紧熄灯、噤声。第二天，孙干事见了我，嬉笑着调侃：“蒋大为同志，早上好！”叫得我心里滚烫。
也就在那个冬天，那个落叶满地风渐紧的日子，孙干事调走了
而我也在度过了第五个年头之后，离开了这个大院。
又是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印在我心上的那两扇银灰色的厚重的大门，就这样紧紧地关上了，也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随之而去的，当然还有那熟悉的人和事、那熟悉的一幕幕场景。但我更明白，涅槃之后，就是新生。
高高的脚手架、高高的塔式吊车，伴随着水泥搅拌机的阵阵轰鸣，似乎在一夜之间，一栋高大气派的三层商业楼，就在老乡政府原址拔地而起。
老乡政府大院不见了，我久久地徘徊着、寻觅着，极力想搜寻到属于往日大院里的一点点记忆。办公室门前那姹紫嫣红的月季花、争奇斗妍的菊花，还有几株修长的竹子，以及人行道两旁那两排合抱粗的杨树、那四季常绿泛着亮光的冬青，都到哪里去了？也许，只有打开尘封的记忆，才会寻到它的影子。
一踏进那两扇银灰色的厚重的大门，映入眼帘的，先是一条宽宽的水泥大道，大道两旁，是两排合抱粗的杨树，再向杨树两侧望去，就是两排砖瓦结构的办公室。那年，我这个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背着铺盖卷儿，就在这里上班了，就在乡政府大院住下了。
这一住，就是整整五年。
每天，我都要早早起床，打扫完卫生，还要晨练，踢腿、扩胸、跳跃，尽情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宿舍就在最后一排房子，尽西头几间，是乡广播站，每天下午下班后，大喇叭里，总会播放一些优美的电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真叫人如痴如醉。广播站前面，就是热气腾腾的伙房了。每天听得见伙房里，憨厚的郭师傅和逄师傅勺子碰锅沿、乒乒乓乓剁菜声、锅碗瓢盆唏哩哗啦声，真像一曲美妙的交响曲。再往前，依次是会议室、党委办、团委，再往前，依次是政府办、民政、计生办、农技站、经管站、派出所、武装部一墙之隔的东侧，就是隔三岔五就要放一场电影的影剧院了。
每天，我都要随着包村干部下乡。春种、夏耕、秋收、冬藏，都是工作的重点。每当夜幕降临、凉风习习，大家三五成群坐在杨树下乘凉、聊天，我却呆在屋子里赶写材料。与我一墙之隔的孙干事，似乎也很少出门，总是边看书、边听收音机。有时，孙干事也会到我窗下，或者到我屋里来，夸张地说一句：“小陈，这么用功呀，是想考状元吧！”我们就说一阵话。东隔壁的包村干部老苗，听见我们说话，也会过来凑趣。到了放电影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在影院里，看茂腔赵美容观灯，看越剧红楼梦，看传统吕剧。幽暗的灯光中，有时，我与她那双黑幽幽的眸子相视一眼，谁都不说话。我记得，就在这个宽大的影院里，曾经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召开过一次次团结向上、催人奋进的人代会、党代会。我更记得，那年，为了整顿团组织，全乡的团员青年聚集于此，狂欢一场。大家争相上台，高歌一曲。孙干事让我登台唱几首，我却不敢献丑。她却大大方方，唱了一首又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妹妹找哥泪花流、九九艳阳天，唱的很有味儿呢。
一到秋天，就更忙了，一切围着中心转。那时候，虽说不搞三秋大会战了，但一年到头，依旧唱得是“四季歌”催收催种。每天，点名、开会，大家就从各个屋子里走出来，嗅着月季花、菊花、兰草的芬芳气息，看着修剪得整齐并且泛着油亮的冬青，瞅一眼那几株修长的竹子，纷纷集合到党委办后面的会议室了，听领导布置一天的工作安排，然后骑上车子，下到村里，统计进度、填写报表。我更多的时候，在办公室值班，工作相对自由。那天，领导都下乡了，中午，孙秘书从伙房打了几份菜，叫上我跟交通小王一起喝酒，自己不胜酒力，喝的吐了酒。小王喝的躺在床上，把一盆花一脚踢在地上，跌个稀巴烂。孙秘书喝的睡过了头，连领导的电话都听不见。这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看看冬天到了，大家一直绷紧的神经，好像一下子松懈下来。如果此时还下了雪，地上还多了一群叽叽乱叫的麻雀，就更增添了几分寒意。天寒地冻，大家就围着炉子，贫贫嘴，呲呲牙，解个闷。漫长的冬日，更使我有了充裕的时间看书、写东西，甚至还背唐诗宋词，李白的行路难、白居易的长恨歌那么长，居然背了个烂熟。有时，都深夜12点多了，为消除疲乏，我就清清嗓子，唱起蒋大为的牡丹之歌、北国之春。隔壁的孙干事就吆喝了：“小陈你还不睡呀？小陈你都快变成蒋大为啦！”我就赶紧熄灯、噤声。第二天，孙干事见了我，嬉笑着调侃：“蒋大为同志，早上好！”叫得我心里滚烫。
也就在那个冬天，那个落叶满地风渐紧的日子，孙干事调走了
而我也在度过了第五个年头之后，离开了这个大院。
又是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印在我心上的那两扇银灰色的厚重的大门，就这样紧紧地关上了，也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随之而去的，当然还有那熟悉的人和事、那熟悉的一幕幕场景。但我更明白，涅槃之后，就是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