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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福儒里后,洪衍武和陈力泉没直接进洪家的门。
而是先去西院陈力泉家拿了泉子妈的存折,跑了一趟银行,把钱都取了出来。然后再加上“邹蛤蟆”给的四百块和尤三“份儿钱”的一百块,凑上了一个整数。他们这才带着钱和东西一起回了洪家。
至于那块金表,洪衍武觉着卖也不过百十来块,还不好出手,就说服陈力泉先留下了。而此刻他们俩身上的全部财产,也就是尤三“份儿钱”剩余的八十多块了。
毕竟是这么大的人了,身上总不能净光净。又考虑到还得外出办事,免不了要些交际开销。于是这点儿钱洪衍武也就没上交,而是二一添作五,和陈力泉一人一半,把这点儿“叶子”给“劈”了。
而那些同样来自尤三的票证因为说不清来路,自然也没法交给家里,还得暂时搁他自己手里。
就这样,傍晚六点钟左右,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厚厚一沓子大团结和包在黄绫子里的翡翠扁方,兴冲冲地走进了洪家的堂屋。
可满心欢喜的他们,没想到才刚一打开门,还没来得及拿出东西来,王蕴琳就一下子迎了过来。
王蕴琳并不是看洪衍武是不是带着扁方回来了,而是看儿子的脸,使劲地看,似乎不太相信这是洪衍武的脸。好像自己的儿子能回到家里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是一件很难以置信的事似的。
这一下就把洪衍武满载而归的情绪全弄没有了,他的心里极为酸涩,根本不用再说什么,他就明白母亲一个下午都在为他提心吊胆。
“妈,东西我拿回来了。您看看……”
果然,见洪衍武掏出那黄绫子包裹的一刻,王蕴琳非但没一点高兴的样子,反而愈加惊惧。
“你……真的去了……伤人了没有?出事儿了?”王蕴琳不去接包裹,只一边着急关门,一边急切地询问。
“洪大妈(旧日妇女从夫姓,所以对王蕴琳这代人,往往惯以其夫姓氏称谓),您放心,我跟小武去的,一点儿后遗症没有,小武今儿的事儿办得相当漂亮……”
最后还是陈力泉接过了话茬,然后一五一十把今天的经过跟王蕴琳讲述了一遍。
陈力泉是整条胡同有名儿的实诚人,不同于瞎话张嘴就来的洪衍武,他这人一说谎就紧张结巴,所以见他如此坦然的描述,王蕴琳还是相信的。
听闻邹顺才已经落魄成如此境地,王蕴琳最终安心地长舒了一口气,她再望向儿子的目光也就由忧虑、恐惧变成了欣慰和欢喜。
那一天晚上,不仅以陈力泉名义凑上的一千块钱让王蕴琳份外感动,称谢不已。而且能再次见到失之复得的祖物,也着实让王蕴琳喜极而泣。
而由于王蕴琳反复抚摸着翡翠扁方,久久也舍不得撒手,洪衍武好奇下经问过才知,这翡翠扁方竟然是他的姥姥留给母亲唯一的物品。
这不免让他觉得母亲可怜至极,因为父亲治病的费用虽然已经有了希望,可这件东西一旦变卖,很可能母亲终其一生也再难见到这个物件了。
洪衍武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喜忧参半的伤感。打心里说,他实在有些恨自己的无能,如果可以,他真的希望能用别的法子凑上给父亲治病的钱,能让这件东西永远陪在母亲的身边。
就这样,看着灯下独自陷入往事回忆中的母亲,听着父亲因疼痛引起的吭哧声,他也在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下,呆呆地出了神……
1977年3月24日,周一。
这是洪衍武回来的第三天。
王蕴琳一大早就用公用电话跟工厂请了假,她今天要带着扁方去各处询价。而陈力泉则用饭盒带着王蕴琳给留好的饭菜,照常去上班。
至于洪衍武,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办,那就是去公安局五处询问一下如何办理把户口从茶淀迁京的事情。
京城公安局第五处,也叫劳改工作处,即后来的京城劳改局的前身。
当年有人曾戏言,说在我国的“处长”中,谁也没有“京城公安局五处”的处长大。
这是因为这个时期,在劳改工作处管辖之下的人,包括了劳改、劳教、就业和干部、职工,总人数要在十万以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还是因为劳动教养的政策当时是“只进不出”。公安机关不但要负责抓人,监督劳教,解教之后还要负责给“教养”安排工作。
那个年代,正是就业人员对“就业政策”最不满的时候。因为历年刑满的犯人和到期的教养分子,越来越多,几乎全部留在劳改单位就业。
小小一个公安五处,可以说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随着“就业人员”越多,公安局五处的“消化不良”就越严重,这些人员的待遇也就越来越差。
比如在茶淀开头实行“就业政策”的几年,还对就业人员称为“就业职工”,可以参加工会,干得出色的,还有去北戴河休养的机会,工资一般都有四十多块。
因此大多数人都比较安定,或把家小接来,或在农村找个对象成家。
可这种好日子不长久,没过几年,“就业职工”改称“就业人员”了。不但工会被取消了,新就业的,工资一般只有三十二元,低的仅能得到二十五元。
特别是“运动”以后,“就业人员”又成了专(政)对象,年假休息一律不许外出,一年只给七天事假回家探亲,转场的时候还要用枪押送。到了这会儿,“就业人员”那才是,“有了吃的没用的,有了用的没吃的。”
于是在“运动”末期,高压逐渐减轻的情形下,“就业人员”中就发... -->>
回到福儒里后,洪衍武和陈力泉没直接进洪家的门。
而是先去西院陈力泉家拿了泉子妈的存折,跑了一趟银行,把钱都取了出来。然后再加上“邹蛤蟆”给的四百块和尤三“份儿钱”的一百块,凑上了一个整数。他们这才带着钱和东西一起回了洪家。
至于那块金表,洪衍武觉着卖也不过百十来块,还不好出手,就说服陈力泉先留下了。而此刻他们俩身上的全部财产,也就是尤三“份儿钱”剩余的八十多块了。
毕竟是这么大的人了,身上总不能净光净。又考虑到还得外出办事,免不了要些交际开销。于是这点儿钱洪衍武也就没上交,而是二一添作五,和陈力泉一人一半,把这点儿“叶子”给“劈”了。
而那些同样来自尤三的票证因为说不清来路,自然也没法交给家里,还得暂时搁他自己手里。
就这样,傍晚六点钟左右,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厚厚一沓子大团结和包在黄绫子里的翡翠扁方,兴冲冲地走进了洪家的堂屋。
可满心欢喜的他们,没想到才刚一打开门,还没来得及拿出东西来,王蕴琳就一下子迎了过来。
王蕴琳并不是看洪衍武是不是带着扁方回来了,而是看儿子的脸,使劲地看,似乎不太相信这是洪衍武的脸。好像自己的儿子能回到家里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是一件很难以置信的事似的。
这一下就把洪衍武满载而归的情绪全弄没有了,他的心里极为酸涩,根本不用再说什么,他就明白母亲一个下午都在为他提心吊胆。
“妈,东西我拿回来了。您看看……”
果然,见洪衍武掏出那黄绫子包裹的一刻,王蕴琳非但没一点高兴的样子,反而愈加惊惧。
“你……真的去了……伤人了没有?出事儿了?”王蕴琳不去接包裹,只一边着急关门,一边急切地询问。
“洪大妈(旧日妇女从夫姓,所以对王蕴琳这代人,往往惯以其夫姓氏称谓),您放心,我跟小武去的,一点儿后遗症没有,小武今儿的事儿办得相当漂亮……”
最后还是陈力泉接过了话茬,然后一五一十把今天的经过跟王蕴琳讲述了一遍。
陈力泉是整条胡同有名儿的实诚人,不同于瞎话张嘴就来的洪衍武,他这人一说谎就紧张结巴,所以见他如此坦然的描述,王蕴琳还是相信的。
听闻邹顺才已经落魄成如此境地,王蕴琳最终安心地长舒了一口气,她再望向儿子的目光也就由忧虑、恐惧变成了欣慰和欢喜。
那一天晚上,不仅以陈力泉名义凑上的一千块钱让王蕴琳份外感动,称谢不已。而且能再次见到失之复得的祖物,也着实让王蕴琳喜极而泣。
而由于王蕴琳反复抚摸着翡翠扁方,久久也舍不得撒手,洪衍武好奇下经问过才知,这翡翠扁方竟然是他的姥姥留给母亲唯一的物品。
这不免让他觉得母亲可怜至极,因为父亲治病的费用虽然已经有了希望,可这件东西一旦变卖,很可能母亲终其一生也再难见到这个物件了。
洪衍武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喜忧参半的伤感。打心里说,他实在有些恨自己的无能,如果可以,他真的希望能用别的法子凑上给父亲治病的钱,能让这件东西永远陪在母亲的身边。
就这样,看着灯下独自陷入往事回忆中的母亲,听着父亲因疼痛引起的吭哧声,他也在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下,呆呆地出了神……
1977年3月24日,周一。
这是洪衍武回来的第三天。
王蕴琳一大早就用公用电话跟工厂请了假,她今天要带着扁方去各处询价。而陈力泉则用饭盒带着王蕴琳给留好的饭菜,照常去上班。
至于洪衍武,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办,那就是去公安局五处询问一下如何办理把户口从茶淀迁京的事情。
京城公安局第五处,也叫劳改工作处,即后来的京城劳改局的前身。
当年有人曾戏言,说在我国的“处长”中,谁也没有“京城公安局五处”的处长大。
这是因为这个时期,在劳改工作处管辖之下的人,包括了劳改、劳教、就业和干部、职工,总人数要在十万以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还是因为劳动教养的政策当时是“只进不出”。公安机关不但要负责抓人,监督劳教,解教之后还要负责给“教养”安排工作。
那个年代,正是就业人员对“就业政策”最不满的时候。因为历年刑满的犯人和到期的教养分子,越来越多,几乎全部留在劳改单位就业。
小小一个公安五处,可以说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随着“就业人员”越多,公安局五处的“消化不良”就越严重,这些人员的待遇也就越来越差。
比如在茶淀开头实行“就业政策”的几年,还对就业人员称为“就业职工”,可以参加工会,干得出色的,还有去北戴河休养的机会,工资一般都有四十多块。
因此大多数人都比较安定,或把家小接来,或在农村找个对象成家。
可这种好日子不长久,没过几年,“就业职工”改称“就业人员”了。不但工会被取消了,新就业的,工资一般只有三十二元,低的仅能得到二十五元。
特别是“运动”以后,“就业人员”又成了专(政)对象,年假休息一律不许外出,一年只给七天事假回家探亲,转场的时候还要用枪押送。到了这会儿,“就业人员”那才是,“有了吃的没用的,有了用的没吃的。”
于是在“运动”末期,高压逐渐减轻的情形下,“就业人员”中就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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