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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父亲一封信，我才记起，离开家庭已经四五个月了，父亲关心我的学业，我的身体，问我是否恪守着“慎独”的嘱咐。父亲的很合规范的文言体书信，功夫独到的小草墨迹，把一个遥远的记忆勾回到我的心里来了。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陈旧。
班级之间的篮球比赛正在进行，我继续履行我的衣服架子的职责，父亲的信装在口袋里，赛场上激烈的竞争牵动着我的神经。有人在拉我的胳膊，我一回头，是田芳。什么事，等不到球赛结束吗？我实在不能从这紧要关头走开。她却拉着我的袖子，硬把我从人窝里拽出来。
“告诉你一件事。”她说“县宣传部来人通知学校，让我们的白毛女歌剧下乡宣传演出。”
“真的吗？”我忙问。
“真的。”田芳说“王老师刚才告诉我，让我叫你去，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演出呢？”我问。
“寒假里。”田芳说“马上要放假了。”
我和田芳找到王老师的房子，完全证实了这件事。这无疑是一件光荣的任务，王老师也很高兴，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什么困难也没有，只是应该回一趟家，放假后就没有时间了，王老师批给我两天假，让我考试前赶回学校，下周就要期终考试了。
“你这次回去，你爸可能要认不出你了。”王老师笑着说“你把老先生能吓一跳！”
田芳瞅着我，抿着嘴笑。我也笑了。
从王老师房子出来，我又朝操场走去，仍然惦记着速成二班的最后的胜输。田芳狠狠拽了我一把：“那么球迷呀！我还有事儿跟你说。”
我只好站住。
“你把募捐时记下的花名单给我。”她说。
“要那做啥？”我问。
“有用。”
“干啥用？”
“你别管。”
“你不说清楚，我不给你。”
她无奈了，只好说：“我要保存下来。待我毕业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我要加倍给每一个募捐的同学偿还！”
“噢！这样——”我说“这样不好。”
“为什么不好？”田芳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很不安呀！”
“那样起码在我，就伤心了！”我说。
“你伤什么心呢？”她问。
“我们募捐，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封建婚姻的反抗。”我说“那些外班的同学，有的根本和你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你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为啥自动捐款呢？你想想”
“我明白。”她说“即使这样，我也应该偿还。同学们的心意我明白”
“当然，怎么处理这件事，由你决定。”我说“不过，你千万别给我偿还什么钱！”
“那好吧！”她沉吟说“你把那个名单给我，我要保存，比什么东西都珍贵了！”
“这倒好！”我说“我抄出一份给你，我也保存一份。过多少年，看见这名单的时候，心里会是怎样呢？啊这是几百颗心呀！”
“你说得多好！”田芳眼里浮出动人的泪光，声音低低的，抖颤着说“比金子还贵重的心呀！”
从学校吃罢早饭就动身，回到东源上的我的老家杨徐村的时候，暮云四合了。冬日天短，又是步行，八九十里路走回来，整整用了一天时光。我的心情很好，离家几近半年，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站在门口，门楼兀立在寒冷的暮色里，那令整个家族引以为自豪的“读耕传家”的门匾题字，有点孤寂，也有点过时黄历的冷漠，我走进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和我的媳妇住的那间厢房，传出牛粪和牛尿的混合气息，我一探头，就看见一头黄牛正在槽头嚼草舔料。走进上房，父母住的房子从中间隔开了，分成两间住屋了。父亲正在小小的南间屋的火炕上坐着，抽着烟，母亲在炕的另一头坐着。天气寒冷，人都坐在炕上了。
昏黄的煤油灯焰下，父亲伸着脑袋，辨认着我。我叫了他一声。他惊喜地从炕上下来，坐在椅子上，就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母亲也溜下炕来，走出门去，从门外领着我的媳妇进来了。
“先生，你擦擦脸。”她把洗脸水放到我面前。
她还叫我先生，这是结婚以后她对我的称呼，而今我不是先生，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了，她还那么叫，听来已经恍若隔世了。
“先生，你想用啥饭？”她在身后问。
“随便做点吃的。”我说，听见她又在问母亲，究竟该做什么饭。我的答复反倒使她为难了。母亲总算点出清汤细面的食谱，她轻轻走出屋子去了。我心里清楚，她的言语和行为举措，全是结婚后到我家里养成的。请人洗脸叫“擦脸”洗手叫“净手”吃饭也说成“用饭”全是我父亲的家规。这些我过去司空见惯的东西，现在听来倒有一种好笑的味道了。
父亲在灯下伸着脖子，瞅着我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我从家里走出去时，穿的是一件蓝袍，小包袱里装着一件备换的蓝袍，头上戴的是礼帽。父亲现在是第一眼看见我穿着的列宁服和头上的八角帽子，就那么狠看。
“你把蓝袍换了？”父亲问。
“换了。”我心里有点忐忑，父亲会生气吗？“我是用蓝袍改的这身衣服。”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亲笑着点头说“而今先生不兴穿袍子了。”
我的心里高兴了，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坐在炕边上，和父亲聊起家常。
在我离家的半年里，家庭分化瓦解了。父亲很伤心，说人心不古了，民风不朴了，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捣他的鬼。土改时，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看看再无什么风险，政府一股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忘记了，要买牛，要置地，要增盖房屋，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争论时有发生，矛盾难以掩盖，终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种变故，不屑地说“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时弄不清家庭里的谁是谁非，不好掺言，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既然过不下去，各家... -->>
接到父亲一封信，我才记起，离开家庭已经四五个月了，父亲关心我的学业，我的身体，问我是否恪守着“慎独”的嘱咐。父亲的很合规范的文言体书信，功夫独到的小草墨迹，把一个遥远的记忆勾回到我的心里来了。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陈旧。
班级之间的篮球比赛正在进行，我继续履行我的衣服架子的职责，父亲的信装在口袋里，赛场上激烈的竞争牵动着我的神经。有人在拉我的胳膊，我一回头，是田芳。什么事，等不到球赛结束吗？我实在不能从这紧要关头走开。她却拉着我的袖子，硬把我从人窝里拽出来。
“告诉你一件事。”她说“县宣传部来人通知学校，让我们的白毛女歌剧下乡宣传演出。”
“真的吗？”我忙问。
“真的。”田芳说“王老师刚才告诉我，让我叫你去，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演出呢？”我问。
“寒假里。”田芳说“马上要放假了。”
我和田芳找到王老师的房子，完全证实了这件事。这无疑是一件光荣的任务，王老师也很高兴，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什么困难也没有，只是应该回一趟家，放假后就没有时间了，王老师批给我两天假，让我考试前赶回学校，下周就要期终考试了。
“你这次回去，你爸可能要认不出你了。”王老师笑着说“你把老先生能吓一跳！”
田芳瞅着我，抿着嘴笑。我也笑了。
从王老师房子出来，我又朝操场走去，仍然惦记着速成二班的最后的胜输。田芳狠狠拽了我一把：“那么球迷呀！我还有事儿跟你说。”
我只好站住。
“你把募捐时记下的花名单给我。”她说。
“要那做啥？”我问。
“有用。”
“干啥用？”
“你别管。”
“你不说清楚，我不给你。”
她无奈了，只好说：“我要保存下来。待我毕业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我要加倍给每一个募捐的同学偿还！”
“噢！这样——”我说“这样不好。”
“为什么不好？”田芳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很不安呀！”
“那样起码在我，就伤心了！”我说。
“你伤什么心呢？”她问。
“我们募捐，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封建婚姻的反抗。”我说“那些外班的同学，有的根本和你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你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为啥自动捐款呢？你想想”
“我明白。”她说“即使这样，我也应该偿还。同学们的心意我明白”
“当然，怎么处理这件事，由你决定。”我说“不过，你千万别给我偿还什么钱！”
“那好吧！”她沉吟说“你把那个名单给我，我要保存，比什么东西都珍贵了！”
“这倒好！”我说“我抄出一份给你，我也保存一份。过多少年，看见这名单的时候，心里会是怎样呢？啊这是几百颗心呀！”
“你说得多好！”田芳眼里浮出动人的泪光，声音低低的，抖颤着说“比金子还贵重的心呀！”
从学校吃罢早饭就动身，回到东源上的我的老家杨徐村的时候，暮云四合了。冬日天短，又是步行，八九十里路走回来，整整用了一天时光。我的心情很好，离家几近半年，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站在门口，门楼兀立在寒冷的暮色里，那令整个家族引以为自豪的“读耕传家”的门匾题字，有点孤寂，也有点过时黄历的冷漠，我走进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和我的媳妇住的那间厢房，传出牛粪和牛尿的混合气息，我一探头，就看见一头黄牛正在槽头嚼草舔料。走进上房，父母住的房子从中间隔开了，分成两间住屋了。父亲正在小小的南间屋的火炕上坐着，抽着烟，母亲在炕的另一头坐着。天气寒冷，人都坐在炕上了。
昏黄的煤油灯焰下，父亲伸着脑袋，辨认着我。我叫了他一声。他惊喜地从炕上下来，坐在椅子上，就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母亲也溜下炕来，走出门去，从门外领着我的媳妇进来了。
“先生，你擦擦脸。”她把洗脸水放到我面前。
她还叫我先生，这是结婚以后她对我的称呼，而今我不是先生，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了，她还那么叫，听来已经恍若隔世了。
“先生，你想用啥饭？”她在身后问。
“随便做点吃的。”我说，听见她又在问母亲，究竟该做什么饭。我的答复反倒使她为难了。母亲总算点出清汤细面的食谱，她轻轻走出屋子去了。我心里清楚，她的言语和行为举措，全是结婚后到我家里养成的。请人洗脸叫“擦脸”洗手叫“净手”吃饭也说成“用饭”全是我父亲的家规。这些我过去司空见惯的东西，现在听来倒有一种好笑的味道了。
父亲在灯下伸着脖子，瞅着我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我从家里走出去时，穿的是一件蓝袍，小包袱里装着一件备换的蓝袍，头上戴的是礼帽。父亲现在是第一眼看见我穿着的列宁服和头上的八角帽子，就那么狠看。
“你把蓝袍换了？”父亲问。
“换了。”我心里有点忐忑，父亲会生气吗？“我是用蓝袍改的这身衣服。”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亲笑着点头说“而今先生不兴穿袍子了。”
我的心里高兴了，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坐在炕边上，和父亲聊起家常。
在我离家的半年里，家庭分化瓦解了。父亲很伤心，说人心不古了，民风不朴了，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捣他的鬼。土改时，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看看再无什么风险，政府一股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忘记了，要买牛，要置地，要增盖房屋，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争论时有发生，矛盾难以掩盖，终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种变故，不屑地说“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时弄不清家庭里的谁是谁非，不好掺言，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既然过不下去，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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